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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由徐悲鸿夫妇出面，帮谢寿康解决了他最最头痛的婚姻危机问题。谢寿康前妻刘作雨是位农村小脚女人，出国之前，两人感情尚可。谢寿康原也想与她厮守到老，但回国后，西风东渐，像他这样身份这样地位的人，守着的太太，“既矮又丑，站在桌子旁边，肘部刚好够到桌面，她穿一身土布短打，梳一个巴巴头，十足的乡下人模样”，连蒋碧微也看不过去，更不用说进出社交场合了。“两个人无论外表或内涵，一个乘云，一个行泥，距离实在太远。”后来谢寿康到徐悲鸿这边来，“坦白承认他和太太相处不来”，但他又不忍直接向太太挑明，便请求徐悲鸿夫妇去做工作。于是蒋碧微以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三番五次，终于说动刘作雨与丈夫协议分手。条件也十分简单，刘作雨离婚不离家，由谢寿康每月提供五十元生活费。而离婚的所有细小枝节，谢寿康没有出面，都是徐悲鸿为他一手操办的。
此时蒋碧微家庭有变，请求谢寿康伸出援助之手，他如何敢怠慢半步？当天上午，他就匆匆由南京赶往上海，直奔中华书局舒新城处。
见谢寿康以中年婚姻变故者的身份来做说客，大家相视一笑。徐悲鸿本来是脸沉着的，也忍俊不禁。但谢寿康有他的撒手锏，这便是吴稚晖规劝徐悲鸿的一封长信。
对于徐悲鸿，吴稚晖是他特别敬重的长者。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徐悲鸿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跟在父亲身后学画时，他就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5年，吴稚晖与李石曾创建留法勤工俭学会。1924年起，吴稚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上世纪60年代，他还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人”头衔。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主张彻底摒弃封建传统文化的吴稚晖，在规劝徐悲鸿的长信中，却表现出了一个长者和一个智者的固执——
“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他问。“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他又问。信结尾处，他还以自己的婚姻打比喻，“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
徐悲鸿无法做出回答。
徐悲鸿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总务处也安排有住处，在丹凤街52号，大小共四个房间。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同住的，还有中央大学另外三位教授。其中谢寿康与他们同住二楼，楼下是何兆清夫妇和曾昭抡先生。当时蒋碧微父母以及蒋碧微的弟弟蒋丹麟也在南京，大小七口人，加上下人、奶妈，十分拥挤。徐悲鸿的创作，只好在国立中央大学画室里进行。吴稚晖闻知此事，二话没说，出资三千大洋，在南京鼓楼坡北面的傅厚岗，为徐悲鸿买下两亩宅地。
大恩不言谢。
面对这样一个长者，面对这样一种情义，徐悲鸿怎能将那个“不”字说出口？
谢寿康知道徐悲鸿的两难，也不逼他立即表态。
之后在舒新城家，徐悲鸿画兴大起，先是用铅笔为舒新城前妻贺菊瑞画了幅人物速写。后又提笔为舒新城的新妻刘济群写下“勇迈”二字，题曰：“济群女士为学深思，行其所安，不屈不挠，独与吾友舒新城相爱，险阻既经，前途坦荡，长此贻之。”
“你看我处理方式多得体，前妻后妻，一画一字，谁也不得罪！”又笑，“一个舒新城，一个谢寿康，还有一个徐悲鸿，现在的中年恋爱，恐怕已经成为时代之病了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 图画满分（6）
舒新城笑道，“我们已经从时代病中走出来了，只有你徐悲鸿，还在病中苦苦挣扎哦！”一时兴起，又为徐悲鸿作打油诗一首：
前日小谈后，急“马”大动摇，
时时想溜走，计划满头脑，
溜既溜不成，留住枉烦恼，
作“长”十九月，有甚可足道，
于人既无益，于己更无聊，
莫羡人洞味，且请试试瞧。
徐悲鸿看后“哈哈”大笑，“知我者，新城也！”
谢寿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既然‘溜既溜不成’，不如再给碧微一个机会，看看她的表现，你的意思呢？”见徐悲鸿沉默不语，又说，“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一起去庐山牯岭陈散原处避避暑，如何？”
徐悲鸿无语。无语就是应承。
陈散原是徐悲鸿忘年之交，长徐悲鸿四十三岁。散原是他的号，其本名陈三立，又号伯严。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参与戊戌变法，与父亲陈宝箴（湖南巡抚）同被革职，隐退后自号神州袖手人。陈散原的诗做得极好，但晚年与人谈诗，总是一再谦虚，“吾七十以后已戒诗矣。”怪的是，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只要有求，总是午夜篝灯，勤勤交卷。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师曾号称北京画坛首领，八子陈寅恪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巴黎留学时，徐悲鸿夫妇与陈寅恪交往极密。
谢寿康陪徐悲鸿到庐山后不久，蒋碧微得到谢寿康及时反馈的信息，在母亲陪同下，也匆匆赶到了庐山。
看到岳母陪蒋碧微一起过来，徐悲鸿微微吃了一惊，他的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在这场夫妻对决战中，他的败势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鸿可以不理蒋碧微，但对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鸿与蒋碧微携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饭。而在上海蒋家，女儿突然失踪，蒋碧微许配的查家又来逼婚，几乎乱成一团，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儿病死为由搪塞过去。一年后，他们从日本回上海，蒋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鸿住在旅馆里。岳母知道后，瞒着她的父亲，独自过来看望，见他们经济窘迫，又出资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厢房，帮小两口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关于在庐山的这段生活，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背纤》，孙多慈写于1934年秋，刊《孙多慈描集》。
