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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一节（2）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怕刮秋风，就像怕摩托声一样，一刮秋风贺玉又该走了，又该剩我们娘儿仨度过那孤独而寒冷的漫漫冬夜了。
国庆节一过，贺玉就带着队员去外地训练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回来。
临走前，他总会给我挑满一缸水，劈出几筐引火木柴，切出一盆白菜和一盆土豆，吃到最后土豆和白菜都变黑了。但是，那些发黑的土豆和白菜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给我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疼爱……
那时候，一到秋天家家都得储存冬菜。我只好一个人用手推车将单位分的几百斤白菜、萝卜、土豆推回家，自己渍酸菜，将白菜、土豆下窖……每天早五点就得起来生火，做饭，给孩子穿衣，吃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前面驮一个，后面背一个，将两个孩子送进托儿所然后再去上班。路滑，娘儿仨经常摔得人仰马翻。一天晚间，我买了二斤冻梨挂在车把上，不小心又摔倒了，冻梨撒了一地。我满地摸黑寻找冻梨。女儿哭着问我：“妈，爸爸啥时候回来帮你捡冻梨呀？”
当时，家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晚上下班回来，要点炉子，挑水，劈柴，做饭……挑水的人太多，压井前总是排着长长的水桶。排得时间久了，我赶紧跑回家看看孩子，进门一看，又停电了，小姐儿俩正抱在一起哭呢。怕孩子掉到地上，贺玉在炕沿上安了一个栅板。一天，女儿使劲摇晃把栅板插销给晃开了，她一下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半天没上来气，吓得我背起两个孩子急忙往医院跑……
有一天，自行车坏了，我领着女儿，用小爬犁拉着儿子去上班。经过铁路时来火车了，我拽着女儿拉着爬犁急忙跑过去，走走，忽然觉得爬犁很轻，回头一看，天哪！儿子正趴在铁道上哭呢。我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抱起儿子刚冲过铁道，火车就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我得了肾盂肾炎，发烧三十九度多，只能自己挺着去医院……
但是再苦再难，心里总有盼头。
一到春天贺玉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全家顿时充满了欢乐。爷儿仨没完没了地疯啊，骑马啊，藏猫猫，玩得特别开心。他不仅给我们娘儿仨带回来一堆奶油、白糖、苹果等好吃的，还给我们带回来一堆故事。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过晚饭，娘儿仨围在他身边，听他给我们讲《神秘的花园街》、《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
他很会讲故事，而且最善于用象声词，“只听房门‘吱扭’一声，不见人影，却听到‘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吓得孩子赶紧瞅屋门，看是不是有人进来了……
在文化极其匮乏的时代，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不仅填补了我和孩子空虚的心灵，而且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1975年3月，全国速滑比赛在海拉尔举行。
在比赛中，贺玉训练的三名运动员轰动了整个冰坛：王富环获得女子全能冠军，李卓获得一千五百米冠军，曹连春获得五百米第三名。
这在佳木斯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佳木斯市速滑领队立即向佳木斯市委、市体委发去长达三页的报功电报……
但，比赛一结束，贺玉却急忙躲开记者的追踪，跑到外队朋友那里躲了起来。而且他把有关报道他的报纸全部收起来，不让队里看见。他不愿成为中心人物，更不愿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万万没想到，“白专道路”、“光专不红”的帽子，却早已在恭候他了。
回到佳木斯以后，贺玉立刻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全体委只有他一人。而此刻，体委领导正接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表彰呢。而他这位教练却再一次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反面典型——体委领导把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完全归功于批判教练“白专”道路、学习“老三篇”的结果……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二节（1）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我和贺玉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给他收拾行李，又找出那件在靠山屯敬老院穿的破棉袄让他带着，虽然是春天了，早晚仍然很凉。
两个孩子一看爸爸又要走了，光着屁股爬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哭喊着：“不让爸爸走！不让爸爸走……”
贺玉搂着两个孩子，却一句话没说。
我知道他心里太苦了，他被压抑了九年，本以为自己抛家舍业训练的运动员出了成绩，拿了全国冠军，这回日子总该好过些了吧，没想到他却再次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贺玉走后，老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
老主任说的一番话令我不寒而栗，最终使我们下决心做出了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最终改变我们命运的决定——
“我告诉你雅文，周贺玉这个人一贯不突出政治，一贯走‘白专’道路！他的运动员要拿世界冠军，他坐地就得成为反革命……”
我觉得这话太可怕了，贺玉再干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是，贺玉刚去农村两个月，却被老主任召了回来，让贺玉回来参加批判速滑领队的大会。因为速滑队领队向市委写信告了老主任……
开会前，老主任找贺玉谈话，让贺玉在批判大会上积极发言，还说这是检验贺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果的机会，如果表现好，贺玉就可以不用回农村了。否则，继续回农村劳动改造……
这天夜里，我和贺玉聊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的批判会，所有与会者都踊跃揭发领队的诸多条“罪状”，唯独我和贺玉一言未发。
散会时，我听老主任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想到，最应该发言的两个人却一言未发！”
是的，我们两个确实应该发言，这不仅牵扯到贺玉回不回农村的问题，而且牵扯到我能不能入党的问题。当时，我的入党申请已报到市机关党委就等待最后审批了。那时候人们把入党看得很重，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能入团，所以把入党看得更重了。
