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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失去自由的痛感就在这一门之隔。我小心不跨过这道门去时时触碰这一痛感。也许，中老年犯人都有这层隐痛，不像年轻人，在小操场欢喜雀跃的兴奋会让他们忽略这一痛感的存在。
我在监狱做的拍手跳有点像国内做的广播体操第8节，连续120下之后，我一边继续散步，一边大口地呼吸。我觉得浑身的肌肉随着筋骨的舒展正在苏醒，我感到自己的每一下呼吸都在伴随心脏跳舞。既然来到监狱，我不想重蹈前辈吴晓雷的覆辙，暴病死在这异国他乡的监狱里，我更不想因为势单力薄，被这边人高马大的鬼佬欺负，或者遭墨西哥贩毒分子们的围剿。总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利用这美国佬的监狱，能捞一点是一点。
我在大厅行走的节奏开始进入踱步阶段。这是在通过计数来协调呼吸和步行。我意守丹田，在默数“1、2、3”之中深深地呼气或者吸气，同时走出相应的步伐。随着身体的放松，呼吸的均匀，步伐的稳健，我会逐渐将默念的数字增加，由三步呼吸转换增加到六步呼吸。这是我在芝加哥MCC的狱友送我看的一本介绍禅坐的英文书中学到的，只不过我把打坐改成了行走，做了一些创新，可谓“吴氏六步法”，呵呵。
“1、2、3，4、5、6”，我随着默念的数字走出六步，并深缓地呼吸，让空气充满肺叶，最大限度地扩张胸部和收缩腹部，同时意守丹田。然后我再走出六步，伴以深缓的呼气，随步伐将全部胸腹部的空气逐渐逼出体外，全身随之放松。如此循环，几分钟后，我渐渐进入状态，想象着这监仓大厅是祖国江南农村的一片池塘，我犹如一颗小石头，投入这池塘之后，溅起一片涟漪，顿时世界变得寂静起来。我缓缓沉入清澈的水底，周边有飘荡的水草与荷叶，鱼儿在穿行。我静静地躺在水底。像是一块会呼吸的鱼石，不时吐出几串气泡。我看看四周的风景，还能听到池塘青蛙的鸣叫，以及孩子们在池塘边玩耍和嬉闹的声音。我一动不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时吐出一串气泡。
我的六步法踱步明显与其他晨练的犯人不合拍，那大个子的黑人，昂首阔步，像在赶集；那小个子的墨西哥光头，似乎想赶上黑大个子，有点三步并两步，像在竞走；那大肚子中年白人则不紧不慢，倒背双手；有两个老头，边走边说话，常挡住其他人的路。我是最慢的一个，只好另择路线，穿行在餐桌与过道之间。
我知道自己禅坐的功夫还没到家，因为会呼吸的石头还不是石头。但我已经感到内心的宁静与祥和，我感到本我、自我、超我的三者合一，和谐共存。那穿行于餐桌与过道之间，那做俯卧撑与拍手跳的中国犯人是自我；那纹丝不动，意守丹田，那会呼吸的小石头是本我；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身陷囹圄，心系国家的老吴是超我。想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大学时期对弗洛伊德与荣格如饥似渴，竟然手抄过一本精神分析学的书，在27年后的美国监狱，我却用精神分析来进入禅的境界。我哑然失笑，收住脚步，拿起水杯，喝完剩下的水，回到牢房。
上午9点10分 电话
当你被捕，在FBI宣读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利都变成带引号的了，一切都要被冠以“不自由”或“被监视”三个字，虽然他们的法律上说，在审判定罪以前你是清白的。在联邦监狱，犯人的电话，就是这样一项不自由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你的电话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电话都会被监听，并可用来进一步指证你的罪行。
既便如此，监狱的犯人对电话的重视甚至远超过所有其他权利。对于犯人来说，电话是地狱连接天堂的重要纽带。在电话这一端，我们只是清一色身着囚服的犯人，但对电话那一端来说，我们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可以是父亲、孩子、丈夫、爱人、同事、朋友、老板等等。所以怀特监狱，每到晚上，监仓电话是犯人抢夺的目标。我为此数次与其他犯人产生冲突，甚至有个黑人差点与我动手。我对他们解释，中国与美国有12小时的时差，现在美国的晚上正是中国的白天。他们在排队等的时候，还表示理解，但一抢到电话在手，就翻脸不认人，无奈，我只好争取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的电话最清闲。
