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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孙多慈一边哽咽，一边背诵出来。
孙传瑗满意地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实。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从小就和你讲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艰苦磨炼。家庭变故，人生坎坷，环境恶劣，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磨炼人，造就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修养人格，坚强意志，致力学问，创造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至大至刚，塞乎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吗？”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2）
孙多慈半跪在父亲身边，一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
“好，你给我记着，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抓紧时间，认真准备，还是按照我们原先订的计划，报考国立中央大学。”
在安庆女中，孙多慈一直是学校的骄傲，国文、数学、英语三门重点课目，只有数学略差一些，另两门始终是高分。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安庆女中的校长也把孙多慈当作一面旗，无论校内校外，大会小会，总是得意洋洋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我们安庆女中有两位才子，一个苏雪林，现在是安徽大学的教授了；另一个孙多慈，将来还不知道如何发达！”
1930年是孙多慈命运转折关键之年，随着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做了细致的商量，当时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可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短短两个多月下来，各课成绩直线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
从南京回来，这种状况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知道父亲所说的一切，但要真正安下心来，非常困难。
母亲非常着急，但也非常无奈，“你这孩子，命真不好，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爸爸出了事。”
孙多慈表面上还是很乐观，她安慰妈妈说：“你放心，吉人自有天佑，你女儿呀，肯定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料。我会努力的！”可私下里，她的心思就是定不下来。只要一捧起书本，爸爸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来了。就想哭，就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眼睛、耳朵都捂住，什么也不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瑗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上前一看，竟然是父亲，就快活地“啊”的一声大叫，把父亲死死抱住，生怕别人再把他从自己身边带走。依旧泪水满眶，但这个泪，是高兴的泪。
孙传瑗在她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你这个傻丫头，爸爸大难不死，又逃过一劫，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哭出来了！”
孙多慈看着父亲，也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地傻笑。
坐下来细谈，话题很快就绕到孙多慈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备情况上来。“怎么样，你有多大把握？”
孙多慈难为情地笑笑，怯怯地伸出三根指头。
孙传瑗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把失望之意掩饰过去，脸上依旧挂着一丝笑意，“我估摸着你也考不上。爸爸关在老虎桥监狱，你心挂在爸爸身上，哪还有心思复习准备？”
“也不是，我……”
孙传瑗摆了摆手，“你不要气馁，上不了国立中央大学，就上省立安徽大学，在安庆当地，爸妈还可以多照顾你一些。”
孙多慈略略迟疑，还是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那更好，如果考不上，我想改学绘画。先在中央大学旁听一年，明年再考。”
父亲很意外，“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念头？”
孙多慈淡淡一笑，没有深说。
其实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元月上旬，孙多慈去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期间，恰逢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孙多慈那天正好路过，完全是无意识的，也随人流走进了展览大厅。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但那只是个模糊概念，具体画面，只能按她自己的想像做最大的发挥。而现在面对的《田横五百士》，却是强烈地震撼人心能够触摸的场景。在这幅巨画前，她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她只知道，她被画作右上角那片蓝色深深打动了。“蓝”是深邃的天空，其大可以包容一切。由“蓝”而衬出白云，浓烈而突出，与“壮”之意相互呼应。画面上的所有人物，因有深邃的天，浓烈的云，从而形象高大，心胸高远，言行举止也有了“壮”的威武，“壮”的雄健。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3）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读到了紫天《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由此她也深深地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没有说话，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道，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着她们过来的，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她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国立中央大学的大门，类似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过结构上要简单些，造型也很平淡，更谈不上什么大气势了。它由四根方形立柱为支撑，宽约十多米，高在六米左右，单单薄薄的孙多慈从下面走过，显得十分渺小。穿过大门，大道笔直，远处圆形的带堡状屋顶的建筑，别有一种欧洲风情。
迈进中央大学大门的那一刻，孙多慈的心，就有些怪怪的，并不是慌乱，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黏黏的如胶状的东西，还没等她做出反应，一下子就把心给吸住了，牵引着她，迫使她不自觉地跟着它走。而且她感觉，这种行走，一时半会还不能终止，似乎绵绵无尽，似乎遥遥无期。不害怕，也不讨厌，只是好奇，只是刺激，就想以自己的生命，陪着它一直走下去。
多少年后，孙多慈反复回忆到这一细节时，最终明白，那就是冥冥之中，爱情对她的呼唤。
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创建于1903年的两江师范学堂。
193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4月，国民政府成立。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国立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被合并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张乃燕出任首任校长。1928年2月，依照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决议，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国民政府推选吴稚晖出任，但吴稚晖一直未能到职，校长一职，仍由张乃燕续任。孙多慈报考中央大学时，国立中央大学共设八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下设四个系科。孙多慈报考的，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考试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即便是孙多慈擅长的写作，也始终找不到感觉。来南京报考中央大学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来就不是特别出众，这种才华又只显露了二分之一，自然无法与强手一拼。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从南京回来，孙多慈情绪很沉闷，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成天到晚只知道画画，连饭也是弟弟孙多括送进来。前后折腾了大概有半个月，这种低落的情绪发泄完了，再从屋里出来，她也换了个人，身子瘦了一圈，脸色也苍白如纸。
父亲见怪不怪，“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说着，递过来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
早先年，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吧，就听父亲说过宗白华教授。当时父亲带她去招商局码头接他一个朋友，从高井头上来，快到小南门时，父亲指着一处老宅子对她说：“这户大门头是方公馆，里面住的方家，在桐城是名门望族。早先有大学者方东树和方宗诚，现在他们家的外孙宗白华，在中国，是诗人，是哲学家，还是了不得的美学家。中国美学现在有两块牌子，叫‘南宗北邓’，其中‘南宗’就是宗白华，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留的学，现在是东南大学美学头一块牌子。‘北邓’指的是邓以蜇，也是我们安庆人。当年在尚志小学堂时，我还当过他的老师呢。”孙多慈后来经过方公馆，都会忍不住抬头对那边多望一眼。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4）
“你现在大了，路要自己走。爸爸也只能帮你引引路了。走好走坏，你自己把握，只要不让爸爸失望就行。”
孙传瑗极力显得平淡显得轻松的话语，让孙多慈非常感动，她的鼻子酸酸的，突然想紧紧抱住父亲痛哭一场。
父亲拍拍她的肩膀，说：“也好，本来你绘画就有基础的。当年萧谦中到我们家来，还建议你去北平找他呢。”又说，“我打听了一下，中央大学的艺术专修科属教育学院，画家潘玉良也在那里任教。潘玉良的老家在桐城，小时候很苦，后来沦落至青楼。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把她救了出来，后来两人在上海结合，就做了潘赞化的二房。潘赞化我见过几次面，但他夫人一直不认识。如果能进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最好跟着她，都是安庆人嘛，会有照顾的。”说到此，他笑笑地看着女儿，“听说潘赞化和潘玉良在上海结婚，还是陈独秀给证的婚。陈独秀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名气大得很啦。陈独秀也是安庆人，家就住在南水关。民国初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你爸爸还是他的手下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
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考到我们大学来，会有什么问题！”又说，“去年暑假到安庆，见到了你们女中校长，说到你，一口一个‘好’字！”
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
宗白华说：“潘玉良我还真不太熟，不过既然决定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最好直接找徐悲鸿教授，跟在他后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