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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都具有优良潜质，但你浮躁……
三
刘会成同学是汉语言二班的同学。
我对这一名同学毫无印象。然而我手里却有他的《野猪奥利弗》。我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将他的“奥利弗”交给了我。也许，是他将一头“野猪”塞进了我的信箱吧？
从日期上看，那大约是2004年年底的事。但上一学期我休病假，没能及时与他联系，致歉于此。
《野猪奥利弗》呈现相当不错的想象及虚构能力。以拟人手法来写动物总是有意思的。如果接下来能进一步想象“奥利弗”是一头对家庭有责任感的野猪，并且是一头不甘受命运摆布，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野猪——比如它怎样救出妻子和孩子；怎样引导妻子和孩子适应山林环境，忘记曾是“家猪”的闲适日子；怎样面对熊、虎而不惧怕，勇敢地保护了她们；怎样为了她们以及其他野猪的长期安全，与熊与虎战战合合，在野猪种族之中建立“统一战线”，确立公认领导地位，于是与熊与虎谈判成功，划三分之一为野猪家园——又怎么发觉，最终还是被圈在了野生动物保护区中……当熊们虎们以及其他野猪对自己是野生动物的命运倍感悲哀之时，“奥利弗”怎样顿悟了人类的良苦用心，于是对人类有了另一种看法，并影响了野生动物们接受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一头叫“奥利弗”的野猪，成了野生动物的智者……
如果这一切都能饶有兴趣地写出来，我想，起码对于孩子们是可取的读物。
我想，我可以为刘会成同###系出版社，联系动画制作公司……
但是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野猪的梦。半夜醒来，我由野猪“奥利弗”变成了作家梁晓声，并且想起——关于野猪的动画片，迪斯尼动画公司早已经拍过，而且在中国的电视里播过。有一集我还偶尔看过了——一头迪斯尼版的野猪，和它的伙伴一只狸鼠被一只狼骗进了“健身乐园”，狼对它们实行的一切“健身计划”，都只不过是为了使它们的肉更合胃口……当然，两个伙伴最终还是逃脱了，有惊无险……
如上情节，与“奥利弗”的遭遇差不了太多，这令我很沮丧。
世上构思偶同的现象层出不穷。
尽管，迪斯尼已经使一只野猪大出其名了，但我想，中国还是可以有一头“国产”的名猪。所以，刘会成同学如果有精力，我鼓励他将“奥利弗”的故事写完。
我想说——倘每一名学子，在毕业前通过论文方式，真的对某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具有了一定发言权，那也便是教中文的老师们的欣慰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我或详或略点评过的学子文稿，之所以一并在《斯人》上发表，乃是为了体现一视同仁；还为了使别的同学从中也看到自己也存在的问题。我的点评，定有极不当处，恳请诸学子包涵。
我和诸学子共同“暴露”于《斯人》，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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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残破，亦非完整
——关于付秀莹和她的习写
我将付秀莹同学的这一篇小说郑重地推荐给《来园》——因为它使我可以对任何人说：“这是一篇小说。”
小说所应具有的一般元素它都具有了，诸如人物关系、情节、细节，以及对话作用的节制而自然的掌控。
文字也好。一般而言，对文字有精当要求的习写者写散文时，得心应手，而写小说时，往往功亏一篑。文字本身如少女；作散文如刺绣；创小说如构建。文字之美，近于抒情而疏于叙事。此乃文字的一个真相，虽大家驾驶，规律亦然。付秀莹同学既写了一篇较正宗的小说，且写出了氤氲全篇的笔调，当勉励之。
但我还是想首先来谈一谈我对我们这一名女研究生的印象。正如大家已了解的，小付自幼生活在农村，脱颖而出，考入大学。毕业后工作不错，在省会城市的中学里教英文，称职敬业，胜任愉快。为了求取更高的文凭，也为了人生更符合理想的走势，于是成了我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我深知我们的研究生同学目前所面临的关于谋职择业走向的种种困惑、迷惘、彷徨、失意；我也深知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其实意在文凭，而非中文。故我尤其深知，付秀莹对本院中文系是宝贵的。由她而想到杨燕群，想到已经毕业的俞德术、张诚、孙同江，想到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吴弘毅等等同学。无论是中文的本科班还是研究生班，若真的喜欢这一学科的同学竟少于一半，则教与学必皆被动。凡事，陷于被动，互无长进也。对于教者的影响是隐性的。而对于学者，直合光阴虚掷耳。原本喜好中文的，氛围庸怠，其喜其好，难免渐倦。只为文凭的，大约除了文凭，更是什么也没有获得。故我言付秀莹对于我们的中文系是不可或缺的。
别的同学内心所结的一切块垒，她也不例外有的。个中况味，唯己自知。
然而，她们默默勤奋地写着。
这令我很感动。
尤其欣慰的是，我看到了她显著的进步。
而她的进步，是可令我们全体中文系老师在她毕业时，为她作出这样的鉴定——该生系我院中文系之优秀研究生，能胜任一切文字、文学乃至相关的工作！
我现在就可以代表我们中文系的全体老师将这样的鉴定超前兑现给她。我认为这是她配获得的。
是她以显著的进步换来的。
也是老师们必须给她的。
择业前景是越来越难了——老师们内心何尝不祝愿每一名同学，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择业时，皆有竞争的实力呢？
但我们竟是那么爱莫能助！
我们除了教给同学们创作和评论以及相关的能力，还能教给大家什么呢？
中文的教学，越来越受到社会需求的挑战。老师们无不在思谋改进。然能否真的具备一点中文能力，同学们自己的愿望也是重要的。
故我希望同学们向付秀莹和杨燕群们学习——能动些，再能动些。不必为了成为作家，但一定要为了具备起码的中文能力。多一种能力，对将来的自己，总是有些益处的。
那么，再谈谈她的这一篇小说——三角的情爱关系而已，司空见惯。短得也谈不上算是构建之作，艾艾怅怅的，幽幽怨怨的，本不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类。
为什么又推荐得如此郑重呢？因为我们大部分同学的习写都停滞在文字的自我玩赏阶段，故以率性的散文表达为主。敢写小说，能写一篇小说的还不多。而小说创作，是对文字的自我玩赏阶段的“反动”。文字在叙事方面的提高，那才是真的提高，不容易的提高，自觉的迎难而进的提高。这一篇小说的文字清明剔透，不浮不躁，细处截繁，简处了当。
结尾刹笔利落——似一篇没有结束的小说，似大故事的开始……
然所叙情怀，寻常世相之一种也。全世界每天在产生着。
