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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那好吧，今后我是你的教练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训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大胆说“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的田径教练见到我，对我说：“雅文，当时我真为你担心，你太小，太单纯了，真怕你被……”
是的，如果当初不是勇敢地拒绝，如果不是坚守着女孩子的一方阵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那位教练犯了错误，好几个女运动员都因为他而抬不起头来，有的一生都活得很压抑……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可在心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后来，他对我一直很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不理智的行为。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四节
就这样，我带着巨大的心灵阴影走进了最苦、最累的速度滑冰队，成为六名男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此，我这个四十三岁母亲孕育、先天不足后天又用糠菜充饥的十六岁少女，跟其他队员一样，开始了专业速度滑冰的训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运动队虽然粮食定量很高，但伙食不好。而且经费紧张，外出训练一律坐硬座。当时，中国运动队受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影响，采取他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超负荷大运动量训练。速滑队更是如此。
夏天，我们要进行陆地训练，跑、跳、自行车、登山、滑轱辘、蹲杠铃、各种专项训练……三十多度，天像下火似的，望着长长的、跑不到尽头的跑道，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跑着，耳边响着教练的喊声：“坚持！咬牙坚持！”一堂训练课下来，运动衫常常能拧出水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说负重滑跳吧，背上驮着五或十公斤的沙袋，像滑冰那样蹲在地上，两腿做高抬腿侧跨动作……教练掐着秒表站在旁边监督，跳到最后，每人头底下都是一片汗水，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恨不得一头趴在地上。一次四十公里自行车越野训练，骑到郊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有瓦盖，回来一看，从头到脚全是泥沙。
我们速滑队特羡慕篮球队，整天在球馆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对我们来说，打篮球就是放松了。
然而，最残酷的并不是夏天。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都在室外训练。零下二三十度，只穿着一条小薄绒裤，在冰上一滑多少圈，手脚冻得常常没了知觉，袜子冻在冰刀的铆钉上。有一次，我冻糊涂了，想擤鼻涕却伸手去捏眼皮，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运动员从不叫苦，也从不落泪。在运动队里，大家最瞧不起懦弱、怕苦怕累、娇里娇气的人。运动员讲的就是拼搏，就是不断地向自己、向人类极限挑战，可以说，每一堂训练课都是拼下来的。
然而，无论多苦多累，我的心儿都是欢畅的，因为有冠军梦支撑着我。尽管这个梦很遥远、很渺茫，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可我仍然傻乎乎地追求着、梦想着。不仅是我，所有运动员都有这种傻乎乎的劲头，否则早就干不下去了。
尽管训练很苦、很累，但运动员的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
一帮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总有开不完的玩笑，唱不尽的歌，做不完的恶作剧。别看运动员的文化不高，但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见多识广。那时候，冰上界最流行《外国名歌200首》，人人都会唱几首。我会唱的就更多了，《在遥远地方》和《星星索》是我一生的最爱。这些外国歌曲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增强了我的审美意识，而且给我单纯的心灵带来一种西方文化，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天，每当我唱起那些外国名歌，就会想起当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高山冰场童话般的世界……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五节
去高山冰场，是我到速滑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60年3月8日，我刚到速滑队，就跟随全队到海林县的高山冰场去晚期下冰。在牡丹江换乘的小火车，在茫茫林海里颠簸了几个小时，下了小火车，又背着行李在一米多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黑龙江省体委为全省滑冰队员修建的高山冰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
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苍松翠柏的原始森林，白雪皑皑的山峰，群山环抱着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场，冰场旁坐落着一排木头房子，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木屋一样……
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啊——我来了——”
所有人顿时都跟着喊起来：“我来了——我来了——”山谷里响起一片回音，周围树枝上的积雪都被刷刷地震落下来。
全省一百多名优秀速滑运动员都来了。我们住在冰场旁的小木屋里，每过两三天就下山去背一趟食物。山高，不通车，所有的食品都得靠运动员背上来。没有袋子，大家就把秋衣、秋裤的口扎上，用它来装面包、装冻肉和冻菜。一路上，大家总是笑声不断，歌声不断。
在冰场上，那些运动员个个滑得都很棒，冰面特熟，滑起来悠悠的。唯独我这个刚进队的业余选手滑得糟透了，两条腿拉跨拉跨劈嚓啪嚓地紧，两只手在身后挲着，像企鹅似的，而且还经常“扫冰场”。我们管摔跟头叫扫冰场。我一摔跟头，男队员就冲我喊：“哎，小家伙，冰场没扫净，再来一个！”搞得我特狼狈。
晚期下冰是速滑运动员最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时候，一年的训练和比赛都结束了，来年的大运动量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群精力过盛的年轻人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恶作剧，墩教练，打雪仗……
