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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年有“学中文有什么用”的质疑。
已然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自然希望在讨论之中长长自己的志气，指出那“有用”的方面给社会看，给他人看，给自己看。
讨论和辩论出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没有呢？
当时没有。
而且，除了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人们自己，别人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参加那个话题的讨论。
1949年以后，情况大为不同。
新政权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的事业，自然要依赖“中文”人才。于是，“中文”一下子变得很“吃香”了。
直至“文革”前，“中文”学子毕业后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里”的那一种。当年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多么令人羡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业的工资是相同的。在工资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性质，其优人一等一比就比出来了。
“文革”十年就不去谈了。
“文革”后，中国人的工资还是基本相同的。“文革”的重灾区即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开始进入恢复期，需要大批的中文毕业生。那时的中文学子，和现在各大学的最热门学科的学子一样，往往还没毕业，其优秀者，已被最理想的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部门预招了。
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又大为不同了。中文毕业生过剩了，供大于求了。中国其他产业、行业开始日渐兴盛了。于是大学里的其他学科日渐热了起来，强大了起来。而中文受冷落了，萎缩了。中文学子因而一届比一届迷惘了、沮丧了，似连将来的人生都大成问题了。
尤其，中国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几乎一切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收入都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了。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比，自然越比越迷惘、越失望。“中文股”在社会职业股市的大盘上，似乎注定地将永远处于“熊市”了，眼见其他“职业股”指数一再上升，中文学子们又怎能不自卑不忧患呢？
但我想指出的是——第一，中国人口太众，仅仅是中文学子供大于求么？我看不是这样。要不了几年，几乎一切大学各学科的学子们，都将日渐地供大于求。只不过中文学子们较早一点儿体会到供大于求的苦涩罢了。第二，既然几乎一切学科的学子们进出校园，都将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那么，也就都必得有充分的“知识附加”和“知本转移”的自觉和能力。
不必问，我知道诸位中，将来想到外企工作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心想到外企？工资高嘛。在未来的几年，尤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企将会更多。但外企再多，也多不过想要到外企工作的学子。一方以加法增多，一方以乘法增多。于是一个事实是，除了少数高等人才，普遍的外企的工资，是下降了的。谁嫌工资少了么？那么让开，后边排着长队呢！
20年前，仅凭外语好，便是进入外企的通行证了。因为外国老板们不会中国话，对中国缺乏了解。会外语的中国人，在他们眼中是块宝。许多事儿他们都有点儿倚重于你，似乎离开你寸步难行。
10年前，仅凭外语好依然可以。但人家已不必倚重于你。你只不过是一般员工。你稍有不适，炒你的鱿鱼没商量。
现在，仅凭外语好，就不能成为进入外企的过硬的通行证了。因为外语已不再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特长，而是许许多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基本从业条件了。而某些老外，中国话也讲得很“溜”，对中国之风土民俗，人情世理，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刚跨出校门的中国大学生心中有数得多。
所以，一个问题是——你要到外企去工作么？那么，你的英文水平，就要加上另外的什么了。
对于你，英文＋？
你首先要自问；接着要决定；再接着要去那样充实你自己。
这就是“知识附加”的思想自觉。在大学里就要开始。
对于中文学子，问题也是同样的，而且尤为重要——中文＋？
自然的，可以加上英语。这不太难。
但一个现象是，对于某些中文学子，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反而是一种“取代法”的思维。既因学着中文而迷惘，而沮丧，自然的便企图干脆舍弃了中文，以英文作为硬性从业资本取代之。而这在未来的求职竞争中，是相当不利的，甚至是相当有害的。
为了诸位的未来所谋，我对诸位的建议是——你们万不可以用“取代法”对待自己的中文学业。取而代之，只不过仍是1≈1。你们一定要有用加法打理自己未来人生的能动意识。
中文＋英文——这对于诸位不难。于是你们丰厚了自己一些。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有另外一种能动意识，即从最广的意义上理解中文的超前意识。说超前，其实已不超前了。因为时代的迅猛发展，早已先于诸位的意识，将从前时代的、传统的中文理念扩展了，甚至可以说颠覆了。
只要我们客观地想一想，就一定会承认——其实中文学科毕业之学子的择业范围，比以往的时代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对国内国外的公共关系；广告设计；一个企业的宣传策划活动；一个企业的文化环境；一切的文化公司……都仍为中文学子留有发挥能力的空间。即使电台、电视台，表面看人满为患，但据我所知，实缺有真能力的中文人才。
比如，你到了一个公司，人家为了试用你，对你说——请为我们的新产品想出一条绝妙的广告语吧！
你若回答——我学中文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那么你请走人。因为能否想出一条绝妙的广告语，有时确乎直接证明的就是一种中文水平。连给一家公司起个琅琅上口的名字也是这样。