我想——不妨让愿意的同学们参与它的下篇的构思，陆续发在《来园》上，即——后来三个人物之间又演绎了什么样的事件？此举可培养我们感性和理性的两种想象的思考的特长。
我同时建议，一定要将《藏在布丁里的银纽扣》转载一下——看文学在“交于生活”的层面上，怎样亦是人类的良师……
并且，我建议将《六月的雨》也放上来。不因别的，仅因那是一篇美文而已。
欣赏自己同学写的美文，也是论赏美文——美文亦能出于同学们自己笔下的。缺点是太过“小资”情调，女性写来，可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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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记忆里的“红”与“黑”
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
我已为一本即将出版的“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写过序了；此时我为王争平的回忆录《黑土地·红舞台》写序。对于我，似乎意味着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之事。何况，还有一位当年有恩于我的人，从狱中写来了亲笔信，替王争平请求我写这一篇序。只要不是太忙乱，只要给我的时间较宽松，为知青战友们即将出版的书写序，不管是不是回忆录性质的书，都是我极愿意的事。而回忆录性质的，我尤其愿意。而那一位当年有恩于我的人的请求，我不能不当成是一种要求来对待。
两本即将出版的书，都是回忆录性质的，这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前一本书是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二十六团部分知青的回忆录的汇编；后一本，却是王争平一个人的回忆。
王争平当年是二十八团的女知青，二十八团宣传队最初的成员之一。她的回忆内容，主要与团宣传队员这一较为特殊的女知青经历有关。说特殊，其实除了参加排练或演出时少干几天活，其他方面与普通的知青并无区别。
二十六团的那部分知青也罢，二十八团的王争平也罢，对于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具体说对于“北大荒”知青当年的“兵团”生活，一向是没有什么公开发表看法的机会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回忆，他们的反思，一般只能在知青战友们的聚会上才得以相互倾诉。非是他们的话语权曾遭禁止，而是因为在几年前，在中国，出书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现在好了，现在谁想出一本书已不怎么难了。于是“沉默的大多数”都不再甘于沉默了，纷纷产生了向今日社会呈献个人记忆的冲动。我一向被视为“北大荒”知青命运的代言者之一。身为作家，能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反映“北大荒”知青们的命运，是我的创作情结之一。但我一向清醒地知道，无论我多么一厢情愿，都是根本无法代言整整一代人的全部感受的。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切身感受，还是由他们自己来公开表达最为合情合理，也最为真实。并且，对于后人了解知青一代，反思“上山下乡”运动，进而反思中国从前的政治的和文化历史现象，必具有现身说法的、非同一般的价值。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当年各地的知青，像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六团的那些知青们一样，像王争平一样，拿起笔来，以比文学作品更真实可信的写回忆录的方式，告诉人们一些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事情，以及他们当年的头脑是在何种程度，又是怎么样被异化的。自然，还有他们今天的思考……
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仿佛认为当年的知青一代，后来是集体没有反思能力的一代。
我对这一种看法是绝不同意的。
恰恰相反，我在《我看知青》一篇长文章中，曾言大多数知青们在经历了必然的“伤痕自怜”阶段和“精神自恋”阶段后，肯定会进入各自对人生、对时代的反思阶段。
二十六团的那些知青们的回忆录，证明了我的看法。现在，王争平个人的回忆录，亦证明了我的看法。
今天的我们，都是已退休或将退休之人了。渐渐地，我们自然而然地被社会和时代边缘化了。男性的我们，已不再有“愤青”的激烈了；女性的她们，也不再“将欲开口泪满襟”或“青春无悔永远无悔”了。人在此年龄的回忆，平静的成分多了，情绪的成分少了，反思体现在字里行间，似无还有，却也更由衷了。
王争平的《黑土地·红舞台》，便是这样的一本回忆性质的书。
就她本人而言，绝对算不上是当年“当大荒”知青中命运坎坷的一个。即使与我当年的命运相比，她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强得多。而我几乎看不出，除了想家，除了恋爱或失恋，除了积极要求入党而因家庭成分问题难以如愿以偿，她和她的同是宣传队女队员的知青女友们，当年另外还有什么思想苦闷。而我却是不同的。我当年因下乡前读了些西方小说，早早地就受到了些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与不人道之事屡见不鲜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心生反感和抵触，既难以成功地作伪，又没有勇气对抗时代，那思想的苦闷，可谓大矣，一言难尽。故我对那个时代的“左”，无疑比王争平们要感受深刻。这是我读她的书稿较难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但一想到她们当年下乡时，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六岁，还是少女，还未成年，于是理解了。
然而我读她的书稿，心中还是常起波澜的。并且，感到比读别的知青们的回忆录，另有一种温暖。
因为在她的回忆中，几处写到了当年北大荒文艺知青们的总引路人崔长勇，即我的中篇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前边所言一位有恩于我的人，便是崔长勇。
崔长勇对于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活动之蓬勃开展，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他绝对是功居第一的人。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