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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不怕死，不要命。用湖南话说，就是：“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中既有屈原投江以死明志的情结，也有贬官文化移民文化蕴涵的反抗精神。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产顺民，南方产刁民。
为什么南方产刁民？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而南方人多被视为“化外之民”。南方人本来就生活在偏见之中，逆反心理颇重。何况天高皇帝远，但凡有鞭长莫及的时候，南方人就会蠢蠢欲动，反抗残暴的专制统治。
历朝的专制统治者们，对湖南的刁民非常头疼。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起义到乾嘉苗民暴动，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而起、血染刀刃的喊杀之声。太平天国是广东人和广西人发起的运动，湖南也有不少人加入。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军，有时就是湖南人之间的厮杀。到了湖南人兴起维新运动继而致力于推翻帝制的时候，湖南一地更是烽火四起，帮会组织反清复明，革命党人响应武昌首义，在北伐中又成为全国的农运中心。在抗日战争中，湖南成为与日军拉锯搏斗的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湖南，这块红色的热土才安静下来。
湖湘文化怀抱着野性与文明，就是因为湖南人的精神包含着以上罗列的十大特质。这些特质既可以令人感到野性的炽热、自然、张扬、酣畅和放肆，又令人感受到进步、开化、包容和阳光。湖南人的质朴激情、强悍粗犷，是一种强大的原始生命力量，湖南人的开放务实、兼收并蓄和热爱真理，又是在思想和文明指引下的执著追求。
湖南人的精神是运动着的、不定型的、与时俱进的，随时准备着更新与丰富，使湖南人像一团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人类文明的成果。
湖南人的精神，不会停留在一种秩序和平衡。湖南人从原始的冲动中获得提升的动力，向更高的文明攀登。沈从文说湖南人是乡下人，他说出了湖南人精神中原始的一面，但他自己非常看重名士风度，在大城市上流社交圈中如鱼得水，说明湖南人渴望站在文明的巅峰上。
在现代文明使人类的体质与精神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的时候，原始的野性显得弥足珍贵。湖南人似乎是懂得这一点的，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他们没有剔除骨子里残存的那点野性，而是炫耀着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蛮性，把生命的原始特质看得那么高贵，那么稀罕。他们心里永远珍藏着一幅高更风格的图画，那是不着人文痕迹的大自然，是急流险滩的江水，是呼啸猿啼的山林，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大湖，是白云翻滚犹如万马奔腾的苍天。
耕读文化的乌托邦，是秦时明月的桃花源。让时光凝滞在一个原始的时空，是为了保留曾经有过的天真和淳朴。湖南人用幻想来强迫文明停止向前迈去的脚步，他们不是真要去阻止历史车轮的滚动，只是为了珍藏心中那一份生命本初的感动。
在宋代以前，屈原、贾谊和柳宗元对湖湘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是贬官，又各有鲜明的主张和伟大的情怀，他们的个人魅力，足以为湖湘文化增添一种旋律，丰富一抹色彩。他们没有规范也没有压抑湖南人带有野性的精神，而是使之更加激扬。
楚国对湖南的统治，使湖南土著与外来的楚人融合，而屈原的精神，点燃了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秦朝的统治没有使湖南人屈服，倒是包括湖南人在内的楚人，使秦朝走向了灭亡。自汉代以后，湖南人受到贾谊的影响，唯耕与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其间，湖南继续接纳着外来的人口和文明，湖湘文化仍然以一种带有原始野性的文明形态在湖南本地延续，却没有引起外地人的注意。湖南一地，尽管在汉代出过蔡伦，在三国时代出过蒋琬，在唐代出过大书法家欧阳询与怀素，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湖南正在酝酿着一种力量，将会催生出大批的人才。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1）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
湖湘文化充满了激越的进取精神。到了距今大约一千年的时候，湖湘学派的创立，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理性和思考的成分。
由于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有着无法分割的渊源，因此，岳麓书院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论坛。
岳麓书院正式创立于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然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岁月，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的称号。
一千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与湖南人三百万年的历史相比，却又非常短暂。不过，岳麓书院千年的历史，已经使它超过了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年龄，也足以使它留下朱熹、王阳明、周敦颐这些大学者的足迹，使它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了岳麓书院许多的殊荣，中国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从它的院舍里，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文明开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志士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都在岳麓书院接受过培训。岳麓书院靠着这些精英，证实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预言。
有人说，岳麓书院之于中国，就好比牛津和剑桥之于英国，哈佛与耶鲁之于美国。还有人说，岳麓书院对于人才的造就，胜过北大和清华。这些话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岳麓书院值得湖南人引以为自豪，总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岳麓书院，在教育体制上当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表达书院精魂“实事求是”的匾额，依旧巍然高悬。它在呼唤人们保持一种朴素的学风，在千年以后的今天，继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岳麓书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学派的一个象征，但也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岳麓书院没有成为某一个学派的圣殿，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湖湘文化吸收各种学识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无其器则无其道”；既可以在这里萌生政治改良的念头，也可以立下经世济用的宏愿；这里响起过维新志士的声音，也曾回荡着推翻帝制的呐喊；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在这里最早燃起中国人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由于岳麓书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岳麓书院是一个论坛，它又得以成为一个容许学子们自由吸取各种学派思想精华的教育基地。它的这种功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思维的湖南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也为湖南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出了一条先河。
岳麓书院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建立了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以鲜明的特色在全国引起关注的时期。这个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年间一个地道的湖南人，但是因为他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对湖南本土的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南宋，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仿佛是为了使理学回归故土，把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张轼，也从四川来到湖南，致力于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张轼这个人的生平，人们似乎知之不多。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一首题为《立春偶成》的诗，就是张轼的作品。当代人喜欢这首诗，大约是因为这首诗不仅给人以热爱生活的美感，同时也有能催人上进的缘故：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大约就是从胡安国父子和张轼的时代起，湖湘文化中开始注入了理性的成分。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这个学派把“理”当作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学派是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在长沙地区形成以后，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福建崇安人。1097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迁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六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如果仕途顺利，也许他就不会研究学问。但他在官场中混得不好，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2）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年间，即公元1127年到1130年之间，率领家人和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书院，由此在湘潭前后居住了三十年。然后，他又在衡山山麓开办了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
由于胡安国的弟子门人众多，湖湘学派就奠定了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1138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 1125年，二十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朱良桥乡的灵峰书院讲学。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这样一来，湖湘学派形成了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完全奠定了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在胡宏教授的学生中，张轼、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轼，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四川绵竹人张轼，宇敬夫，号南轩。他的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轼少年时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张轼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过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轼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轼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
张轼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谈，强调道德实践，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当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1165年，张轼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轼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有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