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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顺着历史的线索往上追溯。在汉代以前，湖南因为它的蛮荒，很少有人自愿涉足，通常是人们被迫逃生的地方。中原大地上每一次发生恶战，都有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这里。
湖南是蛮荒之地，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则被称为“蛮族”。在这里，我们两次看到了“霸蛮”中的那个“蛮”字，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到“霸蛮”一词和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由来了。
什么是血性？（3）
在商朝和周朝，天子将长江以南三苗后裔蛮族居住的土地封给了吴、楚两大诸侯国，这里成为两国的势力范围。太伯初到江南时，得到一千多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比吴国晚了大约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国封给熊绎的。
吴国和楚国建立以后，对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吴国认同了黄河文明，其中特别是周文化。吴国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自觉地吸收了黄河文化。楚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楚国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时，打出蛮夷的旗号来吓唬对方，而在要求周朝给自己以王的称号时，也以蛮夷而自居，以此来要挟周天子。楚国人把蛮夷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正统。这样楚国人发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声音，作为周朝人的异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备，甚至产生敌对情绪。这种情况，有点类似美国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这样一来，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视。但是楚人并不以为耻，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着“蛮”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司马迁在谈到吴国和楚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在现代人的概念里，荆与楚这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因此荆蛮和楚蛮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马迁对吴国的蛮族只称“荆蛮”，对楚国的蛮族只称“楚蛮”。可见，司马迁将荆蛮与楚蛮划分开来了，而且划分得十分清楚，十分严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条时间的界线，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吴国之前和以后来做划分。在太伯建立吴国以前，江南的蛮族通称荆蛮，太伯建立吴国之后，司马迁就将他们改称“夷蛮”，或干脆把他们叫做“吴”了。名称的变换表明了实际情况的变化。变化是什么？蛮人中有一部分和吴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则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迁移到湖湘一带的，就构成了楚蛮的一部分。
楚蛮文化是湖湘文化割舍不断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态。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个“蛮”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环境，所谓“沅有芷兮醴有兰”；有充满原始风趣的服饰，所谓 “被薜荔兮带女罗”；也有朴实蒙昧的民风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类向大自然讨生存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就是所谓的“荜路蓝缕”。
在“蛮”文化原始的野性中，为了捍卫独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种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后来在湖湘文化中发展成为爱国主义精神。楚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的爱国主义，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蛮性，执著着这种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出这个预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这种执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还渗透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绎立国荆山，是为了自强，此后楚人为了独立和自由，一直在奋发图强。楚人对于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们说，过去齐国、晋国、鲁国和卫国受封时，都接受了宝器，为什么唯独我们受封就没有宝器呢？为了争回公道，楚国多次兴师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变得强大起来。后来，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秦国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并不甘心被人吞并。后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果然应验，秦朝竟然正是为楚人所亡。历史告诉我们，湖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蛮劲，特立独行、自强不息，虽九死而不悔。
这个时期来到湖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作品对湖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他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怀王听信谗言，把他贬到沅湘。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人司马迁高度称赞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吴楚材、吴调侯在浙江绍兴编辑了一本供全国各地私塾学习的课本《古文观止》，其中收录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古文观止》收录了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的《怀沙之赋》。许多学者认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于屈原这位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发展，也将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贯穿了始终。
秦朝一统四海之后，凿灵渠，置桂林郡，无数中原百姓被迫迁徙到五岭两侧，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荆湘一带，而不得志的文人骚客，也被罢官流放到这里。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怀一概接纳。于是，大量的汉人开始与三苗部落的后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也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什么是血性？（4）
可以设想，无论是流离失所的百姓，还是牢骚满腹的文人和怨气冲天的罪犯，来到了湖南，都必须辛勤地劳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他们必须不畏艰难，应对命运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心里对压迫者始终充满反抗的情绪。他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由自己的命运而联想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罗江投江自尽的屈原遭到贬谪的身世，和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最容易触动他们的心。这样，湖南人霸蛮的血性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而他们也给湖南原有的居民们带来了要在逆境中奋起的顽强意志，和对命运、对天下大事的关怀与思考。