我有两位德国朋友，一男一女。男的中文名字叫“花久志”；女的中文名字叫“古思亭”。其实就是德文名字“华裘士”和“古斯汀”的谐音中文名。尤其“古思亭”这一中文名字，起的何等的好！能说和中文水平无关？
假设——一部外国电影，或一部外国电视剧，你能起出《翠堤春晓》、《魂断蓝桥》、《蝴蝶梦》这样的名字么？中国曾是一个诗国，你想不出来，你学的那些唐诗宋词，在最起码的事情上，都没起什么作用啊！
又比如，你到了一个公司，人家要你为公司的什么纪念活动，设想会标——你若说，我不会，这不是我学的专业，是广告设计专业的事儿……
那么你请走人。在人家那儿，这叫“创意”。在人家那儿，这类“创意”，直接的就和中文有关。直接的就证明你的中文水平如何。事实上也是，体现于许多方面的许多一流的经典的“创意”，都与一个人的“活的”中文水平有关。
就说我们中国为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会标吧，没有一种“活的”中文思维，是设计不成的。
不是中文过时了，没用了。是人再像从前那样理解中文，学了中文再抱着从前那样的中文就业观去择业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和时代不合拍了。而社会和时代，对于具有“活的”中文水平的人，那还是大大的需要的。
在未来的时代，不但中文学科毕业的人要随时准备进行人生的成功的“知本”转移，其他学科毕业的人，也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知本”转移的社会和时代的考验。
在“知本”转移方面，我以为，中文学科毕业的人，其实反而具有主动优势，能动性、灵活性较之其他学科毕业的人更大些。
“知本”二字，是我从报上学的词，无非就是从业的知识资本，这里姑且用之。
据我所知，一些理工院校毕业的当代学子，反而在电台、电视台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工作得很自信，都是“知本”转移的例子。
据我们所知，法国现在唯一的，也是现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位海军女中将，便是法国上世纪70年代的文学硕士。
如果让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子毕业后来一次成功的“知本”转移，倘无其他骄人特长，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但，如果电视台公开招聘节目策划人，中文学子应聘时的表现，不应太逊于广播学院毕业的学生吧？这二者之间真的有什么大区别么？从前是有的。如果人家的专业又加上了较好的中文从业水平，当然表现就比你好。如果你的中文水平高于对方，再附加上和对方差不多水平的电视节目创意能力，那就说不定你比对方的表现好了。实际工作中谁更是强者，那就得考察者拭目以待了。如果你的中文不是有水平，不是在“活的”中文能力方面较强，而是很“水”，甚至那一种能力被你在大学时期舍弃了，用仅仅的英语能力“取代”了，结果以后不能从容面对“知本”转移的考验，那就怨不得别人，也怪不得中文了……
当然，大学里中文本身的教学，也存在着一个“活”起来、内容丰富起来、较紧密地结合社会和时代对中文之新要求的问题。
在今天，大学的中文教学，如果因了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压力，忙不迭地去迎合之，以直接的从业能力取代中文传统教学内容，未免太急功近利了，那是很不对的做法。那样，大学之中文系，就成了“培训班”了。
但，倘大学的中文教学，一味承袭从前的传统教学内容一成不变，在今天，无论怎样说，也应视为对中文学子的不负责任。
总而言之，大学之中文教学，也首先存在一个“中文＋？”的问题。
我能告慰同学们的一点，那就是——几乎一切大学的中文系，都在思考、研究和实践着“中文＋？”
这一点，对于一切从事大学中文教学的人，也首先是一个“知识附加”的要求。
正如我到了大学里，对自己，必须有一种中文知识系统化、全面化的“附加”要求。
诸位，最后我要说的是——尤其诸位中学着中文的同学，打起精神来！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唱的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是的，路在我们脚下，路在教者脚下；路在你们脚下，路在学者脚下。
中文学科必须附加传统中文理念以外的什么。
让我们共同来为此努力！……
评论的尺度
在我的理解之中，评论其实并非是一件事，而是既相似又具有显然区别的两件事——相对于文学艺术，尤其如此。
评说之声，可仅就一位文学艺术家的单独的作品而发；而议论文，则就要在消化与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或一类文学艺术现象的诸多种文学艺术创作的资料之后，才可能有的放矢。
打一个有几分相似又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评像是医学上的单项诊断；而论像是全身的体检报告。
比如，倘我们仅就张艺谋的《英雄》言其得失，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在评《英雄》，或表述得更明确一些，评张艺谋执导的商业大片《英雄》；而倘若我们仅就《英雄》发现自诩为是“张艺谋论”的看法，那么，结果恐怕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既有《英雄》之前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等，又有《英雄》之后的《千里走单骑》等。
以上自然是文学艺术之评论的常识，本无须赘言的。我强调二者的区别，乃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题，即我的学生们经常对我提出的一个我和他们经常共同面临的问题——文学艺术的评论有标准吗？如果有，又是些怎样的标准？被谁确定为标准的？他们凭什么资格确定那样一些标准？我们为什么应该以那样一些标准作为我们对文学艺术进行评论的标准？如果不能回答以上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所谓文学艺术的评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应该遵循的可称之为“正确”的标准？果真如此的话，评论之现象，岂不成了一件原本并没有什么标准，或曰原则，实际上只不过是每一个评论者自说自话的无意义之事了吗？是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判断对错的尺度放在那儿，还评个什么劲儿论个什么劲儿呢？这样的话语，人还非说它干嘛呢？
我的第一个回答是：尺度确乎是有的。标准或曰原则也确乎是有的。只不过，评有评的尺度、标准、原则；论有论的尺度、标准、原则。而论是比评更复杂的事，因而也需对那尺度、标准和原则，心存较全面的而非特别主观的偏见。
我的第二个回答是：人们看待自然科学的理念是这样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
我想，人们看待文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