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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喝点酒睡得香解乏，醉的时候一般是回家和我那帮战友们，在工区里我还没出过洋相。我还是接着讲吧。
你刚才说过一个词儿，80后，你看我除了在呼和浩特的时候能显示一下80后的特点，到这儿几零后你也得踏踏实实地干活，这儿可不是耍个性的地方。
这罪我哪儿受过，依着我以前的个性，早就跑回工区了，但我没有。那天班长云志华胃疼，从衣兜里掏出药，扔进嘴里，一扬脖子艰难地干咽下去，转身又开始干活。他的胃病有好几年了，就这么吃药对付着。腰上有伤的防护员慕连平的嗓子已嘶哑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仍如一枚钉子一样站在线路上。没听到谁喊一声苦，叫一声累。工友们如战场上的壮士一般，在车流滚滚线路上，在冰冷坚硬的钢轨间，展现着一种坚毅和刚阳，由不得你不被感染，由不得你有半点退怯的想法，比我岁数大的人都这么卖力气的干，我没理由不干，不想输给他们。那是一种无形的气氛，一种工务人所特有的个性。
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庄严”这个词的深刻含意。
当受伤的无缝钢轨两端同时起锯，电锯落下时，喷溅的铁屑达到一人多高后形成一个漂亮的弧度落下来，如同一个正在绽放的礼花，在夜晚更漂亮，正在紧张工作的工友们就是受礼者。
从早晨七点出来到夜里二十一点，整整十四个小时我们在野外没吃没喝干了一天。工友们摘了帽子，头上冒着汗，像一个个刚蒸出来的馒头，在风雪中腾腾地冒着热气。
当拧完最后一个螺栓上完最后一根拉杆，已经是深夜，工友们 “哗”地躺倒一片。
赵军紧拦着说别在地上躺咱们回工区，他刚拉起这个，那个又倒下了。铁人也禁不住这么折腾，更何况人呢。拉到最后，他也急了，这么冷的天儿，躺在地上要伤身体的。赵军说：“弟兄们，我求求你们，咱们回工区，回床上躺着。”但没一个人动，最后还是工长和司机王利民一个一个给架到车上的。到了工区已经是后半夜了，一桌的饭菜没动一口，工友们连衣服都没脱，带着一身土直接杵到床上睡了。大家都太累了！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苦。我想过要调走，在家里也跟父母闹过。但说归说，闹归闹，一次真格的也没动。王福军从铁路局扛回全国劳动奖状的时候，段领导和全工区的工友们都到车站迎接，锣鼓响，鞭炮鸣，王福军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如同一个凯旋的英雄，人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隆重的盛事儿。现在福生庄是全国的先进，你们能采访我们说明我们也要跟着出名，这不就是我的幸事吗！人一辈子能碰上几次这样的机会。
我俩说话的时候，他的手机铃声不断地响起，他几次摁掉。快结束的时候，手机又响起来，他看了一眼摁了，但这次来电话的人不依不饶，音乐一直在响。他接起来很不耐烦，内容似乎是联系休息天唱歌的事儿。我不知道回到城市的王琰是个什么样，但现在看他的言谈举止已经没有了这个年龄段的幼稚和轻浮。确如王琰所言，能在这个光荣的集体里生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人的行为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有很强的随从性。当一个人身处不同的环境，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维，性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将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他说他庆幸自己来了福生庄，他庆幸自己能加入到这个特殊的群体里。他知道自己现在也许还扛不起这三个字，因为它太“沉”了，但他有信心，终有一天能扛起来。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1）
在这个先进的集体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色满园，千里铁道线决非是由一块或几块道石来撑起钢铁长龙的。我想知道他们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故事，单凭语言，我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工区里作息时间太紧张，除了早饭的十几分钟时间，再就是收工回来后的傍晚，但往往这个时候是他们最疲乏的时候，繁重的工作让他们吃过晚饭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无权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我只能要求在他们上线路的时候，允许我跟随。
