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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力士工长”名不虚传，别人双手推单轨车，他一手推着走十几公里不带歇口气的，维修器械，哪一件都几十公斤，他一只手就拎起来。干起活来他冲在最前面。
最怕别人说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力气是靠粮食来顶的，但文化得靠辛苦。五十年代养路工的工资是十五公斤小米，午饭是窝窝头就咸菜，夏天渴了，到附近的河里舀水喝，冬天吃冰块，吃都吃不饱，哪来的力气，再好的身体靠这点粮食也顶不住。但文化是现成的，只要肯学，就没有学不会的。但他的基础太差，一个字要认几天才能记住。看到别的工友进步很快，他心里着急。
但梁培根是个极要面子的人，每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就躲到一旁边啃窝头边学习，拼命干活的同时，也背着工友们拼命学习。但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在一次干活的时候突然晕倒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就是不服输（3）
工友们扶他起来的时候，从身上掉下来一个小本本。可能是长期在怀里揣着的过，本子已经卷曲了，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文化课的笔记和规章。一个本子正面用完了反面用，铅笔写过用钢笔写。一伙人围着他的本子唏嘘不已，想不到这么一个粗人，竟有着这么细腻的心思。
这话果真应验了，几年后，梁培根成了工区里标准规章的“一本通”专家。
我问退休的老职工们，工作那么累怎么还有劲学习文化。老人们说再累也得学文化，没文化叫人笑话。这种不服输精神深深地印刻在福生庄养路工区的历史上。
看着人家拿起书会看，拎起报会念，眼馋。好赖咱也是国家铁路的正式职工，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人家会的，咱肯定也能会。上班不懂学文化，不如回家种庄稼。
我们那会儿就是比，不比吃比穿，比谁认得字儿多，谁规章背得好，谁的工作干得好。日子过得才叫快，每天除了上工就是学习，家也顾不上回，孩子也顾不上管，一心扑在工作上。心里就是一股劲，要报答党，报答国家，报答毛主席。
他们的话很朴实，也很实在，难得他们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得这么清楚。他们置身于大山的深处，用最质朴的情感来守护着大动脉的畅通，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本份，拿着国家的工资就要对得起国家，人要找准方向，找好自己的位置，干啥活要干就干好，要么就不干。
我想问问他们*期间的学习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话不知道该怎么问。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全国*的时期，这里难道能成为一方净土吗？多少年保持的学习习惯能一直坚持吗？为了今天来之不易的荣誉他们会说吗？
种种疑问在我心头交织。
历史就是历史。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头。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根本就不避讳这个话题。
*期间也乱了。外面闹得红红火火的，车厢外面贴得都是大字报。好就好在工区的环境艰苦，运动没闹到这儿来，但学习还是受到影响了。
老人们认真地回忆着。
那个时期，是全国上下都在学张铁生的读书无用论，工区不是世外桃源。在铁路系统中，学历较低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工务系统。学习本来就是个苦差事，运动一来，工区里就有人放弃了书本。
工区里组织学习，有些人根本就不参加。
当时任工长的索进桢急了，线路几天不维修就要出问题，人经常不学习也要出问题。但他不能强行组织学习，他怕给他扣上白专帽子，自己受打击不说，要影响工作。
他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每天上线路干活的时候，他让工人们带上规章，边干活边学习规章。对照线路的实际情况，他逐条进行讲解。怕有的职工不学，他采取一个令人叫绝的方法：把规章一条条分配到每个工人的头上，上线路的时候轮流讲解，人人都当“先生”。不管是对讲得好的还是讲不好的，他都找一段“合适”的毛主席语录念一遍。
这一招果然奏效。
