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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看我不打折你的腿！”两手沾满黑泥，正往窝棚上抹泥的父亲，一脸怒气地接过话茬儿，“你这败家的孩子，大人这边连饭都吃不上，你他妈的还想念书？念啥书念书？痛快给我端泥来！”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毫无来由地冲我和母亲发火。
“你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我忽然顶了父亲一句。
“小兔崽子，你他妈的还敢跟我顶嘴？”父亲抓起一根柳条棍子就冲我奔过来，母亲急忙把我挡在身后让我快跑。
这天晚上，躺在潮湿、闷热，一巴掌能打死好几个蚊子的窝棚里，父亲骂了我半宿，我也哭了半宿。
我虽然在佳木斯只读了一年级，但对书本、对学校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书本里的东西太新奇、太吸引人了。我太喜欢考第一名的感觉了。老师摸着我的脑袋，让我站到全班同学面前，让全班同学向我学习，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那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最骄傲的时刻。我在班里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一戴上红领巾就觉得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孩子。这种荣誉感在我心灵深处保存了好多年。每天晚上，我都把红领巾叠得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底下。父亲骂我时，红领巾就在我枕头底下压着呢。
我一心要读书，还因为我的三个姐姐……
这年春天，大姐从沈阳来看望父母，看到我背着书包放学回来，大姐惊喜地说：“雅文你也上学了？大姐真羡慕你……老妹，你可要好好念书啊！可别像大姐似的成了睁眼瞎子，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说这话时，我看见大姐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二姐到佳木斯以后，上了几天夜校。一天晚间，她哭着从夜校回来了，对我说：“老妹，你可要替二姐多念点书啊！”搂着我就哭起来。在夜校里，有人指指点点说她罗锅还念什么书。自尊心极强的二姐受不了这种歧视，再也不去夜校了，只是偶尔拿出夜校的课本，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偶尔还问我哪个字念什么。
到工厂当了学徒工的三姐，也多次叮嘱我，要我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出息。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十一节（3）
我从三个姐姐的泪水里，从她们的叮嘱中，似懂非懂地明白了一些道理。因此，在我小小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读书，我绝不能像姐姐那样成为睁眼瞎子……
再说，我从封闭的大山里走出来，看到城市里那种崭新的、与我家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幼小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这种触动是刻骨铭心的，就像现在的农村人来到城里一样。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再也不想过那种单调、枯燥、一年到头只盼望过年吃顿饺子的穷苦日子了！再也不想像父亲那样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毫无欢乐地活着了。我渴望像城里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唱歌、跳舞、学习，渴望长大以后也像城里人那样快乐地工作……
这种渴望非常强烈，那是任何人都不可阻挡的。我决心明天偷偷地跑回佳木斯……
人的命运往往就在自己不成熟、不经意间决定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睡着，父亲没好气地喊我：“痛快起来！”
我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父亲，不知他叫我起来干什么。正忙着做饭的母亲站在锅台边，隔着一尺高的矮墙对我说：“你不是要念书吗？”
一听到“念书”两个字，我从炕上“腾”地跳了起来，一高兴竟忘了窝棚太矮，“砰”一声撞到棚顶的檩子上，把脑袋撞出一个大包……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我睡着以后，父亲对母亲说我要是个男孩儿，一定会有出息。父亲说：“你看她的那双眼睛，水灵灵的，多有灵性！”
