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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来于夜晚，则“楼外残雷气未平”，则“雨中草色绿堪染”。于是翌日的清晨，虹消雨霁，彩彻云衢，朝霞半缕，网尽一夜风和雨，使人不禁想说——真好天气！
秋雨凄冷澹寒，易将某种不可言说的伤感，一把把地直往人心里揣。仿佛它竟是耗尽了缠绵的春雨，虚抛了几番浪漫和激情的夏雨，憔悴了一颗雨的清莹之魂，心曲盘桓，自叹幽情苦绪何人知？包罗着万千没结果的苦恋所生的委屈和哀怨，欲说还休，于是只有一味儿哭泣，哭泣……使老父老母格外地惦念儿女；使游子格外地思乡想家；使女人悟到应变得更温柔，以安慰男人的疲惫；使男人油然自省，忏悔和谴责自己曾伤害过女人心地的行为……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换上棉。在秋风萧煞、秋雨凄凄的日子里，人心除了伤感，其实往往也会变得对生活、对他人、包括对自己，多一份怜惜和爱护之情。因为可能正是在第二天的早晨，霜白一片雨变冰。于是不日“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
秋风先行，但见“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秋风仿佛秋雨的长姐，其行也匆匆，其色也厉厉。扯拽着秋雨，仿佛要赶在“溪深难受雪，山冻不留云”的冬季之前，向人间替秋雨讨一个说法。尽管秋雨的哀怨，完全是它雨魂中的特征，并非是人委屈于它或负心于它的结果。
秋风所至，“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直吹得“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直吹得“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直吹得“多少绿荷相依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在寒秋日子里，读如此这般诗句，使人不禁惜花怜树，怪秋风忒张狂。恨不得展一床接天大被，替挡秋风的直接袭击。
但是若多读唐诗宋词，也不难发现相反意境的佳篇。比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秋凉晚步》：
秋气堪悲未必然，
轻寒正是可人天。
绿池落尽红蕖却，
荷叶犹开最小钱。
家居附近自然无荷塘，难得于入秋的日子，近睹荷花迟开的胭红本色，以及又有多么小的荷叶自水下浮出，翠翠的仍绿惹人眼。
一日散步，想起杨万里的诗，于是蹲在草地，拂开一片亡草的枯黄，蓦地，真真切切但见有嫩嫩芋芋的小草，隐蔽地悄生悄长！
想必是当年早熟的草籽落地，便本能地生根土中，与节气比赛看，抓紧时日体现出植物的生命形式。
寒冬是马上就要来临了。那一茎茎嫩嫩芋芋的小草，其生其长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禁替它们惆怅。
晚秋的阳光，呼着节气最后的些微的暖意普照园地。刚一起身，顿觉眼前有什么美丽的东西漫舞而过。定睛看时，呀，却是一双小小彩蝶。它们小得比蛾子大不了多少。然而的确是一双彩蝶，而非蛾子。颜色如刚孵出的小鸡，灿黄中泛着青绿。翅上皆有漆黑的纹理和釉蓝的斑点儿。
斯时满园林“是处红衰翠减”，风定秋空澄净。一双小小彩蝶，就在那暖意微微的晚秋阳光中，翩翩漫漫，忽上忽下，作最后的伴飞伴舞……
我一时竟看得呆了。
冬季之前，怎么还会有蝶呢？
难道它们和那些小草一样，错将秋温误作春暖，不合时宜地出生了么？
它们也要与节气比赛似的，也仿佛要抓紧最后的时日，以舞的方式，演绎完它们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而且，分明的，要尽量在对舞中享受是蝶的生命的浪漫！……
我呆望它们，倏忽间，内心里倍觉感动。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人在节气变化之际所容易流露的感伤，说到底，证明人是多么容易悲观的啊！这悲观虽然不一定全是做作，但与那小草、小蝶相比，不是每每诉说了太多的自哀自怜么？
这么一想，心中秋愁顿时化解，一种乐观油然而生。我感激杨万里的诗。感激那些嫩嫩芋芋的小草和那一双美丽的小蝶，它们使我明白——人的心灵，永远应以人自己的达观和乐观来关爱着才对的啊！……
电影是一个国家的明信片
——一堂关于电影欣赏课的讲稿
诸位：
巴尔扎克曾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一点不应妨碍我们接受那些较为恰当的比喻。
而我对电影的比喻乃是——它如同一个国家的声像的明信片，以商品出口的方式，将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资料，文娱性地展示给世界。
像文学一样，人类的历史已有多么悠久，电影的触角就已经回探到了多么悠久。现在，它的触角竟然回探到了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之前。三维动画片《恐龙世界》形象而又逼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此前全世界并无一部同样内容的小说。文学已有千余年历史，电影的历史只不过才百年。谁都不得不承认，电影在反映历史方面，具有着比文学或其他艺术更敏捷的能动性。可以这样形容，那是一种“快速反映”式的人类文娱现象。
人类的文学现象，基本上体现为一种顺应历史时期的现象。文学的历史品质，也基本上是一种纪录现象。
而电影则不同，电影与它以前的历史的关系，不可能不是“时光倒流”的关系。电影在“时光隧道”之中，几乎畅行无阻。尽管，它所重现的历史，往往被极大程度地娱乐化了，被游戏了。但我们这里，先仅谈它的“文娱”化之“文”的方面，亦即具有超娱乐的那一种文化意义。同时我认为，不重视电影之超娱乐的意义来看待电影，不应是大学中文系学子的电影观。大学中文系之学子对电影的认知水平，理当高于一般电影观众。
在重现历史真相、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大到人类进化过程，小到一个历史人物之死）中，文学做得多么好，电影就差不多做到了那么好。而文学不能留给人的可见印象，电影却可见性地留给了人。一部电影也许不能告诉人们一部历史书那么多、那么细，这是电影的短处。但电影可以使文字形象化，而这也是电影（当然也是声像技术）无与伦比的长处。
