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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前夕，彭德怀邀他毕业后仍回原部工作，由他来办一个随营学校。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在南县成立，黄公略任校长。第一期学员尚未结业，独立第五师奉命开往平江，黄公略调任第三营营长。平江起义爆发，黄公略率第三营参加，被任命为红军第四团党代表，并当选为红军第五军党委委员。
黄公略的红四团在平江遭到敌人六个团围攻，损失很大，只剩下两百多人，改为教导大队，黄公略降任大队长兼党代表。向井冈山推进途中，红五军遭到敌军前堵后追，伤亡很大，剩下不到一千人，全军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黄公略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率领第二大队在平江、浏阳和万载边境活动。
随后，红五军和工农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黄公略任第二纵队纵队长。不久，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第四、第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向南突破敌军包围，朝井冈山进发。黄公略留下来统一指挥其余的三个纵队，坚持游击战争。他先后发动了毛田、鲁家湾、金坑等暴动，消灭了不少反动武装。他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击、彼合我散、彼散我合、避实就虚和声东击西等战术，先后在浏阳的官渡、万载的高村和大黄茅等地同敌人作战，连战连胜，把经验写成了《游击战术》小册子。红色区域出现了全面复兴的局面。
何键惊惶不安，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黄公略，赏金不断升级，由一万元、五万元增加到十万元。
彭德怀率领四、五纵队回到边区以后，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区支队会合。两部合编，仍称红五军。
彭德怀和黄公略率领第一、第三纵队向南游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时，请黄公略去当军长。从此，黄公略独立领导一支新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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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与文明：无湘不成军（2）
红六军全军约三千人，成立不久，首战就攻克了吉水县城。随后在吉水的水南以及吉安的值夏和赤家山一带，全歼国民党一个独立旅。此后，黄公略将红六军分布在赣西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对黄公略及红六军所做的贡献，做了高度的评价：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后来，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黄公略任军长。红三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直接领导下，成为红军主力部队。红三军在奇袭文家市、抢占醴陵、攻打吉安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第一次反“围剿”，红三军在有名的龙冈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率先冲锋，一举生俘湘军张辉瓒师的警卫营，为全歼湘军第十八师、活捉张辉瓒立了大功。第二次反“围剿”，红三军独当一面，“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举包围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部，捣毁“围剿军”指挥机关，为五战五捷首开胜局。第三次反“围剿”，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老营盘一战，又取得歼灭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
当时，在各红色区域，人们将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把他们当成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
黄公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定捍卫者。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在李立三影响下，中共江西省委中的少数人坚持要打南昌，反对毛泽东“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有的不顾大局，借肃反问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公开挑拨离间。
大敌当前，红军面临分裂，黄公略挺身而出。他与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表公开信：诱敌深入的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右倾等于无的放矢”。他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在共产党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
他对亲属的态度，也反映了这种“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的立场。蒋介石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坐卧不宁，想对黄公略进行策反，命令何键将他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在报纸上大造舆论，说“黄公略既将母亲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他派黄公略同父异母的长兄黄梅庄为说客，携带银洋一千五百元和蒋介石及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
黄梅庄进入苏区，彭德怀听说黄公略的哥哥来了，以礼相待，叫伙房炒了几个菜，陪他喝了几杯酒。彭德怀听他说了来意后，没有与之续谈，令左右将他关起来，随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由黄公略处理。”当方面军总部写信征求黄公略对其兄的处理意见时，他关门闭户想了一整天，最后不顾母亲和妻子还在敌人手里，给方面军总部复信：“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彭德怀深深感动，令保卫部部长砍下黄梅庄的脑袋，把头装在箱中，让那个吓得半死的跟班送回南昌。
何键气急败坏，他斗不过朱毛彭黄，便乞求神灵，笃信风水先生的话，派人到湘乡老虎山，趁夜挖黄公略的祖坟，把他祖父和父亲的尸骨丢进湘江。三个月后，黄公略死于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扫射，何键便附会说，这是破坏风水灵验了。
噩耗传来，湘赣根据地军民无不哀恸。苏维埃政府修建了公略亭，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和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黄公略追悼大会召开。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所写的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黄公略的事迹，是湖南人在军队中成材的一个缩影。湖南人从军，的确是改变命运的举措。在战争年代，连读书人也往往大谈打仗，形成了特殊的传统和社会风气。大批书生和布衣寒士投笔从戎，成为叱咤风云的将领。更有数十万农民放下锄头，投入军旅，由此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曾国藩的湘军在建军之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次战斗，一百人当中可以提拔三人，此后逐年增加。湘军攻克武昌一仗，就有两百多人被保举。湘军征战十二年，被提拔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保守估计，武职三品以上的大约有三万人，三品以下的则将近四万人。他们的提升主要是论功行赏，另一类是秘密奏请朝廷对特殊人才额外提拔，朝廷驳回的不到千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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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与文明：无湘不成军（3）