规章学得好的职工一上线路讲得头头是道，讲完后掌声一片。没有学习的职工站在线路上吭吭哧哧地说不上来，几十双眼睛盯着他，连台都下不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下了班没人的时候，一个人上线路，拿着规章对照学习。
索进桢趁热打铁，在工区里建了一个练功台，十几根枕木放两根钢轨，一切都按标准来。别的工区都在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福生庄工区搞起了技术比武。看谁的道钉打得准，看谁扒碴的速度快。
工区里比，线路上干活的时候也比。三比两比把工人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了工作上，线路维护质量越来越高，为今天福生庄的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庞二焕、尹四娃、老孟志成一路高歌挺进铁路局里的技术比武大赛，摘金夺银，为福生庄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万丈高楼平地起，艰苦岁月最能磨练人的意志。今天再回头看，他们的身影全都湮没在远山之中，但他们留在那两条钢轨上不服输的印迹却历久弥新，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珍惜。从五十年代啃着糖菜渣子窝头，抱着字典学规章的老工人，到今天年青一代的“一口清、一手精、问不倒、难不住”的真本领。福生庄人始终坚持着“不掉队、不落伍、干中学，学中练”的精神，他们把学业务、学技术的精神气一直保持到今天。
“线路大夫”和“活地图”（1）
在福生庄养路工区张义明被人们称为“线路大夫”和“活地图”。他是业务尖子，也是劳动模范。在《呼和浩特铁路局劳模风采录》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张义明，男，汉族，1942年出生。1993年入党。1969年由原呼和浩特工务大修队调工务段福生庄养路工区任巡道工。二十六年如一日，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凭着执行规章制度不走样的精神，一心扑在工作上，摸索出“一看、二听、三敲、四探”巡道法。发现事故隐患上百起，为福生庄工区保持红旗养路工区称号做出了贡献。1989年评为铁道部劳动模范，1991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殊荣的？他的成就可以说是福生庄养路工区特定时代的一个缩影。
现张义明已经退休多年，几经周折我们在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居民小区见到了他。小区里的花砖漫道，绿树葱葱，我们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谈话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内容却跨越了几十年，他的喜，他的悲，他的痛；他的成就，他的失落，他的伤心……当他娓娓道来的时候，我仿佛在看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人生图卷。
在我很小的时候，站在村口天天能看到蒸汽机拖着长长的巨龙，从村前吞云吐雾，冒着浓浓的黑烟，拉着长长的汽笛飞驰而过，我就想这火车能到什么地方，真想跟着它跑。我爱看穿着笔直的铁路制服，在站台上迎送旅客的工作人员，心中特别的羡慕，想长大以后能当一名铁路人。
母亲说，你要是和铁路有缘，那是前世修来的福份。
不知道是验证了母亲的话，还是我真有这个福份，在那个动荡年代我走进了铁路，成为一名铁路工人。但我没有穿上羡慕已久的铁路制服，而是穿上了上面印着白色路徽，有“呼铁”字样劳动布工作服。我穿着那件用再生布缝制的足有三十来斤的老羊皮大衣，坐上了通往福生庄的老牛一样的慢车。火车离开呼和浩特驶进偏僻的山里时，我看到了福生庄。
破旧的站舍，孤单单地摆在贫瘠的土地上，如不仔细从房檐下看到“福生庄”的字样，也许会认为来到山中的寺庙……
索进桢工长、尹四娃师傅站在呼啸的寒风中接我。我们都没见过面，可他们一见我下车，便迎上来七手八脚地扛起行李、小木箱、大网袋里牙具和搪瓷盆什么的，我当时还挺纳闷，他们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自己呢？尹师傅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工务段的人，脸上都刻着呢。
索工长一脸沧桑，紫红色的脸上堆出莲花般的笑容，说：义明啊，尹师傅说的不是没道理，工务段的人自带三分相。你从车门一露头，我就猜到啦。