几名女运动员抓住一名男教练，你拽胳膊我扯腿一齐大喊：“一、二，墩！一、二，墩！”把教练高高地扬起来，又重重地墩到雪地上，墩得教练龇牙咧嘴直告饶……
一天早晨，我在走廊里刷牙，看到哈尔滨队一名男队员将漱口水“噗”一声喷到地上，大叫一声：“我的妈呀！这水怎么一股骚味儿？”
正在洗漱的几名女运动员忍不住嘎嘎大笑，男队员带着满嘴牙膏沫，冲着女运动员奔过来。几名女运动员嘴里叼着牙刷，双手叉腰，虎视眈眈地站成一排，冲他叫号：“咋的？找挨墩哪！”男队员说了一句“等着瞧！”转身走了。
训练完了，冰场内外，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雪块纷飞，喊声震天，不知有多少伙在打雪仗呢。
尽管我这个小少年从不参与，但也常常遭到大哥哥们的捉弄。有一次，我正张着大嘴看热闹，哈体院一名男运动员抓起一团雪猛地塞到我嘴里，我“咕噜”一声咽了下去。刚到这儿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去厕所，哈尔滨队一帮人高马大的男运动员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堵住我，不让我过。我以为走错了，转身向另一头跑去，跑过去一看不对，又急忙跑回来。他们看我急得团团转的狼狈样儿，这才哈哈大笑着放我过去。后来，这帮调皮蛋成了我的哥们儿。偶尔说起这事，他们笑道：“那时候，你是一个小傻丫头，一天就知道傻笑！”
有一天扫冰场，一名男队员用脚一碰我脚，我哧溜一声摔倒了。我刚要爬起来，他用脚又一碰，我又摔倒了……他接连弄了我七八个跟头，搞得全冰场的人都看着我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登山，我一个人趟着没膝深的大雪正往山下走，有人忽然从背后抱起我，把我一下子扔出好几米远……我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男队员正若无其事地向山下走去，而我却掉进一米多深的雪坑里半天才爬出来。没想到，这个总爱“欺负”我的队友，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我曾问过他：“那时候，你为什么总爱欺负我？”
“看你傻乎乎的小样，觉得可爱呗！”
“你就不怕我跟你急？”
“你不敢，你就知道嘿嘿地傻笑。”
“你要把我扔到树碴儿上扎坏了咋办？”
“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瞎说，我才不信呢！”
人在年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记忆最深的是各队搞联欢，没电，这帮年轻人就在礼堂里点起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尽情地放声歌唱，那种浪漫情调太美了，令人终生难忘。运动员个个都是能歌善舞。大家让我也唱一个。我很害羞，但还是唱了一首《小看戏》。唱完，大家让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一首《沙依罗汗》。
后来，运动员们一见到我就说：“小家伙，你选错行了。瞧你像黄花菜似的，不应该跑到冰场上来拉磨，痛快改行去搞文艺吧！别在这浪费你的大好青春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往心里去。
一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临走，运动员下山和大海林歌舞团搞联欢，我负责报幕和独唱，穿的是哈体院运动员赵峰借给我的毛衣。
分手时，不少运动员对我说：“雅文，回去多学点歌，秋天见面好唱给我们听！”
在我的滑冰生涯中，没有留下任何成绩，只留给大家一些歌声。几十年后，偶尔遇到当年的冰友，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我：“雅文还唱歌吗？来，给我们唱一个。”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六节（1）
1960年10月初，我随队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经过一夏天的训练，我的体能有了很大长进。可是，人生无常，上冰不久，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头上……
这天上午，我和队友来到北安郊外的庆华水库，发现变天了，冷风呼呼地吹着空旷的湖面，冰面上落满了灰尘，而且裂出了许多冰缝。上冰不久，许多运动员的冰刀就打了。我们几个队员按照训练计划，一圈一圈地滑着。可是，就在我做二百米加速时，我右脚的冰刀突然插进冰缝里，身体猛地弹了起来……
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右膝盖剧烈地疼痛。教练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咬着牙继续训练。
下冰以后，我拖着瘸腿来找省队队医孙大夫，他看到我的右膝盖摔得又青又肿，给我开一些外贴中药，让我卧床休息。可我没告诉教练，仍然坚持训练。第三天，我的右膝盖肿得像馒头似的。而且，我对跌打损伤中药过敏，膝盖上起满水灵灵的大泡，水泡受冻后奇痒无比，被我挠破感染了，直淌黄水。
文质彬彬的孙大夫冲我发火了：“雅文，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把你的教练给我找来！”
我急忙说：“孙大夫，求你千万别告诉教练，教练知道该不让我上冰了。那我这一年就白干了！”
“可我是医生，我必须为你的腿负责！你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这样拼下去的后果……孩子，你还是听我的吧！”
他叫我孩子，也的确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少年，我想的只是眼前的训练啊、成绩啊，根本不考虑后果。
临出门，孙大夫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小家伙，别难过！你年龄小，训练的日子还长着哪。”
不久，我只好忍受着悲伤的心情，离开队友，住进了佳木斯市中医院。
医生确诊我右膝膑骨骨裂，给我打上石膏，让我卧床休息。我的右膝膑骨至今还留下一道很深的裂痕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仅要忍受伤痛和饥饿的折磨，而且要忍受近在咫尺的想家之苦。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腿骨折，怕他们为我担心，更怕父亲不让我干了。我每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心里盼望着，腿快点好吧，腿好了我好回去训练。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体委领导决定，不训练就不能享受运动员的粮食定量，把我每月四十五斤的粮食降到二十七斤。而且医院的伙食极差。我整天饿得饥肠辘辘，两眼直冒金星。其实，我的床头柜里就放着队里发的二斤白糖和两瓶炼乳，可我却舍不得吃。
那时，看到父母吃着豆腐渣拌菜叶，瘦成了皮包骨，父亲走路都打晃了，干不动瓦工活，只好到一家小卖店去卖菜，我就把队里发给我补充营养的白糖和炼乳，全部偷偷地拿回家去，一口都舍不得吃。每次母亲都问我：“你自己留了吗？”
“留了。”我要说没留，母亲就不会留了。
像我这样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对父母有着强烈报恩思想的苦孩子，自己吃不吃，加不加营养都觉得无所谓，拿回家给父母吃，觉得终于报答了一份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门开了，瘦弱不堪的父母忽然走了进来。我不禁大吃一惊……
母亲急忙来到床边，哆哆嗦嗦地抚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