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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完了，我望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老人身上寻找那个勇敢而机智的影子。可我丝毫没有找到，甚至连一句高昂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我对老人敬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受到一次净化。
令我敬佩的还有那位德国将军，他是德国著名的高级将领，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可他却冒着被撤职、杀头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营救自己的敌人——这种超越国家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大义，这种超越一般人性的良知，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我在《盖》书中写到：一个人是无法选择国家的，更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但我一直在思索：钱秀玲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他们的思想根基到底在哪里？
钱秀玲出生在善良而正直的中国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捐款，共同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中山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
可是，法根豪森将军呢？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情、人性，还是……
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他曾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二战爆发了。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驻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政总
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了有关他的一段重要历史，使我对他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原来，他早已看透了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是他劝说隆美尔加入反希特勒组织的。“7·20”计划失败后，五千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被审判之列，但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才使他和一批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法根豪森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鲁思波丽女士转来的，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鲁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将军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人。
看到这些，我找到了这位纳粹将军的行为根基……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节
随后，我又采访了钱宪人、钱为强先生及米加夫妇等人。
去米加家那天，我和钱秀玲老人出门不久，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片大得惊人，转眼落满了一身。我怕老人滑倒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走一会儿，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一会儿。我和老人站在马路边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哈哈大笑。那种亲切感就像去世多年的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本来，钱为强先生与罗杰联系好了，准备带我去采访钱秀玲营救的第一人。可是这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也在抓钱秀玲的素材，希望我不要采访了。我很奇怪，这人怎么会知道我来采访？我说我已经采访好多天了，不可能放弃。在此之前，我还听说台湾也准备将老人的故事搬上银幕，正在筹备剧本……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万里迢迢自费跑来采访，当然不希望撞车，更不希望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第二天，罗杰打来电话拒绝接受我的采访，钱秀玲老人亲自跟他说都不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毫无办法，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背景和能量的我，只能抱憾离去了。我本来还想去德国补充一些法根豪森将军的素材，与德国使馆都联系好了。但现在，我决定取消德国计划，立即回国，抓紧时间创作剧本，落实《盖》剧的拍摄单位。
这天晚间，去机场办理回程机票，我忘了带字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刚下过雨的马路上，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我眼前匆匆走过，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心里酸酸的，想哭。
看到一位比利时少女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去，将两手往身后一背，做出飞机状，嘴里发出呜呜声……少女立刻心领神会，带我来到地铁站，帮我买好地铁票，又将我交给一个拎提包的女人，然后才微笑着向我摆手再见。人在逆境中，特容易受感动，望着她姗姗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机场办完手续天色已晚，空旷的地铁站台里空无一人。恰好开来一辆地铁列车，看到车厢里坐着两个黑人，我急忙将车票举到车窗上，“问”他是否可以上这趟车。黑人冲我点点头。下车后，两个黑人带着我左转右转，转得我心里直发毛，终于转到另一个地铁站，他们这才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走。此刻，空荡荡的站台里只有一对年轻恋人在长椅上接吻，我顾不得失礼，举着车票“问”人家该乘哪趟地铁。两个年轻人立刻停止亲吻，告诉我到对面站台去乘车。到了对面，我又“问”一个中年男子乘“B1”线地铁该坐哪趟车。这时开来一辆55线地铁列车，中年人急忙拉我上车。在车上，他指着地铁线路图告诉我他在第三站下车，要我在第五站下车倒“B1”线地铁，并把我交给了一个黑人女子……
回到钱宪人先生家里，已是深夜，我躺在三层阁楼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这举步维艰的异国他乡，却遇到这么多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他们出于善良的天性，像接力似的，把我一次次地交接下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1999年11月25日，我怀着对钱家、对上海联谊会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的感激之情，结束了二十七天的采访。我不仅带回来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大量的原始资料，还带回来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以最快、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却是——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八节
回到北京第一天我得知，出国前谈好的中央某影视公司因没有涉外拍摄权，原定准备投拍《盖》剧的计划落空了，这使我顿时陷入了茫然，只好回到哈尔滨抓紧时间花钱请人翻译资料，创作剧本。
面对陌生的题材、陌生的生活，我遇到了创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只好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阅资料，观看二战纪实片及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等许多书籍，一边苦思冥想……
首先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吧，不敢太离谱，钱秀玲老人还活着，怕钱家怪罪。不虚构吧，老人的故事不够二十集电视剧的含量。而且对每个细节，对每个人物名称都要求真，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求证比利时男人向女人求婚赠送戒指的细节，打国际长途请教钱宪人先生，把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列出清单，传真给比利时的朋友，如，比利时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地铁，二战时期的宵禁时间，柏林集中营的情况，天主教祈祷语言，军事法庭的法官服装等诸多问题……
奋斗了几个月，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可是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在为我的“女人”找不到婆家而着急上火，联系几家影视公司都觉得题材好，但又觉得境外拍摄投资太大不肯冒险。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国外，就冒昧地给《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及编剧史蒂弗·赞林写信，自荐钱秀玲的素材，通过美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但几封信发出去却是泥牛入海。
不久，我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九节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几天后，周先生带人专程来北京看阅我的《盖》剧本，之后，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当场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事情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太顺利的事情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顺……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对此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还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麻烦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
听到专家的否定，制片人小C难过得不敢抬头看我，怕我吃不消哭出来。是的，这对任何一位编剧来说都是残酷的，对我也是一样。但我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认真记录着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我知道任何好剧本都是改出来的，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缺憾，才能将剧本推向新高。
会后，周先生同我协商，按着合同约定让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宾馆……
记得德尔·菲利普斯说过：“失败是什么？失败是走向成功的开始，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提得很对，尤其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及央视影视部一位副主任谈得非常好。他们让我脱离原型，大胆地构思，剪断真实故事对我的束缚……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翻原剧本，重新构思创作一部二十集的剧本！
可是，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重新创作一部二战时期的二十集大戏，谈何容易！
记得美国一名黑人短跑运动员，当他第三次战胜伤病重新站到世界比赛二百米的跑道上时，刚刚冲出弯道就突然发生了跟腱断裂。在一片惋惜声中，他单脚跳着向终点奔去。他父亲从看台上跑下来搀扶儿子，劝他：“孩子，你表现得已经非常出色了，你可以停下了！”他却哭着，始终不肯停下。父子俩搀扶着，流着泪，一步一步一直跳到终点。看到这一幕，我坚信这个黑人运动员早晚有一天会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后来果然如此。
世界冠军虽然只是淘汰率最快的短暂，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