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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老宅子不同，方家大屋的“大”，大在前后院子和花园上。方家大屋大门向南，宅前大院四周砌以围墙，东西各留一门供人进出。院中竖有旗杆，左右嵌有系马石，门前立有抱鼓石。父亲的朋友到此来访，见此气派，都说可与巡抚官署东西辕门相比。方家大屋的头门雄伟高大，双壁门绿漆洒金，共八扇。门内为宽阔过道。过道后又是端方大院。再往后，是正厅堂，由侧门而出，又有两面砌有花坛的院落。但这不算是花园，真正的花园，在正厅堂之东，由圆门而入，里面亭榭、假山、水池，花草树木—应俱全。春来风暖，满园绿色。方晴庵民国初年故去后，家境渐成破败之势，最后只能依赖出租房产维持生计。
搬进方家大屋时，孙多慈还在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父亲从寿州带学生投奔安庆时落脚的尚志小学堂。民国成立后，尚志小学堂与附近的崇武、养正、正化等另外三所小学堂合并，成立公立第一国民高等小学，1918年改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时，又将原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合并了进来。后来孙多慈上高中时，学校又改名为省立第一实验小学。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在北门拐角头，从方家大屋出来，向西到双井街，再走向南，便是公安局街，又西行，经姚家口、法政街，便能看见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的窄窄的门楼了。孙多慈背着蓝色的布书包，从家里出来，如果走得快，只要六七分钟。
学校往西，由大拐角头插往关岳庙街，便是大关帝庙。对于孙多慈，那是个神秘之地，有事无事，都喜欢钻到里面去看个究竟。有一天，大概是农历五月十三，红脸关公的生日，大关帝庙热闹非凡，城东城南城北的市民都赶过来了，或求子，或求财，或求福，或求医，或求寿，大殿里供奉的关帝老爷，香火里三层外三层，烟雾弥漫，眼睛都睁不开。偏偏半上午天上又丢了些雨点，就说是关公磨刀雨，大吉大利，又添了另一番热闹。孙多慈放学出来，一抬眼看到了，就被吸引过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些什么，反正喜欢往人堆里钻，看各色民众对关公的那一份崇敬。后来还是父亲寻过来，揪着耳朵，把她拽回了家。
小学毕业读初中，选的是六邑联立中学，这是由安庆六邑同乡会出资创办的学校，省政府也适当给予一定补贴。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这所学校，碰巧学校校长程小苏为教育经费来求父亲周旋，看见了孙多慈，随口就问了一句：“千金在哪所学校读书啊？”得知小学毕业正要上初中，便极力向他推荐，“六邑中学师资雄厚，环境幽雅，你们不妨也做个考虑。”孙传瑗当时只笑了笑，当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回绝。不过他把程小苏的话当真了，专门带女儿去学校转了一圈，结果孙多慈一眼就看上了学校的环境，吵死吵活，非要上这所中学不可。
孙传瑗带女儿到学校报到，对程小苏说：“把女儿送到六邑中学，可完全是冲你程校长的名气过来的哟！”
程小苏在安庆教育界有口皆碑，光绪末年，孙传瑗还在尚志小学堂任教时，他就在学堂东侧创办了私立专门法政学堂，后又与陈独秀一起组建江淮大学。民国后他上北京创办《中原日报》，因得罪了当局，又被驱逐出北京。
六邑联立中学前身为安庆府中学堂，位于小南门外多宝仓。迁到双井街北的保宁庵，也不过十来年时间。“大概是宣统元年吧，”回忆这段经历，程小苏一脸得意，“我和方宝山两人到这边来有事，走过升官桥，看到老城墙下有一大片闲地，一打听，都是保宁庵的地产，正要卖。于是赶紧说与六邑同乡会，抢先把这事给定下来了。后来同仁医院也打这片土地的心思，但晚了一步，让我们捷足先登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安庆街头美少女（5）
从北京回到安庆，程小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六邑联立中学的校园建设上，这两年，不仅盖起了常规教学楼和图书馆，开辟了运动场，还在校园内建起了植物园、动物园等。说是植物园，其实也就是四时菜地，春菠秋苣，也还有些特色。菜地之东，还有一片花圃，月季、菊花等花卉种了不少。校长还是个老顽童，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自己动手。蔬圃花圃东西，本有两口荷花塘，师生就开凿出一条大沟，将两片水连接起来，又在塘边搭建起风景亭，一曰“吟风”，一曰“弄月”，后来学生们又集资修了一个“旧雨”。这样的环境，在省城其他学校，确实很难找到。
孙多慈在六邑中学读书期间，始终是学校的校花，不仅长得漂亮，学习好，而且各方面知识也丰富。程小苏校长老和孙传瑗开玩笑：“你把多慈送到我这里来，是为六邑中学又添了一道风景啊！”
三年后，孙多慈初中毕业，孙传瑗考虑再三，还是让她报考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安庆女中。
安庆女中老校徽。
安庆女中与六邑中学，同在老城之北，两所学校一东一西，中间隔着一个圣保罗中学。从汪家塘出来，走福泉街向北，到同仁医院街向东，由百花亭街向北到底，便是安庆女中。安庆女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学堂，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人是跛着一条腿的吴季白。当时学堂在风节井街西，与状元府一墙之隔。三年后，安徽政局发生变化，女子师范学堂改为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址也迁到城北百花亭，也就是曾发生过徐锡麟起义的安徽高等巡警学堂。学校初期规模并不大，只有师范本科一个班，但另外设有初等、高小各一班（后称附属小学第一部），并开设有幼稚园。孙多慈考入安庆女中，是1927年秋的事，当时她还不满十六岁，学校也还是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易名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是1928年的事。这年秋天，孙多慈高中二年级时，胸前的校徽，就换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学。