早上，我在一阵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中醒来的。太阳已经透过了窗子照在床头，院子里静悄悄的，经过了一夜雨水的洗刷，空气亮得透明，淡紫色的丁香在工区院墙的一隅静静地绽放，淡雅的香气在院子里徐徐地流动。除了火车通过时的轰隆声，剩下的只是寂静。鸟儿在工区里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唱着，这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
吃过早饭，上工的铃声响过，工区里二十几个人齐唰唰地站成两排，点过名后，大家各自扛着工具上了汽车。我刚要跟着上车，副工长胡满才拉住了我，转头对田永富书记说：“他怎么能上线路，防护帽工作服一件没有，这不是违反规定吗。”现找防护帽已来不及，不能因为我一人拖延上工的时间，我只好退下来，回头看赵军，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知道这个时候找他也没用。赵军说等领回防护帽再说吧。
田永富书记不忍让我失望说：“先上线路，出了问题我负责。”
胡满才眼一瞪：“怎么，规矩你想破就破？出事儿你能担起？你要能说了算，撤了我这副工长。”说罢，蹬上汽车，丢下一院子人绝尘而去。田书记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他就这脾气。
晚饭的时候我和胡满才坐在一个饭桌上，我说咱俩聊聊，他咽下一口饭，郑重地朝我一点头说行。我说现在聊吧，他边往嘴里扒拉饭边说吃完饭，吃完了饭咱俩再细聊。
就在我与其他工友说话的功夫，他又没影了，我挨个找了几间宿舍他都不在。走到他的宿舍前，我看见屋里黑了灯，拉着窗帘，心想坏了，莫不是他睡了？抬手看看了表，才八点多，天色还有蒙蒙的一丝光，我站在门口喊了几声，屋里没有一点声音。推了一下门，门没锁，隐隐约约地看见被窝里躺着人，我转身叫来了田永富书记。
田书记进了门一掀被子，胡满才已经脱了光腚。田书记说：“二虎你起来，人家还在外面等你呢。”
但任凭田书记怎样掀被窝，做工作；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就是不穿衣服。摆弄急了一声牛吼：“你们领导讲理不讲理，累一天了，休息一下行不行，还让人活不了！休息不好明天怎么干活！顾采访还是顾工作。”这倒也符合他的性格，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田书记出来，把门关好，笑着说他就这个牛脾气，明天我找时间，再不配合我收拾他。
第二天还没等田书记找时间，他自己找到我，客客气气地把我让到他的宿舍。他一边忙着给我沏茶一边还不忘做检讨。
昨天是我的不对，我给你赔理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昨天太累了，这两天正在整治线路，每天的活多。自我们工区被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后，前来采访的人太多了。这些天，你接触工友们了吧，他们是不是个个落落大方，有问必答，出口成章？这与经常接触采访有关。第一次面对采访话筒和摄像镜头的时候都特傻，但眼下已经相当自然了。唯独我是个例外，我是一怕领导二怕记者。领导一来列队点名时我浑身不自在，声音都走调，接受记者采访时能憋出满头汗。说实话你们来我们也挺高兴的，你们把养路工的光荣事迹带出深山，带到千家万户，让多少人知道了我们福生庄养路工区。我是个粗人，羡慕你们有文化的。我的乳名叫二虎，看我的体形，工区第一壮汉，性子倔，净得罪人。在福生庄工区你打听胡二虎人人都知道，打听胡满才不见得有人知道。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2）
他这一番检讨有理有节，门口已经有了笑声。他冲出去操着沙哑的嗓子粗声大气地吼：“全滚回屋去，做人厚道点，采访我你们捣什么乱。”我探头一看，工友们让胡满才抬脚射门一样，全踢走了。
其实每次采访，我就像轰牛赶羊一样把工区里的年轻人给轰到记者面前，自己站在后面。我一个干粗活的又没文化岁数也大了，年轻人还有前程，就当我是一块铺路石。昨天是我的错，今天我将功补过，你问啥我说啥。
他把水给我端过来，自己抱着个大号茶杯，杯里的茶叶有三分之二，茶水已接近红褐色了。端杯的一双大手如簸箕般肥厚，嗓子沙哑，他说你别往本上记，一记我就紧张。我笑了，说我肯定不记。他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你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都可以。他看我盯着他的手，就伸出一只。
