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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30年，三十五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
4月，徐悲鸿发表《悲鸿自述》，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悲鸿生性拙劣，而爱画入骨髓，奔走四方，略窥门径……”徐悲鸿以为自此以后，人生不再有大的变化，因此在文章中，他极力把自己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吾乐吾道，忧患奚恤，不惮词费，追记如左。”但人生的轨迹，恐怕并不能为他自己所左右。
这一年的秋天，一个叫孙多慈的少女闯入了他的眼帘。
“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仅仅两个月后，徐悲鸿就对这位十八岁的安庆姑娘，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赞赏。
当然不仅仅是赞赏，还有许多无尽的爱恋。这之后，徐悲鸿一直陷入不能自拔的感情纠葛之中。“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冬夜，寒风在南京街头肆虐，徐悲鸿独自坐在画室里，灯火幽暗，心绪浮沉，一首《苦恋孙多慈》，由他心灵深处汩汩流出。
一段师生奇恋，在中央大学，在南京，在美术界，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
徐悲鸿《女画家孙多慈》，作于1936年。
孙多慈自写像，作于1935年前后。
“夜来芳讯与愁残，直守黄昏到夜阑；绝色俄疑成一梦， 应当海市
蜃楼看。”八年之后，在香港，这段乱世之恋依然没有结果，寥寥二十八个字的《怀孙多慈》，将大师心中的愁苦，一倾而出。
“浙东紧急，当然慈甚可恶，但因缘既绝，从此萧郎是路人，只好不想到她算了。”徐悲鸿说。
“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自难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徐悲鸿又说。
“弟尚幸留其作品不少，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徐悲鸿还说。
多少相思，多少愁苦，多少无奈……
孙多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女子，居然能让一代美术大师如此揪心？
要介绍孙多慈，就必须从徐悲鸿所说“面貌似为吾前生身之冤仇”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说起。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1）
远远看到省城安庆高高城门楼时，孙传瑗和他身后的孩子们，个个都发出了惊喜的叫声。六七天的长途跋涉，穿过这道城门，就算是到达目的地了。
老街叫荷仙桥，荷仙桥架在碟子塘上。传说当年张果老带着何仙姑，就是在这桥上升天的。窄窄的麻石条路，街道两旁各色店铺，一家挨一家。与寿州老城相比，这里的老街，显得杂乱，也显得繁华。
一支长长的队伍，都是半大孩子，有四十多人吧。只有两位带队的年龄稍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顶多六七岁的样子，甚至还不到。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有一个特别，就是脑后少了根辫子，空荡荡的，还真不习惯。
当年安庆是安徽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沿街店铺的老板、老板娘都把头伸了出来，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这帮操着北方侉子腔的孩子们，个个筋疲力尽，似乎戳一指头就会倒下去。他们到省城干什么来了？
有好事者拦住孙传瑗，想向他打听什么，但软软的安庆方言，既快又碎，孙传瑗努力了半天，仍没有听明白。
但最后他还是明白了，他们看到的城楼，并不是集贤门，而是堑楼，它是安庆城池的头道防守要塞。抬头向上，可以看到门洞上方“盘石万年”楼额。穿过堑楼，走接官厅，走厉坛，走吊桥，走北城口街，这才是安庆城的北门——集贤门。
孙传瑗突然有所醒悟，这十来天在自己身上突变的这一切，是不是也如此，需要一步步向前深入，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
他实在太累了，从寿州城出来，带着这帮孩子，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
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秋的一个傍晚。
在寿州，孙传瑗他们孙氏家族，是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六百年前，寿州孙氏始祖孙鉴与孙铠二公，由山东迁至“东据淮河，西扼淠颍”的寿州城，安居在双桥镇一个叫孙厂的村子，传至第十代，光绪年间，孙氏家族风生水转，一下子涌出许多在全国都叫得响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咸丰己未科一甲一名的孙家鼐，另一位便是同盟会骨干成员的孙毓筠。
孙家鼐一路青云，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人称“寿州相国”。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传说他家的大门上，曾挂有一副对联，上联为“门生天子”，下联为“天子门生”。这个才学，这个气派，在寿县，在安徽，又能找出多少？但孙家鼐的家规极严，在孙家，男子十六岁之前，不许穿丝绸，不许穿皮毛；男子的行为举止，须以《礼记》为准则；如发现有偷、抢、奸等行为，家族内部会给予严厉惩处。
孙毓筠虽也是秀才出身，却一身武气，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次年被派回国，参与密谋新军起义。年底，因与杨卓林、陈陶遗、段云、权道涵等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被人告密被捕，关押五年。如此量刑，当然是看宰相孙家鼐的面子：毕竟是寿州孙氏之后，毕竟是孙家鼐的侄孙，而两江总督端方与孙家鼐，又有割不断的师生之情。南京光复后，孙毓筠恢复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3月，又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此是后话。
还有两位寿县孙氏之后，在中国经济界极具实力，他们便是孙多森和孙多钰。
孙多森虽然光绪十一年（1885）中秀才，继为贡生，后来还拿钱捐了个候补同知。因为是候补，实职遥遥无望，索性调整思路，走上了经济强国之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他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自任总经理。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并筹办中国银行。次年4月，出任中国银行首位总裁。翌年，创办中孚银行，任总经理。
孙多钰走的则是科学兴国之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孙多钰远赴美国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康奈尔大学工科，学习铁路工程，毕业时授工科学士。十年后，孙多钰学成回国，次年学部考试，名列最优，赏工科进士，后授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之官）。先后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督办、宁湘铁路工程局局长、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民国十二年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中孚银行总经理。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2）
