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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怪不怪，那长长的白袜总像要掉，却总也不掉。
在涩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点怪。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两次，三次……，我记不过来是几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我们去喝杯茶吧。”“我们聊聊天吧。”“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吓了一大跳，两大跳，三大跳……，这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镜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镜，淡淡的口红，没有任何涂抹的面庞，雪白的衬衫，几乎盖住脚面的长裙，方方正正的茶色书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一遍一遍地检点着自己，没有发现一处不得体的地方，也找不到一丝轻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后，我的遭遇依然如故，总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饮，“丈夫在家等着我吃晚饭。”我开始说谎。
谎言有时也帮不了太大忙。“那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对方会为你和你的丈夫着想。
我放弃了谎言，放弃了温和的解释，我放开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车站。看见“可疑分子”时索性跑起来。在喧闹的涩谷我一闪便没了踪影。回到家，我总是紧紧张张地锁好门，挂上厚厚的窗帘，再过上好一阵，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说来也怪，打这以后，在涩谷再也没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声，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脚步是北京的节奏，优哉游哉。我起步和落脚的时候，也许都是有短促的停顿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会被扯乱。
我吃惊地发现在涩谷，凡正经人走路都比我快，只有那些不太正经的男男女女才把脚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或拦什么人。我差点被他们拉入伙，好险！
很快，我学会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办事，我再也没有遇到麻烦。可是，我的思考却不再跟得上我的脚步，我的灵感也不再融得进我的工作，我快得一点也不自然。
日本大蟑螂
初到日本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一开灯，发现沙发上方的墙上爬着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顿时毛骨悚然。愣了半天，才去厨房拿喷药，对准沙发上方和背后闭起眼睛喷了一气。大蟑螂大概被喷死了，可我也不敢挪沙发看。静了好一会儿，还是觉得这屋无法待。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进到里屋，把门关好。
刚刚在榻榻米上坐下来打开电视，电视机上方也蹿出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我“啊”地掩嘴惊叫，魂飞胆破。
家中哪里还有我的安全地带？大活人也不能在虫子面前败下阵来呀，我为自己壮胆。于是又去厨房把药拿来，对准大蟑螂劈头盖脸地喷。大蟑螂没有动静了，它的遗体可能在电视柜的背后，可我不敢“验尸”。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床（实为榻榻米上的一床褥子），手僵直地握着喷药瓶，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家里的每个角落。天晓得犄角旮旯里究竟藏着几只大蟑螂！
入夜后，我蜷缩在床，惊魂未定。忽然，从厨房传来大虫子扑棱翅膀的声音，一定是大蟑螂被我放在厨房的除蟑黏着剂粘住了一半身子，而另一半身子还在做垂死挣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从纸门（和式住屋的门是纸做的）的那一边——厨房传来的这声音似乎很大、很真切、很恐怖。我屏住呼吸，按住心跳，闭目等待，等待着大蟑螂还活跃着的那一半身子也被黏着剂粘住，等待着它的一对翅膀能被双双俘虏，我情愿相信日本除蟑药的威力。
可惜，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无论我如何等待，大蟑螂依然在扇动翅膀，频率不减，力度不变，声音不衰。那一刻，我简直认为世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蟑螂就在我家了，恐怖中又平添了几分悲哀与自怜。
我几次鼓足勇气，却依然不敢拉开厨房的纸门。最后只好向中国人邻居，北大附中的老同学、好朋友小郑夫妇发SOS，紧急呼救……
此后，我家每时每刻都全方位地布有除蟑药。大多数蟑螂被迫害致死，少数幸存者也迁居别处，另谋生路了。
在日本，很难与蟑螂绝缘。因为这里的气候太适合它们的生长。药店里的除蟑药有喷的、熏的、粘的，花样翻新，销势经久不衰。
我从小怕虫子，怕发霉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烧的是蜂窝煤。当我看到从蜂窝里钻出小蟑螂时，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厨房作业，跑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桌子下面常囤积着白薯，我们有时蒸着吃，有时烤着吃，有时煮着吃。记得有一次，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当手触到发霉的一个时，顿失言语，浑身发软。从此，研究霉，研究微生物的妈妈为我定了论：小帅永远成不了微生物学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领域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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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1）
有一位名叫木下彰的日本长者，幼年过着比当年的阿信还要赤贫的生活，睡铁板，盖草席，填不饱肚子，他如今已成了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企业家。
木下先生的年收入一亿几千万日元，可谓巨富，请客时多不看菜谱，只说“要最贵的”。
他很喜欢同中国人谈天说地，聊家常。一次，我跟他谈起了北京的父母。
母亲年轻的时候，膝盖的半月板做过手术，手术后过了一段时间的双拐生活。直到现在父亲还在向我和妹妹揭母亲的老底说：那个时候，你妈妈回家时，如果爸爸不在家，不能背她上楼，就会掉眼泪。