电影是人类复制和重现历史的好途径。尽管这一种复制和重视，比之于真的历史，难免会掺杂了人为戏剧化的成分，使之与严格的历史，亦即正统史书的权威性有一定的差别；但也正是那些戏剧化的成分，吸引了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而更多的人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更多的人才会思考历史。包括那些不识字因而不能从书本上知道历史的人。而对历史的思考多一点，对现实的困惑才会少一点。因为它可能直接就是人的一种工作。
一部历史性的书籍，往往是超功利的。往往意味着是一种脑力劳动的奉献。它的功利，往往是后来现象。一部文学作品，往往也可能是这样，因为它往往只意味着是作家表达的意愿。
相比而言，电影是特别商业化的文娱现象。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事情，它是诸多艺术业界从业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它需要较大甚至巨大的资金投入。而除了国家行为，世界上肯于承担经济亏损的严重后果而拍电影的人，是极少的。此点决定了电影先天的商业属性。
也正因为这样，实际上我们迄今并没看到，有任何一个国家复制了一部特别完整的、电影式的历史。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拍摄过不少反映它多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电影。将这些电影组合在一起，或能跳跃式地反映某一国家从历史走向现在的粗略过程。
故也可以说，电影是一个国家的“老照片”册。
电影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实的反映，其能动性也是绝不逊于文学的。
在这里，“现实”二字，首先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一般指当下时代。一个时代以十年计，那么严格的现实题材，无论对中国还是外国，应指2000年至2010年之间的电影题材。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题材，即内容的时间背景。其次，是指风格。我们都知道，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风格。我们这里谈的，是指以现实主义的风格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各个国家的多个时代，都有现实题材的经典电影。已经成为过去时现象的这一类电影，我们叫它90年代的现实题材电影、80年代的现实题材电影、70年代的、60年代的，等等。一般而言，四十年以前之内容的，我们又该叫它准历史电影了，比如《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既然“文革”已成历史，那么它们当然是准历史题材的电影——距现时代不太悠久的一种历史。当然，这些分法是相对的。
可以这样说，现实题材的电影像现实题材的文学一样，对于现实具有无孔不入的反应的敏感、兴趣和能动性。像镜子有时又像放大镜，甚至像显微镜，还有时像多棱镜或哈哈镜。当传统的现实主义被电影编导们认为不足以承载他们对现实的表现欲时，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荒诞现实主义、黑色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病态现实主义、意识流现实主义、生活流现实主义等等现实主义的“异种”。电影运用这么多的现实主义方式反映现实，而且曾争先恐后地反映现实，那么现实社会中居然还没被电影反映过的边角，确乎不多了。电影却仍在瞪大着它的睽注之眼扫瞄现实，时刻准备有所动作。
当然，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外国电影。
谁都难以否认，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之能动空间是极有限的。
中国电影很“中国特色”，另当别论。
近十年来，美国生产了一大批超现实题材的电影。
美国的历史在世界诸国中差不多是最短的。
美国本身没有太多的历史题材可供电影来进行炮制。
美国电影的长项是现实题材和超现实题材。两者之间，后一种电影是美国的最长项电影。
美国超现实题材电影十之七八乃是具有科幻和异怪色彩的商业大片。它在这方面的制作实力每使别国望洋兴叹。
但是中国电影界显然对美国大片缺乏分析，因而陷入了认识误区。
在美国，普适的人文元素一向被认为是商业大片必须承载的元素，诸如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拯救使命、正义、崇高、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等等。
没有此类元素，所谓商业大片，就几乎等于是高级的声像杂耍。
可以不深刻，但是不可以不郑重。
美国大片编导们深谙此理。
他们不但在力图吸引观众眼球方面深谙此理，在弘扬人类正面价值观方面也一向毫不含糊。
没有一位美国大片导演，甘愿被视为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声像杂耍人。
而在中国，情况分明反了过来。
我们很难从非国家行为的大片中看到对人类正面价值观念的自信的表现，倒是对阴谋诡计的着力构思似乎来得更加自信和如鱼得水。
也许，我们的大片编导们，根本不信人类有什么正面的稳定的价值观念吧！
果真如此，中国大片除了能夸耀其宣传造势和商业利润，还能有另外的什么良好感觉吗？
以上个人看法，不一定对，甚而也许偏颇。无非是抛砖引玉，启发同学们即使在看一部娱乐电影时，头脑之中也要想点问题。
。 想看书来
虚假柔情似水，人们谁更专业
——观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有感
“我不干了！他一点儿都不专业！”——在人的一生中，谁不曾说过这句话或类似的话？一次都没这么说过的人，难道心里边也一次都没这么想过吗？
当一个人走向社会以后，他便开始有了同事和同行。既有之，某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于是发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合作的关系一经成为事实，结果无非两种情况——愉快的，或不愉快的，甚而令人恼火的。当不愉快的，甚而令人恼火的情况发生，并且纯粹是由合作伙伴的不善合作或者成心不好好合作导致的——请问，谁没说过“我不干了”呢？谁心里边竟一次都没这么想过呢？倘若果有其人，那么此人非但不会被我们心悦诚服地视为楷模，还会引起我们的轻蔑和不解——怎么那么“面”？不干了还不行吗？
假若一方决定不干了也还是不愿意用话语太过严重地伤害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