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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母亲名讳郭玉莲，本村人氏，她老人家是个刚强的女人。再刚强的女人也强不过失子之痛，她老人家的两只眼睛，就是那会儿哭瞎的。家中没了男人，一位老太太领着年轻的儿媳妇，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孙子，实在是难为她老人家了。儿子没有了，身边没个伴，只好母亲陪她老人家。据母亲说，她奶奶最亲她，也最信任她，可就是没赶上好年代，就在母亲出嫁的前一年，她老人家走了。那年应该是一九五九年。
外祖父走时母亲最大，她才九岁，舅舅四岁，姨姨最小，才九个月。在那个年代，两个寡妇女人支撑着一个家，把话说得悲观一些就是：庙里的和尚，有一天撞一天钟，活过一天算一天。第二天醒来，睁开眼睛，左右看看，还在自己家里，心才安稳，再看看周围的亲人都在，才发觉不是做梦。
外祖母名讳李砚田，生于一九二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二。外祖父走的那年，外祖母年仅二十九岁，他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可以想象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老人家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又是什么支撑着她老人家活下来的呢？还不是这三个孩子。现在她老人家也可以欣慰了，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并且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两个孙子也都成家立业。
二零零四年冬天，舅舅给母亲捎来话，说外祖母怕是不行了。母亲连夜上去，外祖母有些感冒，再加上她老人家年青时苦重，留下一到冬天就气短咳嗽的后遗症。母亲和姨姨陪外祖母呆了一段时间，外祖母方才好些。后来，我同三位妹妹还去看了看外祖母，她老人家明显比以前瘦了许多。舅舅说外祖母主要是肺上的毛病，怕是过不了这个年。谁也料想不到，外祖母竟平安过了一个鸡年。之后我又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你姥姥正月初七至今，一直躺在坑上不动，一天只吃三二口饭，喝一口水。又听母亲说，外祖母在病中说了她二句，母亲心里有些不高兴。高兴不高兴，终究是自己的母亲，人在病中，自然心多，我这样和母亲说，母亲还能理解。
说句实在话儿，因为小时候，我在外祖母家生活的时间长，总觉得外祖母就跟母亲似的，只是近年来我忙于生计，不怎么回家看她老人家，这样说我不孝是理所当然的。
听母亲说，外祖母还在忻县一中上过学，那是我四姥爷担任忻县中学校长时的事情。我四姥爷名讳李钧，字子平，直道沟村（在我村西北方位，相距约十华里左右，乃外祖母娘家）人，早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当时北平大学校长是梁启超，四姥爷是梁启超任校长时最后一批学生。四姥爷原先学得是物理系，后因身体状况，改成地质系。毕业后回忻县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转在陕西渭南一带，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四姥爷有一女二男：女儿名叫李芳灯（取其音），我叫芳灯老姨姨，现居住在庄磨镇。二男分别是：李金田，李玉田，我都是叫老舅舅的。他老人家教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是部级干部，像霍士连、田波、王杰等等，这些我是不知道的。
据文明舅舅记忆，四姥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尤其是隶书，很漂亮的同时，又很见功底。又据文明舅舅记忆，四姥爷好像学得是《曹全碑》隶书。母亲还说，我小时候，四姥爷还抱过我，他老人家在一九六七年左右下世，活了六十多岁。
金田老舅舅我也见过，原先住在直道沟村，后来随女儿住在向阳村，前几年也下世了。玉田老舅舅原先在内蒙包头市工作，后调回忻州铁路学校担任校长，一九八五年我从吕梁地区科委调回忻州地区供销社，就是玉田老舅舅和二怀舅舅说了一句话的事情。据外祖母记忆，玉田老舅舅和二怀舅舅是朋友关系，小时候在一起玩耍长大，后来又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又一起走上领导干部岗位，所谓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自然非同寻常。