每天上午9点之后，都是我盼着的与外界通话的时间。我拿起笔和本子，端杯水，再搬来一把椅子，坐在电话柱子旁边，俨然一副上班的模样。
怀特这样的私营监狱，在赚犯人钱的时候毫不手软。一通打到波士顿的电话每15分钟收15美元，而一通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则高达每15分钟50美元。然而，因为VOIP网络电话的普及使用，打乱了电话公司与监狱合谋榨取犯人的算盘。我们犯人的亲友纷纷申请与本监狱相同地区号的网络电话，这样我们就相当于拨打本地电话，这样一来通过互联网与外界通话，仅支付本地电话的费用。尽管这样，我们这里每15分钟本地电话也要收4~5美元，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本地电话。
我拿起话筒，正是国内时间周六的晚上。我熟练地键入一长串的数字，包括电话号码与联邦犯人号码，拨通了格洛丽亚的网络电话。震铃音之后是她美妙的“喂”声，通常在第二次加强的“喂”声之后，监狱电话语音系统方才启动一个男性的机械的声音：“你好，环球电话公司，本电话已付费，来自怀特监狱的犯人‘吴振洲’，接听请按……”语音提示中“吴振洲”是我读自己名字的录音，夹杂在监仓嘈杂的背景声中，苍老沙哑。相对来说，格洛丽亚的“喂”声在我听来仿佛是天使的声音。
“老吴，我今天和驰创的同事吃饭了。”格洛丽亚开心地说，“你知道吗？你们那又新开一家餐馆了，在家乐福的楼上。同事们说你回来了肯定会喜欢这里的，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呢。”
我说，真的吗？太好啦，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有风的声音吗？我说，我关在囚室和监仓的密闭空间里，挺想念深圳春雨之下走在街头的感觉。接下来，我告诉格洛丽亚我和加里科见面的事，我说有加里科的帮忙我很幸运，他高度认可我在监狱为案子做的准备工作。说到昨天加里科累坏的样子，格洛丽亚感叹不已。监狱电话每隔15分钟自动中断，我经过同样的程序，再次接通电话。我告诉她我这个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告诉她我的肚子变小了，胸肌变大了。格洛丽亚开心了，她说：“老吴，我觉得你快回来了。”我说，真的吗？她问我，如果回来见到大家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说我最想见到大家的时候，还穿着现在的囚衣，最好额头上连联邦犯人号也烙上，我希望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场景与《飞跃疯人院》中那个桀骜不驯的捣乱者杰克一样，假装呆傻，然后在众人面前，眨眼之间恢复到原来生龙活虎的样子。这样，我想象着给大家一个惊喜。
格洛丽亚哈哈大笑。可当我给她讲完《飞跃疯人院》的结局，讲到杰克是如何死的，讲到那个印第安大个子是如何砸碎窗户大步跨跃出疯人院的，格洛丽亚叹息中说我悲观，我也若有所思。
总是在这样的谈话中，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会忘记这窃窃私语中监听者的存在。以前我们会在电话中讽刺监听的人。有一次我是这样说的，“嘿，那边的，给转告一下，关的住我的身体，关不住我的心，没用的。那监禁别人身体的正在监禁自己的灵魂。”现在也习惯了，懒得说了，只当监听者是怕见光的鬼魂，时不时电话中的“咔啦、咔啦”的窃听开关的声音表示这个鬼魂的存在。
本和我分手数月的格洛丽亚，因为我的案件又挺身而出，协调我在深圳的事务。案件的重大冲击不仅没有更加疏远我们，反而让我们更亲密。就这样，我们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一个在美国联邦监狱，一个在深圳自己的公寓；我们敞开心扉，互诉衷肠。当初，我和格洛丽亚分手之后，她受洗而信奉基督，不久后我则跑到美国，锒铛入狱。似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此刻两颗心却通过话语联系在一起。
常常在电话悄无声息地中断之后，我还喃喃自语。良久，电话那端没有回声了，我才放下电话。对于犯人，任何一通电话，都寄托一份对自由的期待，同时增强在监狱生存的信心。