我听了却不服气，心想，男孩儿有啥了不起的。
出了家门，父亲就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我背着书包紧着两条小腿，跟头把式地跟在他身后。刚下过雨，我穿着母亲做的红条绒拉带布鞋，鞋底上粘着厚厚的黑泥，走几步就得甩两下。出了山口，就来到那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草甸子。草甸子里常年积水，长满了多年的草根及一人多深的蒿草。我们称草根为塌头墩子。没有道眼，只能在塌头墩子上蹦来蹦去。有的塌头墩子距离太远，我的腿太短跳不过去，“啪嚓”一声掉进泥水里，两只鞋全湿透了。我渴望父亲能站下等等我，哪管骂我几句也好。可是父亲连瞅都不瞅我，光顾自个儿往前走。
走出大草甸子，顺着山根有一条几十米宽的河，叫永翠河。父亲沿着山根向前走去。看着父亲大步流星的背影我挺生气，觉得父亲一点不管我的死活。我这么短的小腿，能跟上你的大长腿吗？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就是要让我知道，从今往后就你一个人走这条山路，什么泥呀，水呀，蛇呀，你都得受着，受不了就甭想上学！父亲是想让我打退堂鼓，可我一声不吱，始终连滚带爬地跟着他，只要让我上学我什么都不在乎。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村子，不记得叫什么村子了，只记得山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东倒西歪的破草房——这就是我的学校。
老师是个男的，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间扎着一根草绳子，却光着脚，一股股黑泥从他脚指头缝儿里钻出来，像一条条小泥鳅似的。他笑眯眯地望着我，问我念几年级了？
我心想：“这哪是老师呀？穿着大破棉袄，连鞋都不穿……”
老师姓罗，学校就他一名教师，一个教室，一个班级，三个学年。
父亲把我交给罗老师，问我：“你自个儿能不能找到家？”
我只好硬着头皮点点头。父亲说他要到镇里去买玉米面，说完转身就走了。
从此，我就在这只有一个班级却有三个学年的学校上学了。每天上课时，罗老师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讲完让一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再给我们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讲……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次哭着喊着要上学是多么正确！
否则，我像山里其他孩子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小文盲，也像我的几个姐姐一样成了睁眼瞎子，最后嫁给一个并不相爱的男人，窝窝囊囊、愚昧无知地过一辈子，那我这一生该是多么悲哀！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胜利，也是第一次体现出“性格决定命运”的人生哲理。我为自己感到庆幸，也感谢父母对我的宽容。
后来，有记者朋友曾问我：“别人家的孩子都不上学，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学？是不是像现在许多有志气的农村孩子一样，想走出大山，想用知识改变命运、改变贫穷的家庭状况？”
我告诉记者，那时的农村人很傻，很愚昧，家家都很穷，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命运，更不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再说中国当时并不提倡这些，也没有知识改变命运的提法。父亲对命运不满也只能是抱怨罢了，而母亲只能是逆来顺受。我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儿，更不明白那些高深的人生哲理了。我只是怀着一种简单、淳朴的愿望，就是不想在山沟里过一辈子。我羡慕城里的孩子，想跟城里孩子一样在学校里唱歌、跳舞、学习……
这就是我一心要上学的原因。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十二节（1）
从此，十岁的我每天风雨无阻地走在那条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上学路上，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往返二十多里路，一双小脚整天泡在湿漉漉的布鞋里，脚丫子都泡白了。后来母亲给我在书包里带一双干爽布鞋，让我上课时换上干的，放学以后再换上湿的。
路上，我总是扯开嗓门儿大声唱歌：“来呀，看呀！杨柳条变绿了。来呀，看呀！桃花也开了。大家都欢唱，春天来了！”“大红花呀，开满地，小朋友拍手来游戏……”
