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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不是间谍
2009年10月22日 周四 入狱第322天
我是1964年出生的，属龙，但没有龙命。
我吃过很多苦。小时候，父母离异，我辗转于城乡之间，经历过不断的颠沛流离……
青少年的时候，我唯一的爱好与寄托是读书，除了读书学习就是考试，我不记得曾有什么享乐。参加了工作，我也是劳碌命。先是靠大专数学文凭，在江西教中学数学、英语和BASIC语言，后跨专业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分别为地震局、体改所、北京市委做过课题，并在民政部下属的研究所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别人认为我1991年读哈佛是跃了龙门，但回想起来，我却感到跳进了苦海。所谓的书生到了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浩瀚书海之后，如搏命一般，你以为自己够刻苦的，一天只睡5个小时，可还有人比你更苦，一天只睡4个小时。及至后来，中国留学生在那个年代，常见的经济压力与婚变问题，更是让我苦不堪言。
然而，我吃过的这些苦，相比我1996年创办和经营深圳市驰创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深圳驰创）的艰苦，都是小菜一碟。我白手起家，十多年如一日，犯过了所有老板犯过的错误，也吃尽了许多老板吃过的苦头。我总是工作第一，把商场当作战场，以致只有在坐飞机的时候，我才感到放松，因为终于可以把工作搁置一边，美美地睡上一觉。偏偏我不常出差，一年才两三次。回忆自己的一生，这十几年过得最快，虽几经波折，但似乎一晃，就过来了。
托美国政府的福，我这辈子最安逸的时光是在他们的联邦监狱度过的。 2008年12月5日，踌躇满志准备创业板上市的我，赴美探望孩子，并计划出席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举行的耶鲁大学CEO峰会。没想到在芝加哥转机的时候被捕，之后被羁押于联邦监狱候审至今，已近1年。在这段时间，我起居有常，戒烟戒酒戒女人，而且勤读书勤锻炼，本人由入狱时的一口气10下俯卧撑能做到现在的60下了。说实话，我几十年来第一次能每天有8小时的稳定睡眠。
不过，所有这一切的代价，是面临美国政府连续3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指控，是令人无法想象的高昂的律师费用，是驰创电子美国子公司停止运作，是国内各办事处纷纷撤销，是驰创电子面临关门，是连累我们两个孩子的妈妈，是本人和另一位无辜同事丧失自由和尊严。
本以为是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的贡献者，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建设者，到头来我们和公司却成了“工业间谍”，成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大盗。
我不是间谍！但本人无意在此为自己辩护，只想指出一个本人入狱后认识到的事实：美国有1％的人口在监狱服刑（还不包括我这种候审犯人），另有的人口是在狱外生活的假释犯，还有8％以上的人口有犯罪前科。如果将这一比例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推算的话，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未入狱之前，我吃过几乎所有的苦，但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入狱之后，我发现我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包括在美国坐牢。
中国近30年来的进步是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空前规模和积极的社会变迁。每一个中国人身处这样激动人心的时代，不吃苦不勤奋才是最令人遗憾的。
多年以来，在为祖国现代化奋斗的过程中，我深受西方文化及物质文明的影响，是所谓的非常“美国化”的人。我的牢狱之灾，不仅使我认识到西方式*与法制的昂贵与黑暗，认识到美国政府和民间确实存在的对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妖魔化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让我注意到美国朝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在司法领域造成的严重后果。