这样一来，湖南人便把读书和当兵当作博取功名的捷径，就连一些科学家和文人，也和湘军套近乎，或者干脆到军中混一混，有了从军的履历，升官和办事就方便了许多。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屈尊进了湘军幕府，干脆就呆在里面做研究，一住八年，为江南制造局解决许多科技问题，还翻译了许多数学专著。华衡芳也是在湘军幕府里写出了《三角数学》和《代数术》。由于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传播人物，俞樾、吴汝纶、王辏г撕屯醢捕ǖ任娜艘餐侗枷婢笥�
湘军中的大官，多数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过，他的将领可以“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湘军是有文化的军队，区别同时代的其他军队。
晋升为朝廷封疆大吏的湘军官员，彼此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同乡还不够亲，还沾一点亲、带一点故，才能稳靠。兄弟同伍的有江忠源、江忠义、江忠济和江忠树，有李续宜和李续宾，还有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和曾国华；亲家关系有胡林翼和罗泽南，罗泽南与曾国藩，曾国藩与刘蓉、郭蒿焘、李续宜和李元度；姻亲关系有左宗棠与胡林翼；师生关系则有罗泽南与李续宾、李续宜、王珍、蒋益澧和刘腾鸿。同乡加亲家，或者加上家族关系与师生关系，这些湖南大员在清末湘军和政坛上构成了一道道严密的关系网。
湘军将士有十三人做到了总督，还有十三人当上了巡抚。总督、巡抚是清代行省的最高长官。同治年间，全国行省十八个，一半以上行省的最高长官是从湘军出身。同治以后督抚擅权的局面，便是这样造成的。后来李鸿章的淮军也是“遍用乡人”，湘淮军便主宰了中国政坛，近代军阀割据自此开始。
湖南人为了成材，不怕死亡，当然也不惧怕战争。湖南有头脑，在战争中便能取胜。湖湘文化的精神，把湖南人造就为军队和战争中的骄子。曾国藩的湘军，对手是顽强的太平军，两军交战，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湘军攻打九江和安庆，攻守双方打得无比惨烈，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是这两支强大军队之间最典型的战例。北伐战争，湘军在国民革命军中占有三个军，战功卓著，令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都十分眼红。抗日战争中，在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和滇缅会战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中，湖南人的勇猛顽强和死士精神令日本人胆寒。解放战争中，湖南人在两个阵营中对垒，湖南籍的共产党人以革命的精神和智慧，摧毁了强大的对手。抗美援朝战争中，湖南人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取得了把强大的敌人打到谈判桌上的胜利。
但是，湖南人并不喜欢战争，更不是好战的人群。湖湘文化有原始的野性，更有文明的基因。湖南人虽然在军事上崛起，在战争中取胜，但湖南人的军事行为，从来都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湖南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弹奏着和平与发展的主调。他们知道，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和平能够更加持久。
曾国藩在湘军攻下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后，毫无穷兵黩武的野心，马上开始裁撤湘军，而且裁撤得相当彻底，把国家的军事重任，拱手交给新兴的淮军，这就是所谓的“淮湘代兴”。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立刻命令将士放下武器，开始屯垦，建设大西北。比起打仗来，这位湘军统帅更加热衷于开发建设和洋务运动。他令人抬着他的棺材进军新疆，也只是进行军事威慑，并没有和沙俄帝国开战，而是声援曾纪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伊犁。毛泽东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但他在公开场合经常是身着便装，举止从容，这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形象构成鲜明的对比。和共产主义老大哥相比，毛泽东也没有像前苏联的领袖一样，授给自己大元帅的军衔，更没有在胸口挂上一排排闪亮的勋章。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百年的战争中龙腾虎跃，冲锋陷阵，不是因为他们爱好战争，而是因为，江山社稷的安定需要战争来维护，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战争来推动，民族的生存需要战争来保护，国家疆土的完整需要战争来捍卫。当军人和战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湖南人便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奋斗。
湖南人不怕战争，又热衷于致力于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又有人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引申到“无湘不成事”、“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主要是外省籍的史学家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史时发出的慨叹。最早鼓励湖南人的是江西人朱熹在岳麓书院说的那句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接着讨好湖南人的是清廷侍读学士潘祖荫针对前线湘军说的那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谭其骧也说过：“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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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与文明：无湘不成军（4）
面对外省人的赞许，湖南人倒是保持着相当的清醒。甲午战争中，湘军的失败，给湖南人泼了一瓢冷水。谭嗣同说：“光绪二十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终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尔之气，亦顿馁矣。”
湖南人在清末第一次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以失败告终。但是，四十多年后，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湖南将领和士兵奋战在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和全国人民一起，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使野蛮的日本侵略军向中国举起了白旗。
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些话自有它的道理。其实，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省份。中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是不可缺少的。四川人同样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