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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采访的，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重患。我无法接受这种落差极大的残酷现实。可我只能强忍着泪水，强装笑脸，对刘晓程说：“晓程院长，我才五十九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我不要多，再给我十五年就行。我太爱创作了。”
他说：“把你这颗破碎的心交给我吧。十五年太保守了，你准备再创作二十年吧！”我知道他在安慰我。
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恰巧来采访刘晓程，否则我仍然糊里糊涂地活着，说不定哪天就会像文海美一样，突然离开了世界。
刘晓程找来内科副主任林文华医生当我的“保健医”，并给林主任下了“死令”，必须保证我在术前不发生意外，并一再叮嘱我：“争取尽快手术，以免发生不测！”
之后，我怀着满腔的惆怅与痛苦踏上了归途……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
回去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满眼枯黄的秋色，我不由得回溯起自己的一生……
我这一生苦苦地追求理想，追求高尚，把文学当成生命，不惜一切代价为之奋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从不绝望、从不气馁。因为我有一个很棒的身体，我觉得有身体就有一切。每当遇到挫折时，我总是用孟子的话激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深信天道酬勤，深信“但得有心能自奋，何愁他日不雄飞”。
可是追求到最后，心已“破碎”却从未有过什么雄飞，一辈子都快走完了也从没见老天降什么大任于我。本以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是老天降给我的大任，结果弄得身心憔悴，伤心欲绝，不得不打三起官司，而且得了严重的心脏病。现在，法院那边等待我去开庭，这边又面临着生死未卜的心脏大手术……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母，他们都没有心脏病，都是七八十岁才过世。而我是运动员出身，一直坚持出操、跑步、游泳，身体一直很棒。我先生总是亲切地叫我“活兔子”。一些朋友也常常开我的玩笑：“该死的雅文，你哪来那么大精神头！真让人嫉妒！”
是的，我精力充沛，充满了活力。
三年前，我每天晚间都去游泳池游一千米。可是三年后的今天，却变成了一个亟待拯救、急需搭五六个桥的心脏病重患……
令我无法接受的并非是死亡，死亡是自然规律，上帝召谁去谁都无法抗拒，而是我一颗好端端的心脏为什么会坏到今天这种地步？我的心脏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坏的？
其中的原因才是我最痛苦、最无法接受的！
此生不虚的素材——一个中国
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一个可以超过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旷世罕见的素材，一个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演绎的跌宕起伏而内涵深刻的故事……我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可换来的却是——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节
事情要从1999年5月的一天说起……
那是一个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上午，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说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的生命，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结束后，她又全力拯救被审判的纳粹将军……
按理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到了老眼昏花宠辱不惊的年龄，本该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我一听到这个素材，本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个素材太棒了，竟然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这个素材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李占恒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境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推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跟我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期运动员，他是滑雪的，我和先生是滑冰的。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李占恒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作家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
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样宽松。一连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拿到签证。后来，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通过文化部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
我冒昧地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国际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接到邀请函，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兴致勃勃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却像一盆冷水，顿时浇得我目瞪口呆：“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兴冲冲地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却呆呆地立在深秋的暮霭之中，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就更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困难了。
我先生劝我：“实在不给签证就算了吧。”
可我是一个从不肯轻易退却的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于是，我连夜给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再说，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比利时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又通过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五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同胞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去机场接我呢。我忧心忡忡，既担心飞机晚点，又担心近九十高龄的钱秀玲老人卧床不起，丧失记忆……因我始终没有跟钱家人联系上，就冒昧地跑去采访了。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而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
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一迈出国门，我觉得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一名黑人警察在我的机票上写下“B10”的字样，人家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到了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从未见过面的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随后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后来朋友们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当过运动员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婆，就是年轻小伙子在这么短时间“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强健的心脏却变成了一只破筛
子……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节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板，纸板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你当时太难了，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精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儿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见到钱秀玲老人，陆惟华先生认识的钱秀玲的外甥一直外出没回来。这期间，有人传说钱秀玲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有人还传说钱秀玲老人的儿子怕打扰老人休息，拒绝任何采访……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板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