“政治挂帅”在今日之美国，如幽灵般飘荡。美国政府是否以“反恐”为名，行“霸权”之实？二战结束60多年了，冷战结束也近20年了，难道法西斯的阴魂就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本案的发生真的是偶然的吗？
善良的人们，警惕啊！
先人的智慧永远应该铭记。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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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15分 晨检
“Count time！”狱卒响亮的一嗓子之后，静悄悄的怀特监狱H监仓开始苏醒。早上7点15分，晨检开始了，狱卒准时清点本监仓的犯人，确认无异常后，狱卒将挨个牢房敲门，唤醒每个犯人，并从牢房的铁窗门洞外检视每个犯人。检视犯人取决于每个狱卒的个性、对不同犯人的态度及当天的心情，有的非要你在其注视之下起床落地活动四肢才行，有的则看见你在被子中动一下即可。
怀特监狱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罗德岛州，是一座私营监狱，主要是为波士顿的联邦法院收押犯人，包括候审犯、在押犯和非法移民。怀特监狱坐落在90号州际公路麻州与罗德岛州交界附近，距离罗德岛州府20分钟车程，距离波士顿市中心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在高墙和铁丝网的包围之中，怀特有10个监仓，每个监仓七八十号犯人，每天要由监仓的狱卒进行4次检视，分别是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一般公办联邦监狱每天搞两次检视，而作为私营监狱的怀特自觉提高标准，似乎这样就能从政府争取更多的关押犯人的合同。
今天周六。H监仓42号牢房的我在狱卒佩里惯常的急促敲门声中醒来。我照例机械地从被子中一跃而起，下床起立，铁窗门洞的钢化玻璃后那黑人佩里的肥头大耳带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方才移开，继续到隔壁牢房进行他急促的敲门和目光炯炯的工作。
我从前的狱友，越南小伙子朗照顾我，让我睡下铺。否则，睡眼朦胧之中猛然起床，从双层铁床的上铺爬下来，很有几分风险，我以前有过险些踏空摔下来的时候。前些日子朗搬去与另一个越南小伙子约翰同住，我得到一个人独享单间牢房的待遇至今。为此，我时不时给朗送点小恩小惠，几包袋装糖或一卷我用不了的卫生纸，向他表示感激。其实朗与约翰更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都讲越南话，都是毒品贩，也都认了罪，在等待下个月判刑，估计4~5年的范围。
随着佩里的敲门声从邻近牢房远去，我走向马桶撒尿。囚室的马桶是钢结构的，与同样是钢结构的洗脸池焊接为一体。撒完尿之后，冲厕声在这钢铁容器中经下水道的压力造成轰然巨响，整个监仓都听得见。轰隆隆哗啦啦的冲水声，与佩里急促的敲门声一唱一和，此起彼伏于各牢房之间，不绝于耳，好一派怀特监狱的清晨景象！
我转身走向囚室的条格铁窗。窗外，朝阳似血，悬挂在新英格兰初春清冷的天空。盯着这暗红的太阳，我仿佛回到年幼时中国南方的盛夏，好像睡了下午觉，竟然直到夕阳西下的傍晚才醒，感觉自己还没有睡够。我呆呆地看了一阵子这有夕阳错觉的清晨的太阳，复又倒在床上，想再眯一会儿。
最近这几个星期真是累了。我每天来回于监仓的电脑室和监狱的教室之间，仔细阅读了对我起诉的相关文件，查阅了上千页的法律条文，研究了十几个相关案例。我前天几乎是通宵工作，赶写出文件，初步完成见我的律师加里科的准备工作。昨天，我马不停蹄，做好案件文稿的补充材料，抽空起草了一份公司文件，并继续写了几页私人回信。最后，我将案件文稿、公司文件、私人信件共六七十页铅笔稿纸分装在不同的信封中，刚好赶在加里科来之前的几分钟完成。
昨天下午与加里科面谈整整3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我准备的案件文稿倒是得到加里科的高度评价，但这3个小时却让加里科吃尽了苦头。他快70岁了，患帕金森氏病。他哆嗦着当着我的面吃的一把药片都是干吞进去的，说话的时候舌头上都是药片的颜色。最后走出面谈室的时候，加里科已经体力不支。我帮他收拾好文件包与电脑，帮他拿着行李，而他拄着拐杖，踉踉跄跄的，险些摔倒在地，让我和边上的狱卒惊恐万状。
