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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在伦敦舰队街安德顿斯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格兰足总接受了足球职业化的现实。绅士管理者们知道，让俱乐部名正言顺地为球员支付薪酬，比禁止职业化现实，变相逼迫俱乐部在薪酬问题上进行暗箱操作要更为明智。只是这次妥协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护俱乐部过分的走向商业化道路，足总自视为这项美丽运动的保护者，他们的义务就是要让这项运动尽量少地为职业化、商业化所侵蚀。
联赛足球的出现
业余化性质，是现代足球起源阶段的一条伦理底线。当这条底线被突破之后，商业化进程再也难以被足总阻挡。第一种现代足球商业化产品，便是足球联赛。足球联赛的始作俑者，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阿斯顿维拉俱乐部老板威廉？麦克格雷格。
在那个几乎没有市场秩序的足球年代里，一个俱乐部要长久生存，不可能只依靠一个群体或者一个愿意慷慨解囊的富翁。通过定期正规地组织运营比赛，获得足够的门票收入，是一个俱乐部的基本生存之道。麦克格雷格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看到了这种俱乐部生存模式，然而阿斯顿维拉在伯明翰当地影响力不小，却也无法保证球队能够正常定期比赛。麦克格雷格想到了一个极好的点子：他邀请英格兰北部和中部的其他11个俱乐部，一道组织起一个联赛，这样大家就能以星期为周期，进行规律稳定的比赛制度了。这种运营模式，是现代体育的一种启蒙模式。
成立一个联赛制度，并不是为了对抗英格兰足总。足总是管理所有足球事务的最高机构，联赛却是一项需要得到足总批准，然后自行运转的比赛制度。职业俱乐部只有在这样稳定的市场架构里，才能保证稳定的赛事周期，才有一个正常经营的平台。1888年，当麦克格雷格的请求呈递到足总后，没费多大功夫就得到了足总的批准——足总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样的比赛体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只是足总对联赛仍然有所保留，决不放松自身的管理权。
就在1888年，这个尝试性的12队联赛体制成立，英格兰联赛的第一个赛季，1888—89赛季，普莱斯顿以不败战绩夺冠，1889年，普莱斯顿还夺取了足总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双冠王。联赛不败夺冠的战绩是如此难以复制，以至于直到2003—04赛季，距离普莱斯顿夺冠后115年，阿森纳才成为第二支以联赛不败战绩夺冠的球队。
上篇 现代足球起源（10）
英格兰联赛发展速度之迅猛，超出了所有人想像。维持联赛运营的委员会随即出现，这就是Football League。越来越多的俱乐部要求加入联赛体制，于是1892年，英格兰联赛变成了上下两级联赛，乙级联赛（Second Division）出现。升降级体制从而成为了联赛足球的又一魅力源泉。
联赛委员会和足总理事会有着极大区别，虽然名义上联赛委员会仍然是足总的下设机构，不过组成联赛委员会的代表，都来自组成联赛的各个职业俱乐部，他们对于市场的了解，对于职业足球的发展趋势，比足总的绅士阶层更为清晰。
保持各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公平竞争的原则，是联赛委员会创立后的主要职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赛委员会规定所有的比赛门票收入，都应该有主队和客队平分。这意味着一个来自小城镇的球队，去到一个大都市打客场时，也能分得一半的门票收入，这自然为所有联赛俱乐部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此外联赛委员会在每个赛季还将从所有联赛俱乐部的门票收入中，征收4％的门票税收，然后在赛季结束后平均分配给所有联赛俱乐部。这种平均分配收入的规则，就是为了明确所有俱乐部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联赛运营原则，从而达到保证联赛和足球运动本身的健康发展。大城市俱乐部受到限制，不能因为它们身处大城市，球迷基数更大、潜在门票收入更高，就给他们更高的收入比例。
在这样的联赛架构下，俱乐部为了控制运营成本，转而向下约束球员的薪金收入，例如参照整个英国社会劳工收入的顶薪体制，长期限制着球员工资收入——这一体系直到1963年才被解除。限薪同时，还限制球员的自由流动，哪怕赛季结束后合同到期，球员也无法自主离开俱乐部——这一体系在全世界足球界都被沿用，直到1994年的博斯曼法案，官司被拿到足球领域之外的欧盟法庭打，才真正给予了球员自由转会的权力。
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就在足球俱乐部出现后不久，一个普遍存在的经营挑战横亘在所有俱乐部发起人和经营者面前。