记得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后的一天，外祖母和母亲带我进忻州城给玉田老舅舅拜年。其实拜年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让他老人家给我调动工作。那时候的人事调动，相对于现在来说，还不太费事，可对于没有关系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商调函，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调回忻州。出于知恩图报的心理，也因为他老人家与祖父相似的原因，每年春节后，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那个说话的口气，那个说话的语气，真和祖父没有什么两样。听他老人家说话，你会心无杂念，全身放松，心情舒畅是一回事情，受益匪浅才是你心中说不出的感受。最近几年，我因为工作的因素，也因为生计的原因，几乎没有走动，偶尔也会想起他老人家，心里除过内疚，还是内疚。这是我的不孝。
二零零五年正月，听二妹说起于洋（二妹女儿）的工作安排，也说起玉田老舅舅的身体状况，我觉得再不去看望他老人家，那可真是我的罪过了。于是，我抽空去玉田老舅舅家里，想不到他老人家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四年多：类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疼痛难忍。我只能安慰他老人家好好养病，并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
由外祖母引起我这么多的联想，那是外祖母在我小时候最需要温暖的时候，给了本应该属于母亲给我的温暖，我不能忘记她老人家。尤其是她老人家顽强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使我感受到了一位女性的伟大。
在这儿，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叙述，那是母亲小时候的一段往事。外祖父走了之后，村里有个女孩子经常欺负母亲，母亲的一位本家姐姐，常常替母亲出力。为此，村里人编了二句顺口溜：
梅子拉住娣子打，
八虎问你敢不敢？
母亲小名叫七兰梅，人们又叫她梅子。她那位本家姐姐的名字我不知道，只听母亲叫她娣姐姐，可能她的小名就叫娣子，八虎是舅舅的名讳。
我写这儿的时间，应该是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早晨六点五十分，刚才三妹给我打来电话，说外祖母今早上五点半左右没有了。尽管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但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三妹还说，她告给母亲时，母亲已哭得口不能言了。其实又何止母亲呢？就是我这个外甥，也是悲痛万分，情不能禁。随即草拟了一副挽联和一篇祭文，附在后面，以表哀思。
挽联是：
视外孙如孙慈恩未报，
随老母哭母悲泪难干。
横批是：风啼雨泣。
祭外祖母文
维
公元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乃我外祖母仙逝安厝之前夕，不孝外孙张永昌率全家人等，虔具清酌时馐致祭于
先外祖母彦田老孺人之灵前而哀泣：天苍苍，地茫茫，我哭外祖母于灵堂；千呼万唤终不应，捶胸顿足泪汪汪。忆往昔，外祖父英年惨遭不幸，外祖母三十缺一，即守寡五十余载，与外曾祖母相依为命，甘苦共享，含泪抚养一男二女，寒暑相望，奔波劳碌，风雨无阻，不畏艰辛，教子麻桑，训女女工，引儿学字，育女词章，身正示范，持家创业。天高云淡，恩似海深；滴滴血泪，化作柳絮。今我辈渐成，初步小康，云开日出，始见阳光，童子扑怀，天伦刚享，四世同堂，克已恭人，敬奉馀年，晨昏周详。唯愿外祖母寿高松柏，无奈黄天不祜，染疾卧榻，速归帝乡。喊天不开，哭地不动，晚福未享，犊情未报，豪天悲伤，号泣祭奠，难诉衷肠。愿外祖母九泉有知，佑我辈家振业兴，天长地久，福禄齐芳。神赴瑶池，灵其有念，冀来品赏。外祖母，您安息吧！呜呼哀哉！
尚飨
公元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一位大写的“人”
祖母生二男三女：大姑名讳青鱼，已逝多年，遗五男一女；二姑名讳全鱼，生二男一女；三姑名讳补鱼，生一男二女。
