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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了。” “为什么？”
“眼睛都哭红了，还怎么见人呢。”
“不要总有舞台感觉，没人注意你的眼睛究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那你出门前为什么在镜子前站得比女人还久？”
“说好的事总该有信用吧。”
还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发生了作用，我匆匆用粉底霜盖了盖红红的眼圈便出了门，谁要他送！
出门前，我在阳台上搞了小动作，神不知鬼不觉。
以往我晾衣晒被，心中是有小小的法则的，因为阳台面积有限。阳光的拥有顺序第一是儿子，第二是丈夫，最后是自己。所以儿子与他的被子总是彻底摊开的，阳光可以晒酥每根纤维。而我的被子往往像百褶裙那样缩在一角，光线在百褶中折射、衰减着。阳光温暖了儿子，温暖了丈夫，便就是温暖了我，这本是我的心理逻辑。可是今天这个逻辑不通了，我将自己的被子拉得全摊开压在了他的被子上，抢走了一直属于他的阳光。
他在家带孩子我是不放心的。一次他在家值班，一天也没有给换尿布，儿子的屁股腌成了猴屁股。但我今天狠下心来，座谈会之后又去黑孩家聊到聊不动，到家已是深夜了。我恶作剧般地推醒他。
“儿子中午睡了吗？” “睡了。” “多久？” “三小时。” “晚饭吃的什么？”
“鸡蛋羹。” “睡前喝奶了吗？” “喝了一大杯。” “几点睡下的？” “九点半。” 我是学工的，是喜欢用数据说话的。这些数据毕竟是合格的，我的气有三分之一丢在了座谈会上，三分之一丢在了黑孩家，剩下的三分之一也在此刻烟消云散了。“他也不容易。”
我静静地在孩子身边躺了下来，望见了窗外的一钩挂月。他忘了关窗帘。
黑漆漆的苍穹像是厚厚的天顶，天顶上仿佛开着一扇月牙形的天窗，我的遐思驰骋起来。天顶的上面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一定也有一个太阳。不是吗？那里的阳光从月牙形的天窗流到这个世界来了，照亮了孩子熟睡的面庞。
阳光下的小动作（2）
太阳是慈爱的，是神圣的，是普照万物的，是不容我用它的光芒去搞小动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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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启蒙教育
对两岁的儿子，我已经开始了早期教育，每天接送保育园的一小时自行车路程是我授课的固定时间。
儿子在自行车的小座椅里渐渐识别了很多颜色。
他指着路旁青青的小草说“绿”，指着开口笑的喇叭花说“黄”，还指着田地里鲜灵灵的西红柿说“红”。 我说：宝宝就是聪明，妈妈一教就会。
可是回到家，儿子拿着小杯子让我倒“黑颜色的牛奶”。我很奇怪，儿子为什么可以辨认赤橙黄绿青蓝紫却分不清黑与白。
儿子在自行车的小座椅里，渐渐学会了描述他所看见的事物。
我说了“大卡车真大”以后，儿子即会说“小卡车真小”，“红车真红”，“高楼真高”。
晚饭后，我兴奋地告诉他爸：“儿子会造句了，简直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丈夫满脸自豪地说：“我的儿子就是聪明。”
儿子像是受了鼓励，指着窗外马路上飞驰而过的小汽车高声说：“小汽车真小。”他爸爸说：“那小汽车可不算小。”儿子又指着电视屏幕上的###说：“###真新。”他爸爸说：“###都发明好久了，也不算太新。”我对他爸说：“你别太较真了，儿子的话逻辑通了就不简单了。”
可是儿子没有给妈妈争气，他用小手指着桌上的红烧鱼兴高采烈地说：“鱼尾巴真尾”，然后拍拍小屁股坐着的沙发说：“沙发真沙”。丈夫的眼睛里顿时没了父爱的温柔：“这话哪里通逻辑？你哪里聪明，是个小笨蛋。”我跟他提高了嗓门：“‘笨蛋’两个字是最不可以对孩子说的，别忘了，儿子才两岁。”
儿子在自行车的小座椅里渐渐懂了一点自然界。
他知道那红彤彤的，挂黄帅心语：历史沉默30年后的回响（选载） 作者：黄帅
序言
2003年在###办的一个培训班上初识黄帅。开始跟她聊天时爱往民族、历史、社会这些大话题上扯，想当然地认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那个强悍的“小学生”从政治风雨中一路走来，脑子里装的应该是这些东西。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一帮同学的联系多了起来，很快忘掉了“黄帅”曾经是一个符号。记忆中那个不真实的“小学生”消失了，“黄帅”两个字现在代表着一位未语先笑、感觉纤细的朋友，有同学给了她十六字的点评：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 在朋友眼里，黄帅有她很“帅”的一面。比如她长得高挑儿，气质优雅、谦和，还能写一手秀丽动人的好字，常常让大家感慨称道：真够帅的！可是她也有着很不“帅”的地方，比如善良温柔得时而没了主见，常常把拖得很长很长的“是——吗？”挂在嘴边。 黄帅的笑是她的第一张名片。爱笑的女子一般是天性活泼开朗、涉世不深而胸无城府的人。她的经历不该让她属于此列。可她就是爱笑，并且会对她的周围有所感染。 黄帅的哭又是她的另一张名片。听音乐感动了会流泪，亲人生病了会流泪，看电视剧入戏了会流泪。黄帅无比温柔地爱着这个世界，又十分坚强地承受着这个世界给予她的苦辣酸甜。 从她的文字中还是可以看出黄帅很受那段历史的伤害，她说：“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历史是残酷的，给了这位非常自爱的女子深深的痛苦，但把伤害带给了父母才是她的痛中之痛。她实在是一个少见的孝女。黄爸爸、黄妈妈没有在苦难中崩溃，这就足以支撑黄帅把逆境当做“人生的积累”，不断进行自我提升。 黄帅虽然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散文，但出书还是头一次。“东渡扶桑”篇表达了她远离祖国的游子情怀；“母爱呢喃”篇告诉你她是怎样一个母亲；“友情一札”篇展示了她向朋友洞开心扉时的状态；“轻声‘帅’语”篇记录了她熟年以来的人生感悟。