后来，母亲脱去了双拐，但是从此腿便对气候敏感起来，简直可以做天气预报。母亲腿疼，必是阴雨天；母亲腿不疼，必是艳阳天。
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北面，而我家住在中关村的南面，在全家四口人当中，母亲离家最远。但是去研究所食堂买馒头，到菜市场买菜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我当时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去帮帮母亲？甚至母亲累了一天提着重重的菜兜回来以后，我也没有让母亲好好休息过。我常常是在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时才装模作样地打开书本。母亲一见我在好好念书就会去厨房任劳任怨地准备晚饭。在父母的厚爱下，我懂事很晚。
母亲一生也没有学会骑车。父亲曾下决心教会母亲，可是在中关村大操场练习了几周以后，母亲依然只会转圈而不会走直线，父亲投降了。母亲一生乘“11路”，走了不知多少路。
在我和妹妹都出嫁以后，一天父亲突然对我们姐妹俩说：“对两个女儿我已尽到了责任。过去你们两个一直是全家的重心，以后重心将变为妈妈。妈妈身体不好又辛苦了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女儿，劳苦功高，爸爸要好好奖励奖励妈妈。”
“怎么奖励？”我和妹妹异口同声。
“给妈妈买一件在北京城最暖和的，可以遮住膝盖的高级皮大衣。”
好皮货毕竟价格昂贵，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父亲在一个大信封上用粗笔写下“妈妈大衣”四个字，每个月发工资时都会往里面放几张票子。我和妹妹也偷偷往里面放过，虽然父亲一再说：“不要你们的，你们把各自的小家庭管好比什么都强。”
也记不清究竟过了多久，那单薄的大信封终于丰满起来，里面已有厚厚的一沓。多少次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床上点那信封里的票子，有时还拿支红铅笔做记录。每次点完钱后，总能看到父亲微蹙眉头，自言自语地说：“还差一点。”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又从写字台紧锁着的大抽屉里拿出那个大信封，上床盘腿坐好，“十块，二十块，……”不同往常地大声数起来，钞票一百元一沓地铺满了大床的一角。“有两千块了。妈妈的大衣钱够了。”父亲兴高采烈得像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带着母亲进城了，直到很晚才兴冲冲地回来，手中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
进门后，父亲吩咐我去给母亲倒水，而自己却急不可待地打开那个大旅行包。“快，穿上给女儿看看。”还没容母亲坐下来啜上一口水，父亲便把新买来的皮大衣披在了母亲的肩上。父亲就是这么一个急性子。母亲骤然间变成了一个很显阔绰的贵夫人，在大镜子前翻过来调过去地笑得合不拢嘴。
“还有一顶皮帽哩，买完大衣还剩了三百块。”只见父亲像变戏法一样又从大旅行包中变出了一顶皮帽子，戴在了母亲的头上。
看着母亲鼻尖上渗出的汗滴，我相信即使是在冰天雪地里，母亲也不会受寒了。我赶快帮母亲脱下大衣。不让母亲挨冷固然好，但也不能让母亲受暑呀。父亲一定忘记了当时已是初夏，谁受得了这么老半天的全副武装。
“小帅，你也来试试。”随着父亲持续的兴奋，于是我也成了“贵夫人”。全家三个“贵夫人”和一位“贵夫人”观赏者那天情绪一直高涨到深夜。
听我讲完这个家庭故事以后，木下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你父母太幸福了，真是太幸福了！我太羡慕他们了。”
此后，每逢遇见我，木下先生便说：“你的父母太幸福了。”
我终于慢慢领会了木下先生对幸福的理解。是啊，树立一个小小的幸福目标，然后朝向它不懈地努力，最后这小小的幸福被抓在了手里。这种人生风景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木下这样的大老板。他想办任何事，都只是批个数字就可以了。为实现这一小小幸福的酸甜苦辣则是完全品尝不到了。
究竟什么是幸福，应该怎样理解幸福？
平平凡凡的人寻找幸福时容易瞄准富有的人、成功的人，而富有的人、成功的人有时恰恰会反过来到平凡人的生活样式中寻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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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2）
最近在一本书《你的误区》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使幸福可望而不可即的莫过于有意寻找幸福。美国教育学家杜朗曾叙述过他过去如何寻找幸福。他先从知识里找，得到的只是幻灭；从旅行里找，得到的只是疲倦；从财富里找，得到的只是争斗；从写作中找，得到的只是劳累。然而有一天，他在火车站看见一辆小汽车里坐着一位年轻妇女，怀中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一位中年男子从火车上下来，径直走到汽车旁边吻了一下妻子，又轻轻吻了婴儿，生怕把他惊醒。这时杜朗才惊奇地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他从此懂得：生活中的每一正常活动都带有某种幸福。
苦味西瓜（1）
那年，丈夫终于就职了。
经过了一套中档西服的精心包装，经过了履历书对自身特长的重笔勾勒，经过了考驾驶执照等附加技能的火急到位，在到处碰壁，四面楚歌之末，他总算与一“法人”结缘，那是一家韩国企业的日本分公司。
本已身在他乡，又入第三国职场，一纸“采用通知书”使他精神高亢，比起他来，我没有过就职的兴奋，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老师及友人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就职，顺利地退职，顺利地再就职。我的苦恼不在求职上。
一个小小的生命已经镶嵌在我的肺腑里，他开始抓住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体力，我的全部。一切都无法像从前那样再向学习或工作倾斜。我盼早日“失业”，盼早日“滞在家中”。可惜，我有业不得失，有家无法滞在。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签证还是依附于我的“家族滞在”。
这下可好了，他终于成为堂堂的“社会人”。踏上日本岛八年以来，我也算第一次有望从跑上下来歇歇脚。我将有幸成为守在摇篮旁的母亲。
他“入社”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魂不守舍，思绪已远远地偏离了眼前的计算机，也没有落在正在腹中拳打脚踢、做着健美操的宝宝身上，我是在全神贯注地想今晚该如何为他摆庆功宴。
下班后，即去采购，提着装得满满的六个大塑料袋，我腆着大肚子，走出菜店，一步一摇，两步一歇地摇到了家，手心勒出了两道紫红。
忙完一阵之后，一桌丰盛的晚餐准备出来了，我放起轻柔的舞曲，拿出香醇的美酒，等待着与他干杯。
刚刚坐下，门铃便响了，“又忘带钥匙了”，我一边在心中甜甜地责怪，一边用手托着肚子，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急急地迈着碎步去开门。
三个人影同时出现在门口，我吃了一惊。
“公司很近，我把部长和同期入社的同事叫来了。”只见丈夫笑容可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