从九江下来，坐的是招商局江安号客轮，船经过安庆，停靠一个小时。徐悲鸿走出船舱，独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风塔凌空而立，上矗云汉；迎江寺群殿相拥，气势雄伟。孙多慈曾向他说过，这是安庆东城之外一大风景，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往西有枞阳门，进城往西北，一个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鸿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阳，大概还不到早晨6点钟吧，此时的孙多慈，恐怕还在睡梦之中，她怎么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号客轮上，徐悲鸿正对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鸿真想随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孙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隐进深山，做牛郎，做织女，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孙多慈《刘杏春女士》，写于1934年春。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在远处，蒋碧微一直在关注徐悲鸿的感情变化，直到大轮拉响长笛，缓缓离开码头，她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徐悲鸿乘坐的江安号离开安庆码头的同时，早早起来的孙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里那株葡萄树下，与父亲孙传瑗，正边吃早点边谈心。早点是安庆特有的侉饼包油条，刚刚在街头买来的，侉饼外脆内软，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孙多慈以图画满分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的消息，在安庆，算是特大新闻，自然不胫而走。安庆女中师生，更当是学校荣誉，四处传播。但同时，关于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的流言蜚语，也传到了安庆。更有甚者，有人从南京过来，还将刊有徐悲鸿与孙多慈花边新闻的小报带到安庆。孙多慈自然矢口否认，孙传瑗见多识广，虽然不是全信，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
父女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孙传瑗，面对十九岁的女儿，说轻不行，说重也不行，只能点到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学后，如何与老师相处。如何与同性同学相处，如何与异性同学相处等。
孙多慈淡淡笑出声来，“你不就担心我在个人问题上不能把握吗？我向你保证，在学校期间，尽可能不与男生接触，如有什么对象，一定先和父亲商量。”
“我也不是反对你处男友，只是……”
“好了啦，我说到就会做到的，你还不相信我吗？”
孙传瑗无话可说。女儿大了，翅膀硬了，做父亲的，已经没有能力再把她掩在自己的身下了。
十一、 闺中密友（1）
十一、 闺中密友
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家应是坚定的支持派，吴健雄是坚决的反对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后，两个闺中密友的态度大转换，李家应成了坚定的反对派，吴健雄则成为坚决的支持派。
1934年大风之夜，孙多慈写《李家应》。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荒牛，你是落水狗，你当真还能大得过我？”
李家应老家在安徽含山，父亲李立民与孙多慈父亲孙传瑗一样，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庆的。民国之后，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过多年。后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家小一直放在安庆。李家应个头与孙多慈相仿，但略壮一些，性格也更直爽。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个人情感等，也比孙多慈要果断。她的这种性格特点，七年之后在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会长是宋美龄，浙江分会会长蔡凤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夫人。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在李家应打理下，短短几年，成绩突出。1942年春，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奉宋美龄之命，专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这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服饰华丽的俄罗斯籍女士，对李家应的工作称赞不已。1943年，日军逼近丽水，李家应率保育院迁至云和县，1944年又迁往平阳。尽管条件恶劣，李家应还是带领全院教职员工，垦荒千余亩，办起了农场、畜牧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此外，他们还修建校舍，创办工艺组，自己动手织布、做鞋、缝纫、织袜，基本解决了师生生活所需。此时的保育院，实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农场学校。1945年８月，李家应因身体欠安，离开第一保育院，相处七年的学生闻知，相送三十余里，一路哭声不断。1945年10月，李家应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八年胜利纪念勋章。
当然，此是后话了。
李家应也是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闺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此时，也是孙多慈相对苦恼的时期。于是，更多时候，李家应只是一个倾听者。
正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新生，孙多慈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徐悲鸿对自己若近若远，若即若离，似乎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那段时间，他极少约孙多慈去他的画室，有时孙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态度也不比往日。虽谈不上是冷淡，但也绝说不上是热情。他总是处在绘画创作状态，与孙多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