入狱之后我才发现，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令人向往。我有过在监狱吃一包煮过的方便面犹如*般的刺激感受，但所有自由生活中，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监视的说话的权力。不知是检方有意无意的安排，在这联合国般的联邦监狱，我在辗转呆过的五座监狱所处的监仓中，是唯一的中国犯人。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被当地政府作为国家公敌来对待，和祖国亲人的母语沟通，对我就像电池充电一般，每次上午的电话打完，整天的牢狱生活都充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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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45分 再监视（1）
“从牢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牢门也是七步。”当年波兰作家伏契克在二战时德国纳粹牢房中写的名句照样也适合70年后身处美国联邦监狱的我。常常在踱步之中，在这斗室如困兽般的来回游走之中，我回味造化弄人，因果无常。18年前，把我万里迢迢从中国接到它的最高学府读书，如今，在机场对我守株待兔，虎视眈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入监狱。那从天上摔到地下的，是我还是美国？
囚室的铁格窗外，初春的北美天空一扫清晨的迷雾，呈现出一如既往的湛蓝。些许白云随意地飘挂在天穹，与监狱高墙和铁丝网形成紧张的对比。阳光齐刷刷照进我的囚室，满屋通亮。站立窗前，眺望这令人心醉的纯净的天空，我想象远方树林中的树枝在随风飘动中悄悄发芽。我转过身，脱下囚衣和汗衫，*上身，任这射进窗户的阳光洒落在我身上。我拿起桌上的《圣经》，边读《圣经》边转动身体，让阳光照射我苍白的身躯。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夸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着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时期为不虔诚者死了。”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圣经》罗马书五3…8）
身处厄运，还有什么能比读《圣经》更能得到解脱与拯救的呢？
初入监狱，我读的是简易版本的英文《圣经》，CEV版本（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语言朴实流利，通俗易懂。我把它当作小说来看。以前在美国和深圳，身边总伴有《圣经》，但一直没有机会认真读过。到搬到怀特监狱，这简易本找不到了，拿到的是经典版本的NKJV（New King Jamei Version），难懂一些，好在格洛丽亚总写信来传福音，是一个弥补。后来，我在波士顿有过一面之交的美籍台湾人林举贤老师热心，寄来精装中文恢复版的《圣经》，才彻底解决问题。
刚收到这本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不知何人所赠，但令我喜出望外。我当时像收到宝贝一样捧着书回到囚室，关上牢门，将书摊在桌上，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的主祷文，刚念到第一句“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就热泪盈眶，眼泪直往下流。从此之后，《圣经》于我已经不再是故事，而是字字珠玑，读来如沐春风。后来。林老师数次专程从波士顿来探监传福音，更是让我体验到神的指引和圣灵的启示。
学习了两章《罗马书》的经文之后，我的囚室日光浴也接近完成，而狱卒山姆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上午的监视工作。晒完日光浴，我身体暖洋洋的，读完《圣经》，我心里暖洋洋的。
我重新穿上衣服，将床上的枕头和棉衣铺在囚室的水泥地面做垫子，然后倚墙坐下。我左侧是堆放报纸和杂志的墙角，右侧是床，底下堆放一袋副食品。时针指向11点，我拿出几块饼干，抹上一些花生酱，边吃边等待午餐的到来，同时翻阅报纸和杂志。
我们这个监仓的犯人，以候审犯为主，多为没钱没势的，或者案情特别严重的，否则都取保候审了。相比之下，我肯定算是有钱的，因为整个监仓70多犯人每天的六份报纸，我一个人就占了五份。我的《纽约时报》有不少犯人会排队传阅，遗憾的是我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没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