你看我的这双手，这是养路工的手，指甲厚得如乌龟壳，手心长满老茧，老茧磨掉又生新茧，就这样生生灭灭，这双手伸出来几乎看不见手纹，算命看手相的一看到这双手就摇头，说不是大福大贵就是大苦大累。我们养路工们就凭着这一双手把两股钢铁的轨道拨弄得服服帖帖。养路工有一怕，就怕跟领导握手，不使劲显得不热情，稍微一用力，领导便皱眉头，为啥？养路工那一双手如老虎钳一般，握住谁，谁也受不了。
胡满才杯里的水已经喝完了，我要给他续水，他摆了摆手，嘴里嚼着茶叶。他一动，身下的椅子吱吱响。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咳嗽起来，一张黑脸涨得通红。稍停下来他说又想起一件事儿。
是丁英的事儿。
2005年4月27日，福生庄车站站内4道50公斤钢轨改换60公斤无缝钢轨。命令是中午下达的，要求在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将准备工作全部做完。那天是星期天，正式工全部休息了，工区里只有当时还是班长的丁英和六个临时工，准备工作就是把近1公里长钢轨上的扣件全部卸掉。
接到命令，丁英带着六个临时工拿上工具就上了线路。要点封锁之后，几个人干起来。一公里的线路上近一千六百多根枕木，一根枕木上有四套扣件，卸的时候要将螺帽、垫片、弹条、扣板、底座、大胶垫全部清理干净。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才卸完六百多根枕木上的扣件。傍晚时分又下起了雨，雨不紧不慢的下着，穿着雨衣干活碍事儿，不穿雨衣身上一会儿就湿透了。
有几个临时工一看还有一千多根枕木，四千多个扣件，卸到啥时候是个头，就不想干了，再看雨还在下，鞋早就湿了，脚就跟泡在凉水里似的，雨衣已经湿透了，根本起不到挡雨水的作用。四月份福生庄，到了晚上比较凉，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风一吹冷得直哆嗦。就觉得这活儿太苦了，如果放在好天儿干还能将就，这天在这儿受这罪，想想家里的小酒和热炕，他们扔下工具就走了。这些人都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农闲的时候来工区干临时工。他们临走时说不挣这个钱也不想受这个罪，鼓动所有的临时工都走。
丁英火了，问剩下的几人，你们走不走，要走都走，看我一个人能不能一晚上把这些扣件全卸完，这点苦算啥。
剩下的三个临时工在工区干得时间比较长，知道这个工区人的脾气，遇到活儿，从来不讲条件，不怕吃苦，都敬业。他们耳濡目染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不少，正式工临时工都是人，人家能吃得了这个苦，咱庄户人就吃不了？就齐齐的地说，丁班长，咱兄弟们一起干，不信明天早上拿不下这个活。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3）
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晚上，四个人的胶鞋没有一双是好的，全被零件割得稀烂，脚上划得都是一道道的血口子，放在铁道边的雨衣也丢了……
与其说这是一次工作，不如说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没有硝烟的四个人的战斗。想象一下，漆黑的雨夜，空旷的站场，四个移动的身影，不断被卸下的零件，没有抢险时的紧张，也没有换轨时的壮观，没有喝彩也没有观众，说得大些，这是一种永不言苦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我不夸张地说，这事儿放在福生庄工区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能很好地完成，这就是福生庄。
建国初期，吃穿用品异常困难，铁路职工没有劳保，职工干活连副手套也不发。枕木是用沥青油浸泡出来的，摆弄一天油枕木身上沾得沥青那股臭油味能把人熏倒，怎么也洗不掉。职工们只好从河沟里撮半盆细砂，用砂子揉揉沥青油，沥青附着力特别强，根本就洗不净。不管洗净没洗净，半干不净穿在身上该干啥还干啥。时间长了，沥青就浸入了皮肤，轻者发痒起疹，重则流水流脓。过去的老职工，走进澡堂子，不用问职业，一看身上的疤，便知道这个是工务段的养路工。冬日，他们怀揣几个窝头上路，中午点一堆篝火烤窝头。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就这样就着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