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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新世界
不管是不是边缘
也不在意她是否能容纳我的毛躁
随意
仍旧嚎叫
一路嚎叫
李小曼读完了诗，以往我都会告诉她再看几遍，这是文人的通病——自恋。今天还没等我开口，李小曼瞧都不正眼看我一眼，她平静地说：“有对朋友见死不救，在这就知道写诗骗小姑娘的吗？”
我顿时就觉得受了委曲：“我骗谁了？”
她仿佛一只亢奋的狮子，随时都要扑过来似的，声音大到几乎在喊：“你还是人吗，是朋友你就那么在乎那点钱！”
“我怎么不是人？我就那3000块钱。好，我借他。不，我给他。那他还有6000多块钱怎么办？你给他？”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说是一个学生要失学了，一群同学用义演集来的钱让他继续念书。哪儿有那样的好事？我就没看到。那才是最骗人的诗！
李小曼更加激动了，却被我噎得半天没有一句话。
“我自己的小说也不是被毙了吗？我痛苦的时候谁他妈安慰我来着？编辑部天天要青春小说，老子心理年龄测试都他妈过40的人了，哪还知道什么是青春？我也想有钱，我身边的人有个依靠，那多牛啊！可我不也就是一小人物？天天看编辑脸色写东西？我想认真点当一作家，可是谁他妈在乎我的想法？作家太多了，写他妈几个字就是作家。我就这点钱了，你看能用你就用，不能用就算了。”
李小曼的声音收拢了，气色也平和了许多：“这不是来找你想办法嘛，大家都没主意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快要上课的时间，说：“下午的课还上吗？”
李小曼看看我，说下午的课没人帮着“喊到”。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先回去上课了。这节课还是“小胖”一个人在讲台上讲传播学，喋喋不休的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在中文系，最无聊的是写作课，老师会用一节课时间去讲怎样描写学校的一个广场，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写得好。老师不知道，教室里还有一个男生在继续写着中国版的《洪堡的礼物》。当我们在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电影的最后，姜文的一句“古伦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固定的模式中变化着。而我们的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只是把电影中“欧巴”的台词改成了“傻×”。
而我这首诗呢？应该什么都不是。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一度为之奋斗的写作事业竟是那么的做作。它像玩笑一样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多少真情在上面。当我知道我的事业心也和我的爱情一样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搭配时，我想，我还能在什么事上认真起来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农民们都开始收稻子，一茬茬的稻子种下去时都是苗，收获时就都是稻子了。可是写文章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广种薄收的日子太多了。这话也许说得太片面，有的会赚钱的作家，种几亩狗尾草，秋天的时候，也会有人去田里抢着吃。而若是个认真的作家，不管施了多少肥在里面，也避免不了青黄不接的结果。
朝酒晚舞十四（2）
生活上的青黄不接，最多也就如赵树理写的那样，多点债务，借几石米过日子，或者给地主打几个月的长工。如果命好点，遇上红军进城，债务一下子都清零了，倒也安生。精神上的青黄不接，就有几分吓人的可怜了。当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都去狗尾草地里去抢食的时候，才能看出疯狂的所在。
写文章真的太累了，写了两年了，身心俱疲。有的时候想写点爱情故事，可就是没有人家写的纯。有时候自己做梦也做得和别人不一样，说的梦话也有文学水平。舍友们第二天都会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说什么了，有一句最经典的一定要说：“同样是写婚外情，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就成了名著了？”
看来写作终究不是速成的，命运的天平也不是只给自己倾斜的。即使出了几个少年作家，被媒体吹得玄之又玄，但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份量，也只有行里边的人能掂量明白。朱赫曾经问我：“你个大作家怎么考这儿来了？考哪儿不比这学校强啊？”
我告诉他：“当时一个艺术院校面试的老师问完我问题后，对我说：‘我们家缺车。’我顿时一冲动，就问他：‘你要永久还是飞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朱赫笑了，他笑我太激动，太容易愤慨，换句话说就是对什么事情都太在意了。
其实大可不必，我们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简单的二元世界里，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世界简单点。朱赫就是一个乐于理解的人，而我习惯被别人理解。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艺术家，所以来这所大学也不觉得多屈才。至少这所学校里的女生最多天天想的是怎么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而不是打算几十个人脱个干净，裸体排个圈然后说自己是行为艺术。记得当初有位仁兄在上网看到这则新闻时说：“知道衣服是干什么的吗？那是冷的时候穿的。这帮娘们儿也就是敢在广州那边招摇过世，有能耐三九天到哈尔滨来。咱们这冬泳那好歹还是个挺健康的体育运动，我就不信这帮孙子敢零下30多度的跑这装亚当夏娃。”
朝酒晚舞十五（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无论是我还是李小曼，或是朱赫都在冥思苦想如何能弄到钱，但毫无疑问，我们中没有人能在两个月内弄到至少5000块钱。朱赫学会了发呆，他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读文学，朱赫的状况就是一个重伤后被人抬到医院但是没人给缴住院保证金的垂危者，光有人奉献几升鲜血是不够的。也许卖血可以支付这笔钱，但我知道我做不到，可是我也知道，李小曼能。
也许大学毕业时我们会像学长们一样感叹大学四年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但找工作时，公司的领导唯一会看的就是我们手中的各种证书。这就是我们的大学。
那时候朱赫每天都在网上游览着各种新闻，而其他人则都已经进入复习，着手准备着期末考试了。
