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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没有媳妇，不会说话，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女人。有段时间，村人常常见他驻足在女人洗好的一绳衣服下。村人们笑着议论：哑巴可能想女人了。议论归议论，哑巴还是天天拾粪并没有做出什么出轨的事情。村里大民与桂花在街上闹着玩，被哑巴看到，哑巴仿佛很生气，拉着大民就去村长家。大民不知道为什么，哑巴与村长比划着。村长看哑巴的手势仿佛明白些什么，问大民做了什么不堪的事情。大民说，与桂花在街道上闹着玩，其他没做什么。村长就让大民回家，哑巴不愿意，在村长家大吵大闹硬是不走。村长不理他，哑巴闹的累了只有气乎乎地回家。第二天，哑巴竟然领着乡派出所的人进了村长家。派出所的人说，邓村发生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情，证人是哑巴。乱搞男女关系的是大民。大民是结过婚的，孩子两三个，会乱搞什么。桂花没有出嫁更不会胡来。派出所不相信，他们还专门找个会哑语的城里人把哑巴的证据翻译出来。结果大民被带走送进监狱三年。哑巴笑着，村人们的脸却冷了。后来哑巴与村人们比划时，再没有人理他。
哑巴还是天天拾粪，他家院里粪坑满满的。那天哑巴拾粪拾到村小学旁，眼光直了，他看到摆摊卖东西的刘文友。哑巴上前与他比划着，刘文友不懂，也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哑巴依然不折不挠地比划，嘴里呜呀着，宝—宝－宝——。刘文友看出了哑巴的意思，哑巴是想在学校门口摆个摊卖些书本子零食什么的，看看需要多少本钱。刘文友伸出了五个手指头。哑巴笑着给刘文友鞠个躬回家了。第三天哑巴就背个筐开始在学校门口摆摊，哑巴的生活变的很有规律，天天随着孩子们上学，下课，放学。哑巴每次去学校都很早，我不管哪次去上学，他都在门口摆好摊，坐在筐上晃着腿。刘文友也早，不过早不过哑巴。两个人摆摊，总要争点什么。我还记得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卖的小刀比彼此的锋利而互相攀比的情景。哑巴在柳树下一边跳着一边用刀片轻轻地割硬纸，硬纸在他刀下一丝一丝的飘落。刘文友不跳，也不割硬纸，他只是给我们讲故事，吸引我们围到他的摊子旁。孩子爱热闹也爱听故事，两人总是各有千秋，孩子们也没有受他们所左右该买谁的依然买谁的。哑巴在学校门口摆摊也卖不多少钱，只勉强够他零花。夏天时他买不起凉鞋就把一双旧球鞋的前后左右挖成洞当作凉鞋穿，我现在还记得他穿那种鞋滑稽的模样，一走一趿拉，两走一趔趄，我们笑，他也笑。哑巴在门口摆摊一直摆到我初中毕业。那年，村长摊派给村里每人200多元钱盖了新教学楼。村长不让哑巴在门前摆摊，哑巴又开始挎个畚箕满村子转悠。这些年村里都买了铁牛，哪还有牲口。哑巴转悠也是瞎转悠，粪勉强只能盖畚箕底。
哑巴四十多岁，瘦瘦的，胡须花白，额上布满皱纹。他见人又开始呜呀，宝宝宝地比划。大民早从监狱出来，村人也把那件事情淡忘。他们又开始笑着对哑巴。这些年富裕起来盖房子的人很多，老房子要拆掉。邓村瞅准机会就组织一个拆迁队。哑巴无所事事也成了队中的一员。他们三里五里的忙碌也能挣不少钱。
在一次拆房过程中哑巴死了，死的很惨。由于哑巴听不到声音，一道墙倒下来把他砸在下面。收工时村人没有见到哑巴四周找寻没见，以为哑巴提前回家了，未在意。第二天，他们整理砖头时才发现哑巴埋在砖下边，一根钢筋恰好穿过他的肚子。
邓村的人凑钱把哑巴葬西地河沿上。村人们说，河水呜呀，哑巴呜呀，让他们一块呜呀去，省得哑巴找不到说话的。埋哑巴那天，邓村的上空飞过一群黑糊糊的乌鸦。村里老人们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鸦群从上空飞过呢。他们说，也许哑巴是乌鸦托生的，一辈子只能呜呀，呜呀着……。这大概是真的，去年冬天我还见过几只乌鸦在哑巴的坟上跳跃着找食吃呢。