原始的足球俱乐部，都是几个朋友以临近的酒吧为活动中心建立起来的，组成一个俱乐部，无非是为了保证大家闲暇时间踢球的正常规律，然而建立起俱乐部后，许多具体的操作问题必须面对：租赁球场的费用，购买球衣和足球的支出，到相对较远客场作赛的交通成本，赛后一道在酒吧里喝上几圈酒的开销……
那些公学子弟们仍然按照贵族化的乡村俱乐部来享受足球的快乐，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可是当俱乐部形式迅速普及时，更多的俱乐部由劳工们组成，大家都生活在3英镑、5英镑为每周顶薪的体制下，日子全都过得紧巴巴的，一个俱乐部的费用看似不高，可是要每周聚会踢球，滚动起来对所有发起人和经营者都是一种额外的经济压力。实力强一点的俱乐部，通过比赛出售球票，能够得到一些收入，只是大部分俱乐部都是入不敷出，谁来承担这种经营压力？
所幸商业社会的基本秩序，此时已经确立，思路开阔一点的人，马上就指出，应该将足球俱乐部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以一个法体来承担可能将会遭遇的经济风险，让俱乐部的发起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些经营风险。这种模式一经采纳，几乎所有俱乐部都争相效仿。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俱乐部往往还要邀请当地比较有名望，或者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来成为俱乐部的董事，这样俱乐部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可信度大为提升，法律地位也更加明确。足球俱乐部以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商业机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就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如此起源。
上篇 现代足球起源（11）
百年之后，当我们参考起欧洲足球俱乐部各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时，既会羡慕英国俱乐部高度的商业化架构，认为这种结构是最能帮助俱乐部扩大经营收入的，也会羡慕西班牙和德国一些俱乐部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架构，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组织，俱乐部属于球迷。事实上，在职业足球发展的初期，这两种俱乐部组建形式的出现，发起人都没有对未来长期利益的考虑——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完全是为了规避自然人将可能遭遇的经营风险；组织成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更是一种发起人之间*决策的结果，为了让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话事的权利。
在职业足球进入联赛时代后，来自兴修球场的压力，更促使着所有俱乐部都在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型，这是发生在英国的状况。足球俱乐部形态之所以后来在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出现变异，是因为俱乐部原始组建过程，和英国有了很大区分，俱乐部参与组建的人数更多，并且和当地社区的结合度更加密切，这才有了非盈利性社会机构这种模式。
当足球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时，足总又一次作出妥协，接受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方式，到了1912年，足总还在规章制度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完全接受有限责任公司，不过附加了一个著名的第34条条款，对足球俱乐部经营者从经营过程*利的可能进行完全杜绝。这一条款，至今仍然存在于英格兰足总管理规章中，只是其适用性早就被废弃。按照这条规定，足总不允许任何俱乐部董事得到超额经营收入分红，不允许俱乐部董事从俱乐部得到任何薪酬，哪怕是一个俱乐部行将倒闭，其剩余资产也应该被转入当地其他体育组织。
这一系列的规定，实际上是一道阻挠任何企图从经营足球俱乐部牟利者的防火墙，坚固明确。一个自己掏钱赞助足球俱乐部的人，是不可能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利益的，不论是年度盈利分红，还是自己直接从俱乐部领取薪酬，两个途径都被堵死。这种投机商甚至不能让俱乐部关门，然后把俱乐部卖给其他人，以图从交易中获利。足总的卫道士原则，在这第34条里体现得无比清晰：支持俱乐部的人，只能为了保护俱乐部利益而参与俱乐部经营，决不能为私人图谋经济收益。
