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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瞎说，咱哪有钱哪？”二姐小声嗔怪我。那时候能有两根红绒绳扎小辫，比现在买一条金项链都奢侈。
小伙子笑了，说：“不要钱，送给你了。”
“那我拔点儿花生给你带着！”二姐说完，拉着我就往花生地里跑去。
我和二姐拔了一堆花生塞到小伙子的货箱子底下。临走，小伙子对二姐说：“下次再来，我给你带来两条红绸子，你扎上红绸子比扎红绒绳更好看！”
二姐冲小伙子羞怯地笑了笑。
我和二姐站在山坡上，望着小伙子挑着货箱子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二姐这才拉着我向包米地里跑去。
路上，二姐叮嘱我：“不许告诉咱妈咱爸！”
我说：“二姐，你今天可好看了！”
二姐却说：“别瞎说，大姐才好看呢！”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九节（2）
写到我的三个姐姐，我心里很是酸楚。小时候，三个姐姐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地你说我好看，我说你好看，却没一个说我好看。一是我还小，二是她们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为这事，我撅着嘴巴问母亲：“妈，为啥她们长得都比人家好看哪？”
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瞎眼睛那年是十六岁，她是家里的二姑娘，二姐也是十六岁，也是家里的二姑娘……说这话时，母亲总是一边擦着那只经常淌泪的瞎眼睛，一边看着二姐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一天半夜，我忽然被一种咯吱咯吱的奇怪声音弄醒了。
我看到屋里点着灯，弥漫着香火味，头顶挂着破旧的幔帐，幔帐上晃出两个人影，好像是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地坐着。屋里静悄悄的，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说：“狐老太太，您说雅琴的病能不能好？要能好您就画圈，不能好您就打杠子……”
我一听是问二姐的病，急忙支起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
可是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人，连咯吱声都消失了，只能听到父母紧张的喘气声。好一会儿，才听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只听父亲激动地说：“狐老太太，太谢谢您了！看来我二闺女能得救了，要不我这辈子都对不住她呀！”
一听二姐得救了，我再也忍不住好奇，急忙将幔帐掀开一条缝儿，于是，我看到了一幕极其神秘、从未见过的情景……
只见地上摆着炕桌，炕桌上撒着一层小米。父亲和母亲双手擎着一只小锣，锣底下支着一根筷子，筷子在小米上咯咯吱吱地画着圆圈，圆圈越画越大、越画越大，最后满桌子画着一个大圈……
父亲激动得满脸是泪，放下锣筷就冲着北墙放着的一尊牌位连连磕头，边磕头边呜咽道：“狐老太太，您保佑二闺女的病好了，过年我给您杀猪、烧香、上供……”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九节（3）
磕完头，父亲盯着已经燃到一半的三炷香，激动地说：“孩子他妈，咱二闺女有救了！你看这是青龙香……”
母亲也跪在地上，盯着那三炷香……
三炷香，中间高，两边低，是青龙香。
我从小就看着父亲烧香，所以对香火的燃势也略知一二。三炷香中间高，两边低，是青龙香，最为吉利。白虎香是中间低，两边高，最不吉利。
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向我讲述了有关狐老太太的故事……
当年，父亲带人在山沟里盖房子时，发现紧挨墙根的后山有个洞，并没在意就把洞给堵死了。半夜时分，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太太怒气冲冲地嗔怪他，说他盖房子毁了她的家，把她孩子埋在里面了。
父亲被惊醒了，急忙打着灯笼跑到后墙根去看看白天堵的洞，却发现，洞口的土被掏开了，从洞里散发出一股呛人的狐骚味儿，松软的泥土上留下一些大大小小的爪印。父亲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狐狸居然以老太太的名义给他托梦，说明它绝不是普通的狐狸。他无意中一抬头，却发现黑糊糊的后山上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为了赔罪，父亲决定把这位狐仙请到家里，给它立下牌位，逢年过节给它烧香上供，遇到大事小情请它指点和保佑。
从此以后，我家开始供狐仙，直到解放后还偷偷地供了许多年。
看到父母为二姐烧香，我跑到后山坡折下几根树枝插在地上，也为二姐烧起“香”来，而且一定要把中间那根“香”插得高高的，让它变成“青龙香”。我边磕头边嘟嘟囔囔地祈求：“狐老太太，求你让我二姐的病快点好吧。你要让她的病好了，我把过年分的花生、花盖梨都给你……”
从那以后，我总想摸摸二姐背上的包是不是小了，看看父母和我烧的香是不是灵验。可我不敢摸，怕二姐生气。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伸手去摸二姐背上的包，却被二姐打了一巴掌，打完，二姐抱住我呜呜地哭起来。
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清晨醒来，二姐的罗锅没了，又像从前那样直溜溜地站着，又能带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可是，二姐再也没有那个时候了，她才十六岁。我觉得狐老太太骗人，说话不算数，画的圈不灵。
母亲也说二姐的病给耽误了，要早点治也许不会落下残疾。第二年春天，二姐已经起不来炕了。父亲这才卖掉粮食，赶马车拉着二姐去铁岭看病。
临走那天，我看到二姐盖着被子躺在马车上，脸色就像山坡上的残雪一样惨白，再也没有去年秋天那种红扑扑的鲜亮了。
二姐用眼睛瞅瞅我，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可是父母和哥嫂都在身边，什么都不能说。我明白她的心思，就冲她眼泪汪汪地点点头。
