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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就在这里，主讲了著名的“安徽爱国会演说”。操着浓浓的安庆乡音，他喊道：“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台下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三百余青年，掌声如雷。
常恒芳时任尚志小学堂的训导主任，孙传瑗和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时，他正与岳王会几位同志商谈近期工作。闻知寿州蒙养学堂五十余师生集体从寿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赶回学堂。
常恒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汉子的性格，见到孙传瑗的第一句话，就显得特别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这里，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孙传瑗听了心里一热，几天里受的苦累，顿时烟消云散。他的两眼湿湿的，泪水围着眼眶打转转，马上就要流出来。
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孙多慈作。
当晚就做出安排，年龄稍小些的学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学堂继续学习，汤葆明负责他们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龄稍大些的，因为此时孙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任管带，因而由孙传瑗带队，当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们另行安排。常恒芳年龄大不了两三岁，但处事果断干脆，这既让孙传瑗开了眼界，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
两个月后，孙传瑗从南京回安庆，重返尚志学堂，成为常恒芳左右。常恒芳是安徽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后去安徽公学读书，在那里追随陈独秀、柏文蔚等，组建了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担任安庆分部长。接受邓艺荪邀请，来安庆出任尚志学堂训导主任一职，也就是想借此平台，为岳王会在安庆的工作打开局面。事实上，此时的岳王会，因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柏文蔚赴南京就任军职，重心也随常恒芳移到了安庆。
这是孙传瑗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一段时光，那些天，他跟着常恒芳，或是到东门外的迎江寺，坐在振风塔下，商谈岳王会下一步的工作；或是出八卦门沿西门大街走到大观亭，钻到松树林里，讨论多变的安徽革命形势。有时候也带高年级学生过去，那时候会跑得更远些，在马山附近的地藏庵，说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实际上是遮人耳目，掩护他们的革命工作。大多时候，常恒芳是主讲，孙传瑗和其他的人在一边只有听的份。常恒芳极具逻辑思维，说话有条有理，你没有理由不佩服他。
那一阶段是岳王会的低谷阶段，在安庆，他们的成员甚至还不足三十人。后经过努力，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吸收的成员，都是“老三营”的人。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称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后练军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熊成基、倪映典（后赴南京南洋陆师学堂深造）就是练军成员。张汇涛、范传甲、石德宽等辛亥革命志士，都是岳王会在“老三营”里的骨干力量。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4）
这年年底，安徽督练公所成立步、马、炮等弁目训练所，常恒芳觉得是新的发展机遇，报名参加了炮兵弁目所。孙传瑗也想跟着过去，常恒芳阻止了他，“你这身子骨单薄薄的，拿拿笔杆子还可以，动真刀，动真枪，恐怕力不能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星期六，徐锡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学堂发动起义，掏枪把参加毕业典礼的巡抚恩铭给撂倒了。常恒芳并不知道，当时他在东门外，正和孙传瑗一道，由卸甲坡往上走，准备从枞阳门进城，结果给拦住了，盘查了很久才放行。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巡警学堂那边出了事，巡抚大人中了枪，生命危险，已经接同仁医院戴世煌医生过去了，但凶多吉少。
常恒芳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恨恨地咬了咬牙，“这个徐锡麟，还是抢在我们前头了！”
当天晚上，传来巡抚恩铭去世的消息，隔一日，又有消息传过来，徐锡麟已经就地正法了，地点就在巡抚衙门外的东辕门。死之前，胸膛被剖开，把一颗心活活给掏了出来。说是巡抚夫人特意吩咐的，她说她不能理解，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非常信任，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学堂会办这样重要位置上，他怎么能狠下心，一枪把恩铭给杀了呢？这颗心，还是人心不是？
接下来，安庆风声吃紧，岳王会在安庆的革命活动，也受到官府注意。特别是常恒芳的身份，更是遭到怀疑。不得已，常恒芳只好逃离省城，远赴定远县萃华学堂教书，以躲避风险。之后不久，他又东渡日本求学。安庆岳王会的工作，改由炮营队官熊成基取代。第二年，他们在安庆组织了震惊朝野的炮马营起义。
韩衍也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孙传瑗与他相识时，他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激动起来，语速变快，孙传瑗根本听不懂。韩衍是武将，但更是文才，而与孙传瑗交往，更多时候，是在一起谈诗论词。韩衍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孙传瑗读过他的《绿云楼诗存》，其中有好多首，他不得不拍案称绝。如《月夜登宜城野望》“一塔忽骑江水住，城阴凉月白纷纷。菱湖欲啮大龙尾，片片荷花夜入云。”如《雨后登安庆城》“雨后蛟龙入水深，碧天尽处海沉沉。城头又与黄昏近，一寸斜阳万里心。”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既自然，又贴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韩衍来到孙传瑗住所，邀他一起参与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韩衍说：“当前革命的困难是什么，是民众的意识的觉醒。怎么办？最好的做法，就是办一张给他们看的报纸。《安徽通俗公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它用通俗的语体文，猛烈抨击时弊，鼓吹革命，从而唤起民众。”孙传瑗不待他说完，就把手高高举起来，“只要是为革命的事，一定要算我一个。”