阅读这部书稿时，我几度双眼发潮，也颇感奇怪，怎么那么多善良的人和感人的事都被她碰到了？渐渐地我明白了，她比许多人多几分感恩，多几分诗意，多几分与她年龄和经历不相称的清纯。 黄帅自己爱讲一句话“我普通得让很多人心痛”，但我们都认为她确有才气。黄帅通日语、英语，擅长国际交流；学工程却能写一手好文章；脑子灵，思维敏捷，还非常用功，再加上十二岁就经历了大风大浪，全国知名，可以说她具备一个煊赫女性几乎所有的条件，但她愿意过的是自自然然的生活：晒被子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看海，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她主要在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她收集小猪，每到一个城市就买一只玩具小猪，因为儿子属猪。 黄帅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和朋友们的愿望中和意志里。 这本书里的文字是她丝丝心绪的自然流露，其中很多内容原本都是只写给自己、写给亲人、写给朋友的，所以天然无雕饰。 我写不出什么有见解的导读，只能老老实实把自己读这本书的几点经验拿出来和读者朋友分享：心绪不宁的时候不要读；人多嘈杂的地方不要读；像陀螺般旋转的时候不要读，因为那样根本入不了戏，品不出味来。 一旦读进去了，你就会感动，说不准心灵也能得到一点净化。最后还想特别提醒读者一点，对作者一定要宽容一些，宽容她的单纯，宽容她那点隐隐的“自虐倾向”，宽容她那慢悠悠的节奏，宽容她对生命的诗化……
丁山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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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篇·东去扶桑
在年轻的时候，背上一个大书包，提起一只大箱子，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了生我养我的爹娘，离开了未曾离开过的故乡。一段飞行后，落在了一个叫做日本的岛上。谁能想到，这一落就是十年。于是就有了惟其落在这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才能谈出的体会……
一个毛玻璃世界
东瀛路上的生命线段
窘
走的速度
日本大蟑螂
幸福的理解
苦味西瓜
歪歪的故事
痴心妈妈
包袱
白色的谎言
情绪商数
巧父
丁字鞋的往事
“箱”情
海员阁的烧卖
不要总是为父母
倩倩与知知
阳光下的小动作
儿子的启蒙教育
儿子的衣服脏了以后
原谅美丽的错误
让时间熄灭
吸收“紧张”的家庭氛围
让我试着安慰你
再造感觉
无字贺年片
归
第二篇·母爱呢喃
一九九五年，当自己的身体里镶嵌了一个生命的时候，才知道生命中又嵌套着一个生命是啥滋味。做科学、做研究、做发明、做创造是伟大的，但“做”出一个生命也是了不得的伟大，虽然世间的人们都在做。“准妈妈日记”和“母子情帖”记录了我和孩子今生今世的母子缘。
准妈妈日记
母子情帖
第三篇·友情一札
将近一个月，我和她同堂而习，同案而食，同室而卧，每每促膝夜谈，深深地走进了彼此的内心世界。之后，我就对着她的邮箱写呀，发呀，回头一看，竟然留下了这么一片散漫的心里话。
第四篇·轻声“帅”语
人活着总会有些体会的。只活着而没有任何体会不是我们人类种群的特征。每当一种体会感觉饱满之时，我不再懒。我会旋开案头的灯把它记下来，并伴着音乐将它整理成篇。“轻声‘帅’语”就是这类人生体会的小小集成。或许它有点“那个〃，但却是从我心中涌出的真实。
我和妹妹
我有恐高症
泪的孤寂
愚女移山
妈妈，不要再怕
将痛苦放入旅行包
勿让阴云飘移
超越苦难
正向思维
感受温暖
哪里着火了
梦中痴话
另一种意义的临终关怀
拯救健康
我与体育
漆黑的诗意
快乐与工作
篝火旁的冥想
你看见了甜甜圈还是黑洞
换个角度想
今晚我专心感动
淡淡诗意，悠悠中年
附录：走近黄帅王灵书
心情简介（代前言）
长大以后，我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带着这样的一身色彩，有人说我是青面獠牙的怪物，有人说我是被风潮愚弄了的无辜……
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我是高尚？我应该是那不曾被评判过的我。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刺目，也有人曾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耀眼，我自己则始终觉得这身色彩很沉重。
其实，我不仅仅是怕记者，更怕的是我自己，怕自己对文字的安全性把握不好。 我心中的这多“怕”，在母亲那里是加倍的。母亲曾经跪下来求我不要记日记，不要写文章，好像我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
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笔，大脑中的潜意识便开始运作，好像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计算着每个文字与是非的直线距离或曲线距离，真不知安全系数是多少。当落笔的文字在方格上爬行时，我的意识却屡屡跳出方格去审视每个字是左了？右了？会不会落入网中？
经过了很久的岁月，我的心态向着自然回归了一大步，藏在心中的许多“怕”缓和了很多。我想起了一九八四年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发生过的一件事。
有一位年轻的外地记者，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到北京来采访我。我虽然心中过意不去，给他买北京果脯，买北京瓜子，但始终没有回答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包括可以回答的和难以回答的。我当时实在是怕他写下大段大段的“黄帅说”，再打上冒号和引号，然而那些话却是我下辈子也想不出来的。
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