美国有好人，加里科就是一个，他家是我在哈佛读书时的Host Family，是校方为照顾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适应美国生活而安排的。Host Family是本地的校友家庭，多为富裕的中产阶层，对外国学生友好。加里科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他们一家与我们一家的友谊从1991年我入学哈佛至今。尽管我归国创业多年，公务繁忙，疏于与加里科联系，但他知道我和前妻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后，不顾病情，帮我联系最好的律师，同时抽空来探监，指导我做一些基础的法律方面的配合案件的工作，以减少律师的工作量和巨额的律师费用。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想，我这种美国政府眼中的“坏人”，我能不服罪与他们抗争，也是一种勇气。试想，起诉书中“美利坚合众国对吴振洲”这样的开头，被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指控，你一个中国人在地球的另一边和这样的政府抗辩，一般人不吓趴下才怪。我2008年12月5日自香港飞抵芝加哥，准备转机去波士顿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挂名公司顾问的前妻与美国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被控偷税和违规出口，我本人面临最高28年监禁和最高达百万美元的罚款。至今，除了我前妻获保释外，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分别被押在两座不同的监狱中等候审判。案发之后，舆论四起，一些在美国的朋友能躲的都躲起来了，许多美国的同行也对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想起昨天晚上加里科最后颤巍巍地被狱卒搀扶出监狱的背影，我深信这个美国老人的勇气比我大多了。我百感交集，默默地为他祈祷。
早上7点45分 早餐（1）
“嗞、嗞”声中，牢房自动门锁开启，早餐时间到。刚在芝加哥被捕入狱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黑人狱友大卫像一条狗。每天早上牢房门开启之前，他会准时起床，急不可耐地在门口徘徊，眼巴巴地在门洞守望，随时准备主人开锁之后，夺门窜出。如今，我在监狱中呆了100多天之后，也变得与大卫一样灵敏。听见门锁开动，我再跃而起。
在监狱中，如果你耽误了吃饭的时间，狱卒是不会来请你，更不会为你留饭的。现在我一个人住，也不会有同室狱友（这边叫Celly）来提醒就餐。对于所有的犯人，在剥夺自由后，在失去一切之后，吃饭是监狱生活最本能最重要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可错过的。所以，监狱生活练就每个犯人灵敏的耳朵，对与吃饭关联的声响有高度警觉。
清晨的监仓大厅，大家悄无声息地排队，领取各自的餐盒，然后端到各自惯常的餐桌同餐。关系好的犯人会互致早安，许多人刚从睡梦中醒来，蓬头垢面，默默在餐桌前自顾自地吃饭。
我与布鲁斯和亚瑟一个餐桌，位于监仓大厅最侧面的角落。犯人之间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特定的私交圈子，并以监仓大厅中的餐桌为领地。之前，我和三个外国人一起在另一个餐桌，他们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巴西人，一个叙利亚人。后来，爱尔兰人转到纽约服刑去了，巴西人申请去厨房工作被调去另一个监仓，而叙利亚人米歇尔则常睡懒觉不来吃早餐（把自己的早餐卖给别人了）。我那个桌子换成了一个中年白人西蒙，一个白人老头约翰，一个中年黑人格雷格，加上我一个亚洲黄种人，也算是有意思的一张餐桌，我是比较喜欢的。最近，受布鲁斯的邀请，我搬到他和亚瑟的桌子。我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促使我们三个人一个餐桌吃饭的原因是我们不认罪，不向检察官低头。
在美国，如果你涉嫌联邦政府控罪，一定在劫难逃。一般来说，联邦案件的嫌疑犯95％都会主动认罪，只有5％的不认罪，并进入审判程序，与检察官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对决。基本上，进入审判能获得无罪判决的只有三成的胜算。因此，可以准确地说，被联邦政府指控的疑犯只有的人能被宣告无罪释放，而的人将获罪判刑。更加残酷的是：若经审判定罪，量刑就会大幅度加重，按国内的说法，此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知道老挝人凯伊，因贩毒被捕，他的律师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是，认罪的话服刑15年。结果凯伊不服，要求陪审团审判，最后被定罪加到25年，等凯伊刑满出狱他将50多岁了。就我所知，我们所在的监仓的70多号犯人中，除我们同桌3人和凯伊以外，全部是认罪的。
餐桌上，我们3人互致早安，我边吃边问亚瑟，是否可冒昧地知道他入狱以来如何面对他太太以及孩子们的。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