老五
老五弟兄六个，排行第五，父母没有与他起名字直呼其老五。
老五个子一般，是个木匠，不过很胖。他经常三村四寨与人做家具，合梁檩。每家每户都会好酒好肉招待。老五年轻时看了不少书。平时活少，他就会坐在邓村家后的树林里与几个闲人喷大空。一旦有人对他的话语质疑，他就声大眼圆地说，是那样不？常常弄的人一脸尴尬而不知怎么应对。如果确实找不到什么理由反对，他就面和声润地说，那样啊。因此邓村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能人，好坏都行。
老五弟兄六个，没有姐妹。平时父母有个小病难处也都是兄弟六人平分凑钱，轮流照顾。前些年，老五因为房子的事情没有少与父亲闹别扭，可父亲病了他照样服侍在父亲的病榻前。那次他父亲大病，兄弟六人轮流两天伺候。到他伺候时，他与往常一样细心周到。父亲想吃苹果时，他二话没说，就从桌子上取下一个苹果切成块泡进热水中喂父亲吃了。因为没有削皮，父亲吃后，难受了一夜。老五为此内疚不已。老大听说这件事情，带弟兄几人到老五家兴师问罪。弟兄几人刚进老五家没说几句话，老五就跳了起来，你们还来问我呢，你看我这四间土墙房子都快塌了咱父亲老说与我盖，还不是我自己盖的。弟兄几个看着老五的表情没有敢吭声便悄悄退出老五的家门。
后来老五爹的病很厉害，死了。因为是病死的，老大他们还特意请了个算命先生。他们都怕病传染给后人。起初老五没有反对，但听到要送葬的队伍走三步刨个坑要种下一颗黄豆而且还要他媳妇顶个红袄老六媳妇刨坑问话种黄豆，他恼了，一柳棍把算命先生打走了。弟兄几个都骂老五，老五说，诸葛亮能算可最后不还是死在了五丈原。弟兄几个一看老五又要发脾气，怕村人看笑话也都依了他。后来埋老五爹时，长长的送葬队伍中据说就老五哭的最痛，鼻子一把泪一把。
爹死后，老大做主分亲戚。兄弟六个抓阄，结果老五抓了个穷亲戚。老五嫌那亲戚家里脏，一连两年过年都未去走亲戚。老大看不下去，只好与他调换才摆平。老大抓阄是家镇上的富裕亲戚。
家里人都说老五不好，邓村中老五还可以，有事没有事，喷空开玩笑都行。邓村西头的人都爱开玩笑，一见老五都五叔五叔地喊，然后便心怀不轨地说，五婶子最近怎么样。只要他们这样一问，老五就笑着说了，回去问您小姨去吧。他们不理继续与老五开玩笑，老五比他们辈长也只有找上辈的凑合。
老五到西头就要摸两牌。骨牌，麻将，牌九都行。不过下注都不大，一般也就是块儿八角，输输赢赢一二十块钱。老五一输钱，脸就通红，不到牌场散不捞够本他就不罢休。如果赢了十来块他就找个借口回家，然后吹嘘，够骑两摩托车油钱的了。其实邓村的人都知道，他买摩托车最早却从来没有骑过。一般都是用一张单子盖着，两三年还如新的一样。
老五的老婆胆子小，说不上一两句话就脸红。村人与她开玩笑她也找不到什么话去接。老五经常说她，有时说得厉害，她就哭。老五也就不知该怎么做了，往往会出家门，在门口墙角一蹲望着街道上的电线杆发呆。他侄子如果从他身边经过，喊声五叔，他就会大声地喊，喊什么喊。侄子们一听也都拔腿就跑，没有了踪影。
说不定你那天去了邓村，遇见一个在树下喷大空，或者在墙角发呆的人，没准那就是老五。好些年没有回邓村，估计他现在也该应五爷了。 。 想看书来
三叔
奶奶生三叔时还在地里拾棉花挣工分。三叔的哭声，奶奶的呻吟声让村里的妇女都大吃一惊。当队长的爷爷爱赌，家徒四壁，因此奶奶气的精神有问题，该生孩子也不知道在家休息。棉花地里生下的三叔比我父亲，二叔叔都要漂亮，个子高高，明眉大眼，完全是我爷爷的一个翻版。
奶奶有精神病，爷爷又不大问家里的事情。父亲比三叔大二十来岁，长兄为父，三叔上学时常常为父亲要钱买笔本子。父亲结婚是借人家的房子，婚后爷爷与那人闹别扭搬了出来，自己盖了房子，垒上院墙，又有生下四个我们，光靠他给邻村做家具赚些零花钱根本没有什么节余。不过，三叔一开口，母亲总会给他一点，一毛两毛。因为三叔的脾气很坏，几乎与爷爷一样。去年回家还听母亲说那次他没有给三叔钱的情景。那次母亲在厨房里做饭，十来岁的三叔跑过来要钱。母亲没有给他，他抓起一把土就撒向锅台，然后骂骂咧咧地慌忙跑去。母亲很生气，但没有去追。