在学校学会的歌唱没了，就自己胡编，见到路边开的石柱花我就唱：“石柱花，你真美丽。我把你折下来，你可别生气……”
直到今天，我对小小的石柱花仍然情有独钟，去山上散步，偶尔看到粉红色的小石柱花总会折几枝带回家来，插在瓶子里。我先生奇怪地问我：“咱家那么多花你看都不看，为什么偏偏喜欢这种小破花？”
我告诉他，石柱花陪伴我度过了漫长而寂寞的童年。
路上，每当看到美丽的朝霞，看到微风吹动望不到尽头的大草甸子，看到大雨过后五彩缤纷的彩虹……我就想唱歌，就想把心中美好的感受唱出来，可我不会那么多歌，也没有那么多词汇，只能信口胡编。现在一想，这可能就是大自然赐给我的美感启蒙吧。
每天我都冲着太阳唱，冲着山涧的小溪唱，冲着路边的石柱花唱，不为别的，只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想狼要听见我唱歌就会被吓跑了。
每天晚间躺到炕上我都犯愁，明天上学怎么走啊？夜里经常梦见狼来追我了，吓得我又哭又叫。可是无论夜里多么害怕，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小人儿都会准时出现在没人深的大草甸子里，出现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但是，苦难并不能泯灭一个孩子的天真童趣。我让母亲用铁丝给我做了一把渔钩。清晨，我把拴着蚯蚓的渔钩扔进永翠河里，等放学回来再来起钩。我从未钓到过一条鱼，可我每天都兴致勃勃地钓下去。不过，我在门前的小溪里却抓过一条二寸长的白漂子，高兴得大呼小叫地往家跑，让母亲给我做鱼吃。母亲看到我手里的小鱼哭笑不得，在我的一再哀求下，只好用它打了鱼酱。
一天，父亲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往后不许在路上采花抓蝶的！山外一个孩子在河边抓蛤蟆，一条蛇突然钻进他嘴里，不一会儿就憋死了！”
吓得我好长时间不敢采花，可时间一长又忘了。
这里的蛇多，有时一不小心就踩到蛇身上了。有一次，父母没在家，我看到一条一尺多长的小蛇钻进我家门缝里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用炉钩子把它钩出来扔到外面去。还有一次，我跟母亲到地里摘豆角，看到地头一棵老榆树窟窿里趴着好多条蛇，一个缠一个像拧麻花似的。母亲拉着我急忙离开了老榆树。母亲告诉我，那是长虫“起雾”，也就是集体做爱，要是搅了它们的春梦，它们该出来咬人了。
一天放学回来，看到山坡上有个黑糊糊的东西，呼哧呼哧弄得树叶哗啦哗啦直响。我以为是谁家的老牛呢。父亲却说可能是熊瞎子，还叮嘱我，今后要遇到熊瞎子不要直着跑，要拐弯跑，还说熊瞎子傻，到地里掰包米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只剩下一穗……
还有一次，我看到山坡上有一头猪靠在树上蹭痒痒，心想谁家的猪跑这么远，就捡起一根树枝往村里赶它。我看到这头猪的个头很大，腿很长，两颗大獠牙往上翘翘着。听到动静，它回头冲我呼哧呼哧两声，撒腿就向山上跑去……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十二节（2）
回家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败家的孩子，你不要命了？谁家的猪跑那么远，那是野猪！野猪的牙快，小盆粗的树几口就能咬断喽！你没听山里人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吗？野猪比老虎和熊都厉害，往后再看见野猪躲远点儿！”
这天晚上，吓得我半宿没睡着觉。
母亲却安慰我：“别怕，别听你爸吓唬你，没事！有狐老太太保佑你呢。”母亲经常为我烧香，祈求狐老太太保佑我平安无事。
夏天和秋天还算好过，到了冬天就更难熬了。
冬天天短，雪又大，早晨天没亮就得动身，晚上没等放学天就黑了。零下二三十度，而我穿着没有衬衣、衬裤，连裤衩背心都没有的空心棉袄、棉裤，揣着玉米面饼子，脚上穿着“长出”厚厚雪钉的棉布鞋，每天跟头把式地滚爬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手和脚冻得又红又肿，耳朵冻得像冰凌似的直淌黄水。可我不敢对母亲说，怕父亲知道该不让我上学了。一天早晨，母亲发现我的脚冻得像馒头似的，穿不上鞋了，就埋怨我：“瞧你这孩子，手脚冻成这样咋不告诉妈呢？”
从那以后，母亲每天晚间熬茄秧水给我洗冻疮。后来一到冬天就犯冻疮，两只脚奇痒无比，左脚上至今还留着一块冻疮疤呢。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火炉边，等着母亲给我烤土豆片吃，偶尔还能吃到一两只烧麻雀，是母亲用筛子给我扣的。那麻雀肉真香，香极了。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动物一说，麻雀是“四害”，人人都有消灭“四害”的任务。城里人敲锣打鼓地消灭麻雀，吓得麻雀没地方藏没地方落，最后累吐血累死了。
放寒假了，我拉着小爬犁，跟着父母踏着厚厚的积雪上山去砍柴，到了山顶，我能远远地看到山外开过去的像毛毛虫似的火车……每当看见火车，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