此时的孙多慈，上身是月白色的大袖衫，下身是蓝色的短裙，剪着齐刷刷的短发，是典型的安庆城美少女，走到街上，行人都要多望几眼。
1928年是画家徐悲鸿事业发展的高峰年。
2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开学。后因夫人蒋碧微反对，被迫退出。
2月，应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兼任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夏，至校任教。并在南京第四师范学校举行个人画展。
7月，应中华艺术大学之聘，出任校务行政委员，兼西画教授。
11月，接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
是年，完成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创作。油画题材出自《史记？田儋列传》，文末感叹：“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徐悲鸿读后心动。
1928年，许绍棣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一方政要。
三、 家有变故
三、 家有变故（1）
孙多慈后来回忆说：“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与吾同嗜。每于课余，辄取纸笔，任意挥写；墨彩飞溅，相顾而笑，意自得也。或于上课时，窃摹教师尊容，传递戏乐；或写鸡犬村舍，以相赠答。凡此种种，虽不足纪，要皆征吾之于艺，有如盛渴之遇甘露也。”
短短数句，既生动，又可爱。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青春的、清纯的、活泼的美少女。
在1929年秋家有变故之前，孙多慈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之中。
在安庆女中，最先肯定孙多慈绘画天分的，是图画教师胡衡一。那时候的胡衡一，身体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穿着宽大的长袍，显得十分臃肿。臃肿的图画教师，在讲台上放一只苹果，让学生做静物写生练习。大家都低头认真地去画那只苹果，孙多慈却在画纸上画臃肿的图画教师。虽然谈不上形似，但多少也还有神似之处。胡衡一老远就知道她在下面做小动作，也不说破，故意绕到教室后面，再轻轻上前，逮了个正着。以为至少要吃一顿批评，
却没有，胡老师反而“呵呵”笑出声来，把她的“作品”高高向学生扬起，
孙多慈作《妹妹》，油画。
“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创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这之前，创始人胡兆祥与岳父曾先后在南庄岭、三步两桥开设“四美”与“玉美义”，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后两家分营，其岳父在大南门药王庙对面另开“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让外姓行家经营酱园业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规模，使老城酱园业胡、甘二姓之争，最终以“胡玉美”并购“甘玉美”而结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酱业不可动摇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里，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里。”
三、 家有变故（2）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瑗对李则纲非常佩服，他说他的国文不怎么出众，但绝对是位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书教得活，能超越课本的局限，独抒己见，给学生以启示。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对这种模糊分类不以为然，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关注。李则纲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回安庆，分别在安庆女中和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多慈的作文，总是半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李则纲是枞阳人，口音重，读到忘情处，孙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东西。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几乎爱到如醉如痴地步。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