三叔初中退学，认识了一大堆朋友，成天混在一起吸烟喝酒，四处乱转。爷爷懒得问他，父亲母亲见他也没做什么十分出格的事情，也任他自由。我们家，父亲是老大，三叔最小。母亲说，三叔从来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与那堆朋友在一起也是。三叔结婚后因为朋友在家喝酒没少与三婶吵架甚至打架。而每次与三婶吵架后三叔总是跑向我家，在我家的灶窝里捂着脸哭。父亲母亲并不安慰他，任他哭。
三婶个子不高，长像一般，每次与三叔一起上集，三叔总是不与她走在一块。三叔帅，人高马大。两人在一起往往会把三婶衬托的不成样子。再说，三叔也怕曾经的同学看到。初中时好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他都高傲地拒绝了。每次赶集回来，三婶总爱数落三叔。三叔在三婶面前也不怎么说话，懒得理。他只是私下里对母亲说，嫂子，你知道，要不是咱娘那样，我根本不会娶她。母亲自然会安慰三叔，结婚了就要好好过日子。三叔听这话有时会哼一声，有时也会发呆。
三叔去了银川，据说在那里混的不错。每年能挣四五千块。钱是多，我们却从来没有见他汇给三婶。他每次回来也是说没有钱，问他的钱去了哪。他也是说，都花了。他只给我母亲说实话，不敢与父亲说，因为父亲爱吹牛，一不小心就把话说出去。三叔说，他在银川又找个女人，想与三婶离婚。母亲听了，只是劝他。有个媳妇就成，离什么婚，在邓村姓孟的就我们一家，怕人家看笑话。三叔不听，后来在银川还是与三婶写了封信，说离婚的事情。一时整个村庄都知道这件事情，弄的沸沸扬扬。
三叔的朋友求恩与几个人在家里偷牛被抓，风声传到邓村。父母说，幸亏三叔去了银川。因为那些人曾经都是三叔很要好的朋友。逢年过节都要过来行走。求恩是个有本事的人，被公安局抓走后锁在派出所的一间屋子里，他也不知道如何爬到房顶竟然揭瓦有逃了出来。
半年后，三叔没有音讯。三婶打算离开邓村回娘家。三叔在一个深夜翻墙进了我家。母亲听到院内咚的一声巨响，要父亲去院里看看。父亲穿上衣服还没有下床，就听见三叔在院内喊大哥，嫂子的声音。三叔进了堂屋讲起他在银川的遭遇。他在银川帮人贩卖军火，他带几把枪领几个人去送货，半路遭到警察的盯梢，他让手下的人先走然后自己闪进了胡同。在小胡同里他被警察抓到，他趁警察不防备，一脚踢在警察的裤裆里，警察疼的在地上打滚，他便跑了，去了山西一个村人八秆子打不到的穷亲戚家住了半年。母亲说，那次回来她还见到三叔拿着盒子枪的情景。
三叔回来，三婶自然没有回娘家。三叔安分在邓村住了下来，不再外出。平时也就与父亲到邻村做木匠活，弄一两个零花钱。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我上小学。我记事时三叔已将近三十。在外的五六年一把他锻炼成一个刚强的汉子，他在邓村也成了与爷爷一样没有人敢得罪的角色。他不再抹鼻子哭，一有不痛快的事情便在街上大吵大骂。邓村年纪大的人看到总是说，看看象话吗，住老娘家的人还这样骂。他们说也只是暗暗地说，不敢说在三叔面前。因为三叔刚从银川回来曾在母亲面前说，在邓村谁敢得罪咱们，我就用枪嘣了他。这句话被父亲知道，最后整村也都知道了。
我初三时订门婚事，三叔，父母也都相中那女子，十分满意。到高二时，我刚好退学，外出打工，于是便想把那婚事退掉。但父母始终不同意，父母的调子与三叔出奇的相似，他们一致认为邓村姓孟的就我们一家，何况那女子在我们村的媳妇中也少有比得上的。我们不能让别人看笑话。为此三叔还多次找我谈话，与我讲这些年他的经历与女人。我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我本来以为三叔会支持我，没有想到他也变了。三叔最后对我说，你不要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