没想到，二姐刚走不久，就听到山下传来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急忙向拨浪鼓声跑去……
果然又是那个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货箱子，两脚沾满了黄泥，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你二姐怎么没来？”
我说：“二姐刚走，去铁岭看病去了。”
小伙子顿时一脸失望，望着山道上刚轧出来的两道车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从货箱子里取出两条粉红色的绸子，对我说：“我答应给你二姐的……”
我急忙说：“你等着，我回家去给你拿点花生！”
他说不用了，挑起货箱子转身向山下走去。
我拿着两条红绸子跑到刚开化的小溪边，把红绸子举到头上冲着溪水左照右照，一个劲儿地臭美，可我不敢戴，那是人家给二姐的。
二姐从铁岭回来那天，我把红绸子偷偷地给了她。二姐毫无血色的脸上立刻浮起两片红晕，但很快又消失了，淌下的泪水掉在红绸子上，她急忙伸手擦去……
二姐一直舍不得扎这两条绸子，我问她为啥不扎，她说等病好了再扎。
可是，二姐把小山般的中药吃光了，仍然不见好。我经常看见她偷偷地抚摸着两条红绸子，红绸子似乎成了她生命的寄托，也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身体稍好一点，二姐就拖着越来越罗锅的身子来到院子里，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可是，那条山路除了两道深深的车辙以外，很少见到人影。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十节
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跟我家都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在解放四平时，父亲应召去当了几天担架队长，还受到上级的表彰，成为父亲一生的荣耀。
父母带着我们一家老小，每天重复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日子。一年到头，大人孩子只盼望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顿饺子，大年初一吃一顿旱稻子做的大米饭。这就是全家一年的盼头了。
1952年冬天，我大姨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来看望母亲，看到我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劝父母搬到佳木斯去，说城里比这穷山沟好过活。
母亲告诉我，最后能搬离这个穷山沟，还是狐老太太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天，筷子画的圈特别大，把桌子上的小米都碰掉了。
不管怎样，父母和哥哥能舍弃那份家业，舍弃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举家北迁，把全家十几口人带出大山，尤其对这些没成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壮举……
搬家前，父亲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乐颠颠地忙活着，好像从此以后，贫穷和苦难都将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希望和富裕。他张罗着卖马、卖车、卖农具，没人买的石碾子、石磨、犁杖都送人了，只带走两只水桶及衣物和被褥……
搬家前一天，父亲要把我家的大黄狗送人。我和一帮侄子哭着站在狗窝前，不让父亲抱走大黄。大黄也好像知道要把它送走似的，夹着尾巴躲进狗窝里不肯出来。
可是，大黄还是被父亲装进麻袋放到马车上拉走了。马车驶出好远，我还听到大黄在麻袋里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嗷……嗷……”
搬家那天夜里，天很冷，顶着星星，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花格棉袍，跟着姐姐和侄子们爬上马车。
临动身，父亲抱着双拳，冲着黑咕隆咚几间空荡荡的屋子作了几个揖，然后跳上亲属来送我们的马车，带着全家十几口人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老屋，离开了这座只有我们一户人家的山沟……
马车在山道上咯吱咯吱地轧着积雪，我坐在马车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老屋，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条大黄狗，不知父亲把它送到哪儿去了……
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发现后面追来一条毛茸茸的东西，太远，看不清是什么。后来终于看清了。天哪！竟然是大黄！我们几个孩子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大黄！大黄！快上来！快上来！”
满身是霜的大黄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一连蹿了好几次，这才跳到拥挤的马车上。一见到我们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用它湿漉漉的嘴巴一个劲地蹭我们，用舌头舔我们的衣裤，好像很怕再失去我们似的。我们怕被父亲发现，就把大黄藏到被子里。
马车跑了半宿，终于来到只停留两分钟的小站——中固。
随着一声刺耳的长鸣，只见喷着白雾的庞然大物呼啸着冲过来，吓得我赶紧抓住母亲的棉袄襟，很怕被火车“吸”进去……
上车时，二姐不慎掉进站台下，被父亲和嫂子费好大劲才拽上来。我被拎着水桶、扛着行李的父母大呼小叫地推上车去。临跨上车门的刹那，我却看到了最为揪心的一幕……
只见大黄急得像疯了似的，嗷嗷叫着，左蹦右跳，急着要冲上车来。它几次被人踢倒，又几次爬起来，一次一次地往车上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