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客栈老板毕少斋，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安徽通俗公报》是安徽首家民间报纸，资助者除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外，还有皖北教育会吴性元、杨元麟等。因为经费严重短缺，报社总编辑韩衍和三个编辑孙传瑗、陈白虚和高语罕，也是义务性质。虽说一日三餐能保证供应，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饭，根本闻不到肉腥。倒是每每稿件编成，且有几篇得意的力作，编辑们就去搜韩衍的口袋，然后到萧家桥买几个铜板的花生，打一两百钱高粱烧酒，以此表示庆贺。喝得高了，几个人就在小客栈里扯着嗓子乱吼。
韩衍身材短小，面部黧黑。他又不注重仪表，常年穿一件蓝色长大褂，头发蓬乱，胡须满面。他走路的步子很快，每每街头疾走，不认识的人，都要避让三分。那时他已经结婚，家住四方城，居名“绿云楼”。他的夫人红叶，也是个女才子，结婚前因为敬重他的诗文才华，常来请教。韩衍另存目的，一诱再诱，结果就把她哄到手了。绿云楼内，家里除几件简单家具，几乎四壁如洗。韩衍并不在意，他搂着夫人红叶的臂膀，一脸悠然自得：“你们要做革命党人，就得准备过这样的清贫生活！”这句话对孙传瑗触动很大。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5）
同是寿州老乡的高语罕，年稍小两岁，早年为陈独秀《安徽白话报》的主要作者，文章锐气十足。但他对孙传瑗的才气十分敬重，尊其为“十年以长”。有时做些时评，拿捏不住，总递过去让孙传瑗参考一下。孙传瑗相对保守，也不多说，就劝他，“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而韩衍总是热情支持，“蛮好，为什么不能用？就这样发出来。”孙传瑗也敬仰韩衍的激进，但具体到稿件上，他的那种沉稳，或者说暮气，就表现出来了。一定意义上，这还是受孙家鼐的影响吧。
《安徽通俗公报》是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停刊的，在这之前，报纸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了泾铜矿务公司发起人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的黑幕，并极力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籍矿师麦奎的活动。报纸由此招来对方的怨恨，报馆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骚扰。入冬后不久，韩衍在街头遭人暗算，有人斜冲过来，对他腹间连刺了五刀。幸好发现得早，及时送到同仁医院，才把一条命保住了。孙传瑗去医院探望，韩衍一双眼睛气得布满血丝，“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吓倒我蓍伯，那也太小看我了！”说话口气，仍是条血性汉子。但谈得深了，多少还是有些伤感，“我们这些人，怕最终还是倒在他们的黑手之下啊！”
上世纪20年代，安庆街头的舞龙灯表演。
这句话居然不幸而言中，两年后，1912年4月的一个晚上，韩衍从都督府大院往家里走，行至同安岭街头，再遭歹徒刺杀，因失血过多，永远倒在安庆这片土地上。此时韩衍的身份，是《安徽船》的主笔，《青年军报》和《血报》的主编。“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饯是非！”之后好多个夜晚，孙传瑗都会在梦中看到韩衍，一口江苏乡音，依旧怪怪的硬硬的充满血气。从梦中惊醒，孙传瑗就睁着眼睛，耐心地等着又一个黎明到来。
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孙传瑗夫人孙汤氏，在同仁医院，为他们家添了个可爱的千金。这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三年前，也就是在创办《安徽通俗公报》时期，一位年轻貌美且温柔善良的少女，走进了他的生活。那一阶段，孙传瑗在报社工作，七事八事特别多，有时候两人三四天见不到面。但女朋友特别理解，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之后不久，他们便组建家庭，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一年后，大儿子孙多拯出世。为这一个“拯”字，孙传瑗可以说是脑筋费尽。此时的孙传瑗，抱有远大理想，既想拯救国家，又想拯救民众，为儿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报国报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女儿的出世，阴阳相冲，多少也缓冲了他思想中激进成分。尤其是韩衍被害，更让他对这个世界，多了些宁谧、和谐、平静的渴望。为女儿取名“多慈”，正是他这种渴望的表白。“慈爱”，“慈善”，“慈悲”，“慈祥”，“慈和”，他希望将来女儿能以这仁爱之心，温暖她自己，温暖整个世界，也温暖他这个做父亲的。“安庆人都说，女儿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我孙传瑗也有贴心的小棉袄了！”抱着女儿，孙传瑗快活地又啃又亲，疼爱之情，溢于脸上。
1912年，在江苏宜兴，十七岁的徐悲鸿，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时迁偷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并获二等奖。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二、 安庆街头美少女（1）
晚年孙多慈在台湾，应台湾“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委托，绘制大幅的辛亥革命先烈和开国元勋的油画，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拿起画笔，她的眼前，总是浮起生她养她培育她的那座城市——安庆。而平时，有多少次，她铺开纸，想把自己印象中的安庆老城画下来，但始终不敢下笔，那里承载有她太多爱太多恨太多忧太多愁，她害怕一落笔，就把自己对这座老城的印象给冲淡了。
走在台北街头，海风拂面，孙多慈的心中，常常生出许多莫名的愁绪。她知道，这种愁绪叫思乡。孙多慈是寿州人，但她并没有到寿州去过，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的青春时代，都与安徽省城安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孙多慈对安庆城的认识，出自她手中的画笔，出自她从绘画角度的观察。
什么时候对绘画产生兴趣的？记不清了，也许与生俱来吧。稍大一些，大概###岁，就喜欢老模老样地夹着一个小画本，满大街地跑，看到什么都想把它画下来。
印象最深的是1921年初秋，一个暑寒陡生异变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小小的孙多慈突发奇想，想爬上镇海门城楼，俯在雉堞之间，隔着江水，画画江南那片秋色。
是学校不上课的周日，一大早就从家里溜出来了。离吕八街不远，只两三分钟的路，往南，便是繁华的三牌楼。沿街店铺有一半门还没有开，但街上人流涌动，或来，或往，十分热闹。过往的人个个神色兴奋，相识的还会隔着人群打个招呼，“有消息吗？”“没有！”摆摆手就过去了。孙多慈夹在人群中，向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