我俩所以不发言，并不是对领队没有看法。这位领队思想极“左”，他向市委汇报，说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就是因为批判教练的“白专”道路及学习“老三篇”的结果。但是，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我和贺玉已经饱尝了挨整的滋味，觉得再搞这种你整我我整你的游戏，太没意思了，不愿再参与这种你批判我我批判你的无聊游戏了。
第二天，我待批的入党申请书从机关党委被撤了回来，贺玉继续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但这次贺玉却没有回农村，而是来到老主任的办公室，向主任提出要求转业……
老主任一听他提出转业，大为恼火，说贺玉：“你是不是有点成绩就想拿把？拿转业来威胁领导？”
一向谦和谨慎的贺玉，却说出一句令老主任哑口无言的话：“我这人一贯走‘白专’道路，我当教练会带运动员继续走‘白专’道路，会影响领导突出政治，所以我提出转业……”
老主任火了，当即一拍桌子：“好，我同意你转业！”
之后，体委领导分配贺玉到造纸厂去干力工，抬大木头（这在运动员分配中从未有过）。领导说干力工挣钱多，一个月能挣二百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我们家确实很穷，我结婚八年没做一条裤子，裤子屁股地方全坏了，全是用缝纫机扎的。家里天天吃玉米面发糕，儿子一见发糕就紧鼻子：“又是破发糕，我咽不下去！”儿子在外面一看到我，不管什么时候，第一句话总会说“妈，我饿”。我只好给他买两角钱的饼干，儿子捧着饼干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觉得一个堂堂的运动健将跑到造纸厂去抬大木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坚决不同意他去干力工。
随后，贺玉自己联系了几个单位都被人莫名其妙地搅黄了。后来，一个运动员家属帮他联系到法院，这时，体委政工科李庭学科长偷偷告诉贺玉：“你先别办理调转关系，等他们上冰走了再说……”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二节（2）
一直等到秋天，老主任跟随滑冰队去海拉尔早期上冰走了，贺玉这才办理调转手续。
但不久，在一次全市领导干部开会时，体委领导问法院院长隋卫玉：“老隋我问你，你们怎么能把周贺玉这样的人调到法院呢？”
隋院长一愣：“他怎么了？”
“周贺玉这人一贯思想反动，你知道他反谁呀？”
“反谁？”
“他反对毛主席！”
“谁能证明？”
“我就能证明！”
“你能出证明材料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出的证明周贺玉本人能不能看到？”
“不仅能看到，而且要拿到法庭上对证！”
一听这话，体委领导急忙摆摆手：“算了算了！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后来，隋卫玉院长在全院大会上，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他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呢？我看周贺玉这个同志很好嘛，很能干，今后体委有这样的教练我们还要，有多少要多少！”
贺玉在冰上界的威望很高，他调走之后，黑龙江省体委批评了佳木斯市体委，说不应该把周贺玉这样的优秀教练放走。所以，市体委领导想这“招”让法院把周贺玉给退回来，回来继续当教练，没想到却被法院院长将了一军。当时，国家“八一”速滑队得知贺玉转业后，几次打来电报，还派苏洪斌教练从沈阳专程跑到佳木斯，以优惠条件动员贺玉去“八一”队任教。
但是，贺玉心灵的创伤太深了，也太寒心了。他喜欢法院这个相对公平、正直的工作环境，所以，婉言谢绝了“八一”队的再三邀请。
不久，我也调离了体工队。
从此以后，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那曾寄托着美好梦想的运动场，却很少再进去了。但我们仍然热爱体育，热爱运动员，每当在电视里看到中国队在比赛中赢了，我们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两手拍得通红……
虽然离开了运动场，但运动员那种勇于进取、勇于拼搏的精神，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调到哪个单位，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我们来说，都只不过是换个运动场而已。
调到法院以后，三十四岁的贺玉面对完全陌生、专业性极强的法律工作，他收起在冰场上叱咤风云的潇洒，像小媳妇似的，从打水、扫地、书记员一步一步地做起……
两年后，他一个人办案的数量，远远超过民事审判庭全体工作人员办案数量的总和，连续两年被法院推选为唯一一名出席全市的劳动模范。
1979年，我们两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一步步干到区法院院长。他领导的区法院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各项指标第一名。他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把微机引入审判。他培养的微机书记员在全国选拔的微机员测试中，名列第一名，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期间，进入主会场当微机记录员……
然而，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他一步步的升迁，而是他一步三个楼梯跑上楼的背影，在我的印象中，他上楼从来不走，而是一步三个楼梯地跑上去……
一句玩笑，让我把生命的最后
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就像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一枚铜板。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把全部生命押在文学的赌桌上，将会赌出怎样一番人生？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三节（1）
1977年5月，随着我离开体工队调到佳木斯电子仪器厂，我们结婚十年搬了十次、在风雨中漂泊了十年的家，终于安定下来了。
经过十年的折腾，本以为我这颗心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奢望，只能相夫教子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我像许多父母一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考大学，能有出息。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创作以外，孩子是我投入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项“工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的确是一项大“工程”，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比任何事情都艰难都重要！
后来，贺玉不止一次地说：“一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被判刑，我就感到后怕……”
的确，今天想起那个环境仍然感到后怕。我们住在郊区的城乡结合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很糟。这里没有楼房，没有柏油路，全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下雨，道路就泥泞得像大酱缸似的，连自行车都骑不动。这里居住的人很杂，工人、农民、劳改释放犯、小偷、抢劫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