某天，朱赫急匆匆地找到我。当时我正在看钱理群写的《鲁迅作品十五讲》。这本书是一个老头讲解一个年轻人一样的老头的书，看得我几乎要睡着了。朱赫兴冲冲地跑进来，大口呼吸，然后对我喊着：有办法了！
我当时觉得这家伙是不是弄清楚了银行的运钞车的路线，或是偷到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最为不济，也是弄到了前几天在学校里很流行的，用来威胁女生的偷窥录像。
他定了定神，说：“兄弟，你能帮我一把吗？把你那小说给我出版了。”
我笑了笑。我当然不能告诉他小说早已经被编辑否决了，那样会很没面子，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解释别的。
“你想用我的小说做什么？”无奈，我只好另寻途径来推脱。
“放心，书还是你写的书，只不过，我们需要动点小手脚。”
看他执着的目光，我也就只能告诉他真相：“哥们儿，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那帮编辑没眼光，而且我的小说太学院派了，根本没有人会看的。”说到这儿，我几乎苦笑出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写的东西也就自己能理解，这部小说是一个脱离生活并充满想象的故事，它只能算是一个未来的故事，而且是一个没有生活的自诩为“作家”的人杜撰出来的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而“学院派”，则是这个失败故事的最有力度的借口。我们这类人写的故事都是感情好的不一定是两口子，两口子感情不一定好；再就是留长头发的不一定是姑娘，剔光头的不一定是爷们儿。看起来乱七八糟，可若不这么写，就不算是抑郁或是青春了。
“我知道，但是我有个办法能让它出版，那样我们就能弄到钱了，哥们儿，我先借你的，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笑了笑：“说真的，你要是真能把它弄出版，这小说的稿费我就白给你当学费钱。”这部小说已经被很多编辑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连我自己都明白，这部小说没有任何意义，这只能算是我第一次写长篇的练笔。
朱赫马上兴奋地跳起来。
我问他是否认识什么出版社的人。
他说不认识。
我又问他是否认识什么出版商。
他又说不认识。
我还问他是否认识什么出版总署的人。
他还是摇摇头。
我笑了，我觉得朱赫把我想象得太伟大了。要知道，我也只是一个小有名气、但还要看编辑脸色行事的小人物，偶尔会被几个小女生崇拜的边缘偶像，但是在这个实用主义的年代，诗人或是文人的力量明显被淡化了，我们还有什么力量可言？
朱赫想了想，转过头问我：“你知道媒体的力量吗？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在老百姓眼里，死了的作家和活着的英雄一样是伟大的。而活着的作家就是自己思想的叛徒。”
我觉得朱赫犯傻了，我一点也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总不会为了小说能出版，就找把刀把我杀了吧。朱赫看了看我的表情，接着说：“我们可以把你变成死人，然后炒作，然后你就出大名了，书也就好出了！”
。 想看书来
朝酒晚舞十五（2）
我有点听明白了，但还不是很不明白。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死了我就能出书了，是不是我和自己的书一定要不共戴天？
朱赫整理了一下思路对我说：“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死了，你马上会成为名人。我们会让你死得轰轰烈烈，然后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都会来找上你，和你谈出版的事。”
“为什么啊？再说我都死了，他们找谁去啊，谁相信我死了，再说我死不死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也别问那么多了，我就问你，你想出书不？你想出名不？你想帮我不？你想为了我冒那么一点危险，但是一点法律都不触犯不？”
我点点头，说：“哥们儿，只要你别写反动小说署我的名，我都帮你！
朱赫听完这话很高兴，又急匆匆地走了，临走时告诉我：“听好消息吧！”
接着一连几天，他都没有来上课。
此后，朱赫便脱离了我的视线。听李小曼说，他整天都在网上泡着，可是我和几个朋友把满奉城的网吧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于是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而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我们都已经为朱赫准备已久的退学做最后的心理准备的时候，李小曼却和一个老师好上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吃饭，看到窗外停着一辆“现代”，起初我并没有特别关注，可是我竟突然看见李小曼走进车里！她开车门的一刹那，我几乎要叫她，可是当我看到车里面那个中年男人替她打开门，然后进行了一个不算平淡也不算激烈的唇吻时，我停住了。我用大拇指背估算了一下这个男人的年龄，他额头上的皱纹并不比我拇指背上的纹路少些。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心想：李小曼啊李小曼，你他妈的真过分，为了点钱你就找个够当你半个爷爷的男人当老公！而更重要的是，那个男人我太熟悉了——因为我看到了他放在方向盘边上的水杯！那水杯已经成了中文系一道风景，有它的地方就有那个男人在，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很多男生听说我和李小曼已经处在不离不散的地步后都对她展开了新一轮的追求，以李小曼的绝佳的面容和气质，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不能理解李小曼为什么要这么做。
几天以后，我约李小曼到学校外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想解决一些平时的谈话所不能解决的事情。在这个社会里，有的人只用寥寥数语就能够被说清楚，可是如果有人也想用这种方法去臆断李小曼，那么他错了。李小曼很不简单，她绝对不是一个我或是任何人轻易就能说清楚的一个人。也许她也有很多普通女孩儿的那些做作或是虚荣，但是她却有一种一般女孩儿所没有的心机。铁凝的小说《大浴女》里写的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脑筋而又有些沉溺于性爱的尹小跳，但李小曼不是，李小曼是大学生，当我们对应试教育持鞭笞的态度并表态要求坚决打击时，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还会培养出李小曼这种思想解放到甚至拥有弗洛伊德理性光辉的女性。也许我这么说是对教育的亵渎，但我想，在一所整天说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里，能出现几个这样的女生是多么的不容易。
至少，她被男人们欢迎。
李小曼坐了下来，我看了看她，半天都没有说话。我不是因为她曾经欺骗了我而感到不能接受，现在，在我和朱赫还有她李小曼的世界里，我们早已经成了三个互相关心的有着畸形关系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