孙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个辈分是——
士克祖家传
多方以自全
同心仰化日
守土享长年
孙传瑗，号仰遽，字养癯，在孙氏家族中，是小房之后。小房出大辈，他的辈分在谱序中排第五。孙家鼐是长者，高他一辈。孙毓筠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和孙多森、孙多钰一样，要低孙传瑗一辈。
从小受孙氏家族的影响，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和孙家鼐一样，通过科举考试，青云直上，光宗耀祖。但作为有抱负的年轻人，身处晚清时代，山雨欲来，政治动荡，又不能不激情如火，热血沸腾。在这方面，孙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孙多森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学生。此举在寿州引起轰动。参加完开学典礼，回来的路上，三十三岁的孙毓筠突然意识到，自己年龄正一年年老去，而要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任，更多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一贯不满足于平静生活的孙毓筠，又做出了让家人大为震惊的举动，他将家产变卖，所得钱款，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于次年2月，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养初等学堂，当年学堂招收九十名学生，孙毓筠自任堂长。虽身为堂长，但孙毓筠并不大关心学校事务，而是同张树侯、柏文蔚等激进人士，在寿州城内改良藏书楼，成立“阅书报社”、“强学会”等团体，向民众灌输新思想、新知识。同时组织“天足会”，鼓动年轻女子放足，回归人性。
也就是这个时候，孙传瑗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投奔到孙毓筠麾下，到蒙养学堂当了一名国文教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毓筠追随留学热，又东渡日本求学，寿州城的蒙养学堂，便交由孙传瑗等几个年轻教师当家。
孙毓筠一走，柏文蔚也离开了寿州，赴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轰轰烈烈的寿州城，似乎一夜间就冷静下来了，蒙养学堂也归于沉寂。孙传瑗坐不住了，同事汤葆明也坐不住。汤葆明年龄略长，但思想比孙传瑗还激进，到蒙养学堂来教书，就是冲着孙毓筠过来的。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就商量着要弄出些什么事情来。思来思去，眼睛一亮，同时喊出了“剪发”的主意。
“断发易服”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康有为上递奏折，请求断发易服，维新变法。但此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而男人脑后的那根辫子，剪与不剪，到最后，甚至上升到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具体表现。
光绪末年，寿州城虽然涌现大量革命志士，但毕竟还是千年古城，民族认同和文化记忆，依然有自己的顽固和僵化。在这里进行“断发易服”行动，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孙传瑗和汤葆明依仗他们的年轻，还是实施了他们的“革命”之举。
开课前的例行操会，学生们都集中在祠堂前进的院子里，现场气氛十分凝重。孙传瑗和汤葆明，不言传，只身教，身后辫子甩到胸前，左手相握，右手执剪，略微一使力，拖在脑后十多年的辫子，便不再是身上的赘物。“剪辫是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身体解放才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党人的事业。”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动，立刻引发出学生们强烈的情绪。
“老师，我要剪！”
“老师，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辫子剪掉！”
不到半个小时，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蒙养学堂里的学生，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
虽然身为人师，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孙传瑗也只略年长，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一时冲动的“剪发”，虽图得一时畅快，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剪发”风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斯文些的，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蛮横些的，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还有些以此为借口，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年龄稍大些的学生，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也不说话，抱着双臂，就在一边看笑话。整个蒙养学堂乱成一团。孙传瑗和汤葆明深深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滋味。这中间，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 。 想看书来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3）
经过两日的思考，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为他们的革命理想，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
建议得到了五十余学生的强烈支持。
他们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县城的，大片大片乌云压在寿州老城墙上方，风在半空中发出“呜呜”的鸣叫。孙传瑗走在队伍的后面，带着留恋的心情，最后望了宾阳城门一眼。他知道，这一别，就可能不再回到这座老城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这六年，对于安庆，对于安徽，是政治变革最为痛苦，最为无常，最为彻底的六年。这六年，同样是孙传瑗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六年。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岳王会安庆分部长常恒芳，一个是《安徽通俗公报》主编韩衍。
孙传瑗带寿州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投奔的就是安庆尚志学堂。从集贤门进安庆城，走北门内正大街，向东转，藏书楼之左，便是尚志学堂。尚志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人冯汝简，“不应光绪甲辰年礼部试，而为兴学尽力奔走”，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教育司司长的邓艺荪等社会名流，对尚志学堂创办，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极大支持。尚志学堂实际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之一。与学堂一墙之隔的藏书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就在这里，主讲了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