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二战爆发，英格兰足总能量巨大，足总管理者仍然是公学子弟，大部分都有着牛剑教育背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尺仍然被尊放在无比崇高的地位。足总虽然接受了职业化、联赛和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业化改革，但是对于足球基本伦理的维护，仍然是丝毫不动摇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南北矛盾，存在于英国足球界：南方以足总为代表的业余足球精神纯洁坚定，北方则有大批新型职业化足球俱乐部的出现，他们时刻都想挑战足总的道德底线。
由于联赛兴旺，更多来自联赛委员会的代表进入了足总理事会，他们代表的是职业足球利益，对于足总的严格管制长期不满。即便如此，两个足球管理机构的状况，在二战之前十分健康，用战前足总主席威廉？皮克福德的话说，“联赛的力量，强化了足总，足总的管理保护了联赛。”
只是二战之后，当大英帝国不可避免地解体，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覆巢之下，足球也不能再按照以往的形态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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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进退维谷的职业足球（1）
俱乐部VS国家队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足球靠边站，足总只剩下了一个工作人员：后来成为了爵士的斯坦利？鲁斯。鲁斯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担任着英格兰足总的秘书，也协助不同的军方机构组织了各种战时足球赛事，不过整个联赛体制陷入瘫痪，一切都为战争让路。
二战结束之后，千疮百孔的英国社会，在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帮助下，进入一段重建期，旧的社会层级体系崩溃，贵族和士绅的势力委顿，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也在新时代冲击下逐渐减弱。鲁斯代表的还是过往那个时代的业余足球精神，他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足球，尽管这种保护已经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以他的名望和谦谦君子风范，鲁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国际足球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后来成为国际足联主席。1966年，世界杯能回到英国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鲁斯功不可没，只是他这种对业余化足球的坚守，最终导致在1974年国际足联主席连任竞选中，被代表了商业足球以及亚非拉新兴势力的巴西人阿维兰热彻底击败。
二战一结束，联赛足球恢复，立即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期。英国社会百废待举，被战争压抑经年的人们急切盼望着生活秩序的复苏，对于各种娱乐休闲活动都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欧美社会在五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生育高峰，baby boom； 就是这个阶段的时代产物，新文化现象蓬勃兴起，联赛足球更是成为了社会宠儿，每个周六下午三点的联赛赛事开始时间，正式在社会大众被固化。这个黄金十年，英格兰联赛的上座数据屡创高峰，像斯坦利？马修斯和芬利等一代巨星，更成为了全社会拥戴的新英雄。
高支持率，自然会带来高额商业利益，英超联赛委员会和各职业俱乐部，也在二战之后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赚钱时期。战后十多年，球员顶薪制度仍然和社会同步，哪怕是马修斯这样享誉欧洲足坛的巨星，仍然得接受周薪不得超过20英镑的上限。在法国《队报》创立的欧洲足球先生金球奖评选中，马修斯虽然早就过了职业竞技巅峰期，并且也只是效力于小俱乐部，但凭借其声望，和英国足球巨大的影响力，马修斯成为了第一届金球奖得主，即便如此，他的薪酬收入，在俱乐部经营中只算是极为低廉的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的俱乐部门票收入，和逐渐出现的一些商业赞助收入，让联赛和俱乐部愈发强势。
这样的格局，恰恰是足总所担心的，商业化趋势在直接威胁着足总的伦理哲学。联赛既然由联赛委员会直接管理，足总对联赛的控制权几乎不存在，不过英格兰代表队，仍然是足总直接操控的权力范围。于是联赛委员会和足总矛盾的直接体现，就在俱乐部和英格兰队的矛盾——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