汉代以来，继续有不得志的中原人来到湖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来到湖南的文人们，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推动者和代言人。贾谊不得志，屈居在长沙；李白浪迹天涯，流踪于湘水；柳宗元被贬谪，任官于永州；范仲淹忧心忡忡，叹怀于巴陵……这些迁徙、流放、浪游而来的外省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文化，推动了湖南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湖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的地方。明朝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后，大批的江西人迁移湖南，史称“江西填湖广”。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来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与江西人从此结下了解不脱的渊源，而江西人对湖南的钟爱，大概就是起源于此。山民本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则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也就是都得“霸蛮”。不“霸蛮”，叫人怎么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发生人口迁移的大规模“填湖南”的事件多达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历史变迁，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给湖南人留下了好斗的种子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开垦蛮荒之地的艰辛锻炼了湖南人霸蛮的意志，屈原为湖南人提供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那里遗传下来的贬官文化，经过历代贬官的继承和发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种催动人们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湖南人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会将霸蛮的性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糅合在了一起，构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为驱动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动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说说而已。湖南的省会长沙，是一个充满着血腥的城市。翻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荡，都没缺少长沙这个角色。但长沙在血雨腥风中始终昂扬着头，长沙不承认自己的悲壮，喜欢别人恭维它的顽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狂言：中国幸亏有个湖南，湖南幸亏有个长沙！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长沙》，使长沙声名远扬。
长沙的顽强，数不胜数。
1179年，辛弃疾任长沙知府，时值金军大举南犯，山河破碎。辛弃疾发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呼声。长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这位文人——他能守住长沙吗？事实说明，他率领“飞虎军”抵抗金军，成为维护南宋政权的重要军事支柱。
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潭州军民在李市的率领下，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保卫战。三千长沙的守军大战数万元军，百分之百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坚守了好几个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元军虽然恼怒于长沙的顽强，但也慑于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后，悉心安抚，约束士兵，不许滥杀无辜。
长沙之所以顽强，之所以不畏强暴，不怕流血，因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会有贾谊，就会有王船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国近代以谭嗣同和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颈就义，或投水自尽，就是三闾大夫的风范遗传。
岳麓书院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这座千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难望其项背。几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从岳麓书院毕业，或参加革命以后来此系统进修，或流连于它的边缘受到熏陶。岳麓书院北宋时就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川绵阳人张轼在这里执教，还专门跑到福建武夷山将他的好友朱熹请来，朱、张会讲，一时轰动；朱张渡，爱晚亭，诗意盎然。最后朱熹也爱上潇湘大地了，六十三岁还奔长沙而来，出任荆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说长沙的岳麓山上尽是一些坟墓。而这座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就是因为这些坟墓。这些坟墓是国宝，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黄兴、蔡锷、焦达峰、陈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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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血性？（5）
这里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归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发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军、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将九州搅得天翻地覆。
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慨然北上，去从事维新变法。
一批批辛亥革命的元勋，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刘道一、刘揆一、秋瑾、陈天华、焦达峰……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去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王辏г恕⒀疃取⑻费雨＇等人，也从岳麓山下出发，要使君主立宪制奏出近代中国风采的交响。
一批批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在这里学习、锻炼、辩论、思索、探讨，到湘江中流击水，开创出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的杰出湖南人，无一不在长沙，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接受湖湘文化的洗礼。近代湖南的仁人志士太多太多，他们都是湖南的骄傲，长沙的骄傲。
在清末乱世和随后的革命年代，杰出的湖南人都是斗士型的，如同外国小说中的牛虻。他们推崇意志力，主张人定胜天，做事喜欢讲个人主动性，反对摆困难讲条件。所以，外省人又送给湖南人一句话：“湖南人天生就是打天下的主”。
有血性的湖南人自然是尚武的。他们崇尚的是武林中的侠者风范。黄兴和蔡锷身上，都有维护正义的侠气。湖南人爱读《刺客列传》，爱读武侠小说。少林寺在河南，武当山在湖北，湖南虽没有武林名门正派的圣殿，却成了全国最大的武术基地，基本上县县有武馆，市市有武校。
湖南人的武功是否一流，没有见过权威的鉴定。金庸笔下的洞庭派和衡山派，似乎武功未臻化境，行事也不很光明正大，但那只是小说罢了。要说实在的情况，既然清末湘军打仗也要靠拳脚和刀枪，而湘军又是那么善战，湖南人的武功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不管怎么样，湖南人好习武、好从军，是祖辈相传的习惯，与外省人“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大不相同。沈从文仿效托尔斯泰弃武从文，只是一个特例。湖湘子弟应征入伍，是一家人的荣耀，往往要摆酒庆贺，在湖南人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