父亲居中，名讳宝贤，也写保贤，音同字异。前者取意富贵吉祥，后者取意一生平安。如今看来，他老人家还真是“名副其实”。衣食住行，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满足；身体无病，就是健康长寿；子女孝顺，就是心情舒畅；下地锄田，看作是锻炼身体的方法；果园劳动，又是他老人家修身养性的世外桃源。近年来，又学习毛笔书法，每天下午书三个小时的法，竟有柳公权老先生的气质。人常说文如其人，我认为字如其人也是一条真理。看了父亲写得字，返过来再看他老人家的品德，那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啊！
父亲生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是那年农历的十月二十五，属蛇。父亲一生坎坷不得志，生在兵荒马乱时期，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毫无幸福可言，这就是父亲的童年。新中国一解放，父亲开始了他老人家的十年寒窗，祖父是有名的教书先生，对子女们的教育，自然有一套可行的方法，加上父亲聪明过人，成绩自然是在前面，小学优良，初中优良，在读初中期间，又被学校推荐到太谷交通技校集训班。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上了没有一年，所在学校就被解散了，父亲只好顺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潮流，回乡务农。由于父亲有文化，村里让他担任会计，谁知又来了一个“四清运动”，把父亲圈在一个空窑洞里，就让你交待问题，就让你交待贪污，就让你交待罪行。
你家那台缝纫机是从哪来的？你家那台自行车是从哪来的？工作组想要，但又不能明说，只好逼迫父亲自己承认。
平心而论，父亲本不是那种容易犯错误的人，可是工作组就要让你承认，就让你胡说八道。
那个年代有病。
那个年代神经过敏。
那时，窑洞里没有一根绳子，或者是没有一块砖头。否则，父亲会胡思乱想，父亲会走上绝路。这是母亲跟我说的一番话，父亲不会跟我说这些事情。
后来，那个运动并没有将父亲压垮。尽管在此期间，他老人家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一是因为祖父和祖母，二是因为父亲光明磊落。迫于严刑拷打，父亲也胡说了一些虚无之有的事情。最后，工作组将家里那架缝纫机和那辆自行车抬走，算是了结此事。
虽说我们是父子，但是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印象，远没有祖父那么慈爱。他老人家给我的印象：一是做事认真负责，二是做人老实本分，三是本性善良待人厚道。他有一句名言是：吃亏长福。把这句话往别处一想，那就是他对属于自己权益的一种无奈。也可以这样说，是他老人家为人软弱的具体表现。我说这话，可能对父亲有所不敬，但却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感受归感受，毕竟父亲给予我的还是：与人为善，严己宽人。尤其是他那不苟一笑的神态，给人的感觉就是由敬重产生出来的害怕。
在我印象中，父亲就是一位中年人。这个印象没有几年功夫，父亲就到了老年，这也是近几年的事情。首先是他老人家耳朵有些问题，你和他老人家说话，非得大声说话不可，否则他会胡接应你。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躺在坑上，两只脚朝天蹬着，蹬什么呢？当然是蹬我，逗我玩呢！这是我最初对父亲的印象。后来，我开始上学，而且一上就是十三年。虽然也有假期，那毕竟是有时间限制的。假期一到，还得背起书包，还得直奔学校。特别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更是与父亲来往不多。父亲言短，不爱说话。可他老人家说一句算一句，从不因为话少而食言反悔。
就在母亲病重期间，父亲让电给打一下，那是我上五年级的时候。记得我刚放学回家，母亲躺在坑上，父亲坐在灶火门口做饭，不知怎么回事，门顶窗子上的广播匣子不响了。父亲站起来，手里不知拿了一个什么东西，敲了一下那个线，他老人家以为是线接触不好了。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现象，也是敲一下那根线，广播匣子就说开话了。这次不是那么回事，风把电线刮断，混在广播线上了，一下就把父亲打倒在地。
我和母亲在家还不知道。好长时间，也不见父亲说话的声音，广播匣子也没有声音。母亲让我出门看一看，我刚迈出家门，就见父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清醒地知道肯定不是好事。我赶紧朝母亲吆喝，不知母亲从哪儿来的力气，一下从坑上站起来，又飞快地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