绕出站台那破旧的木栏，就到了工区。
工区是几栋破旧的房子，我站在当院发呆……东西厢房、柴房、木房，一人多高的石墙，把房子围得死死的，象一座古堡……索工长说，房子旧了点，你进去看看，一九五二年咱们就是铁道部的先进工区，墙上的那些锦旗就是福生庄人的荣誉。果真是这样，一面面锦旗几乎将一面墙盖满了。
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段里电影放映队来了，在工区后墙放《锦上添花》，村里的人都来了。电影里的小站就像是福生庄的缩影，有山有水有村庄，那破旧的站台，怎么看怎么像。尤其是电影里的“老解决”，一直在我的眼前跳跃。村民们对工区的几个人都熟悉了，猛然看到我这么个生人，指指点点充满了好奇。我端端地坐在小板凳上，目不斜视，我知道身后的目光一如我儿时的神情。这下也轮到别人羡慕我了，我很得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线路大夫”和“活地图”（2）
突然，有个职工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找工长，说他媳妇要生了。索工长跑回工区抓起电话使劲地摇，向行车调度要点去呼和浩特。摇电话的同时，他指着跟在后面进来的我说，帮着把孕妇抬出来。我哪见过这阵式，那孕妇疼得一个劲地叫唤，我也不知道该扶她哪儿。有人把家门卸下来铺了个褥子把她放在上面。乱了营了，等大家七手八脚急急忙忙将孕妇抬到站台上时，火车喘着粗气已经进站。车头上满脸是黑煤灰子的司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大声喊：往机后第三位走，是辆空车。
孕妇的丈夫临上车对索工长说：“麻烦你们照顾一下我家里孩子。”
索工长一摆手：“放心吧，一个也饿不死。”
一阵忙碌，电影也放完了。老乡们三三两两地进工区找索工长，絮絮叨叨地说谁谁家的孩子在卓资山上学，坐火车到家没下来，能不能联系着再找回来……
今年的粮食又没了，铁路两侧五十米内不让开荒种地，能不能跟领导说说……
简直乱套了！
在我的眼里已将索工长和电影里的“老解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工长就是段里派来的一方“父母官”。他权力不大，却联络八方，上通人命关天，下到油盐酱醋……
一阵风吹过来，我感觉到一阵凉意，虽说已是五月天了，但塞北的风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凌厉。眼前的张义明穿着干净得体，面容上挂着慈祥的笑容，与在小区里转悠的其他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有谁知道他曾经是全国的劳动模范，又有谁知道他像一颗坚定的螺栓，常年累月，承载负重，牢牢地驾驭着钢轨的几何尺寸，高低方向，身在“虎口”要隘，用自己的工作方式，精心养护，与工友们让这条贯穿华北、西北的黄金通道畅通无阻。
我问他：“你几十年如一日，对待自己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有没有发生过事故？”
他笑着答：“没有事故，在我的岗位上不允许出现违章，违章就是事故的导火索。只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才能尽到责任，保证安全。”
从我背起巡道袋的那天起，就已经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么重了。千里铁路在我的脚下仅仅有二十四公里，但这二十四公里就是京包线的“虎口”。
有一年冬天，福生庄站内道岔绝缘区发现接头螺栓折断，虽说还没有危及到行车安全，但必须当天更换。于是，我让同事去车站登记。可那位工友说，不就更换一根螺栓吗？去车站办理登记手续太麻烦了，先换了吧。我说规章规定在站内绝缘区段作业必须登记，如果不登记出了事怎么办？那位工友见我说他不高兴了。我一看他不愿意去，便自己去了。登记的时候，车站值班员告诉我这会儿正是三角会车，还有一趟列车待避，时间给不了。工友毛了说：“我说先换了吧你非要先登记，登记又不给点，在外面冻着吧”。果然，在外面冻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车站才给了时间。换完螺栓后，我跟工友说：“更换螺栓的目地就是为了保证安全，如果盲目地去干了，出现了红光带，造成了事故，我们还不如不干。在作业程序上，严格按规章办，不能凭自己想象去蛮干，简化程序。为了工区的荣誉，大家都要自觉带头遵守。咱们是冻了快一小时，可为了安全还是值得的。”“可我们冻了半天谁知道？”工友一脸的不高兴。我说：“不需要别人知道，只要在岗位上不出问题，尽职尽责就足够了。”
“线路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