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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贵辣妹。我记得那是在切尔西的球员休息室，曼联刚刚以１∶１与对手打平，这要感谢大卫那脚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凌空抽射，这脚球的时速高达９０英里。
在当时，维多利亚要比大卫有名得多，辣妹组合也正值人气最高峰。无论她去哪里，都会有人骚扰她。虽然大卫也越来越出名，不过他至少还能外出享用一顿安静的晚餐。
比赛结束后，桑德拉和我待在球员休息室里跟大卫闲聊。那天他看上去真是帅极了，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外面套着俱乐部的上装，下面穿着一条笔挺的长裤。其实我们早就看到维多利亚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不过当她的经理西蒙·富勒把她领过来介绍给我们所有人认识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目瞪口呆。我不记得大卫跟她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没有几句！
一位像辣妹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位正在当红的流行音乐巨星，竟然会想跟我的儿子说话，这真让我感到绝对的惊奇。她彬彬有礼，看上去似乎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兴趣，尽管她对大卫的兴趣显得特别浓厚。我们只跟她稍微聊了两句就偷偷走开了，这样她就可以跟大卫多聊聊。
她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印象都不错。可惜，到了大卫应该离开的时间。在踢客场比赛时，所有球员都被告知必须按时回到球队的大巴上，如果有谁迟到那么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因此上车的时间一到，大卫就只能说：“很抱歉，不过我得走了。”
我们总是跟他一起出去并挥手道别，不过在目送大巴开走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维多利亚居然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冲着车上的大卫挥手时，我注意到她也一边看着他，一边挥手。我料想所有的球员都在拿大卫和他的新女友开玩笑，不过他会泰然处之——他总是那么防御得当。
大卫和维多利亚第二次见面是在几个星期之后。那是在老特拉福德，曼联主场迎战谢菲尔德星期三。比赛结束后，我们又再次聚集到球员休息室。我们看到大卫刚走进来，维多利亚就直接迎了上去，接着他们开始愉快地交谈。从那以后，他们就互换了号码，开始了那段让全世界为之着迷的恋情。
说实话，大卫跟一位流行音乐巨星约会，我们并不觉得有多么欢欣鼓舞。倒也不是担心维多利亚怎样，我们更多的是担心她圈子里的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在俱乐部狂欢，彻夜不归，睡一上午的懒觉等等。这些都跟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截然相反。当然，我们的担忧也仅仅是天下所有父母为子女感到的一种很自然的担忧，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话说回来，即便我们不赞成也没有用。大卫就跟我一样固执，一旦他下定决心的事，那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就是一定要做到。
我还记得他想买他的第一辆保时捷时的情形。有一家公司通过他的经纪人，也就是托尼·斯蒂芬斯，表示愿意免费提供给他一辆美洲豹，我觉得这听起来蛮好。但是，大卫非要坚持自己买一辆保时捷。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既然有人愿意白送你一辆同样好的汽车，干吗还要自己甩出那么厚的一沓钞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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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1岁的儿子与高贵辣妹相识（2）
不过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劝阻。我还冲他发了点火，不过那仍然无济于事。事实上，我的观点可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要买下那辆保时捷的决心。我确信，
要是我们试图说服他离开维多利亚，情况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大卫一生就是为足球而活
在接连拿下两个冠军之后，我猜曼联的势头也该跌一跌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一个赛季，他们就将双冠王拱手相让给了阿森纳。然而就在伦敦佬被加冕为双冠王时，所有人的眼睛却都盯向了即将开战的世界杯，因为相当多的人都认为英格兰极有可能举起这座最最伟大的奖杯。
霍德尔训练营拉开了世界杯赛事一系列活动的帷幕，这个训练营如今已是臭名昭著，到训练营结束时，所有的球员都被单独叫进去，然后被逐一告知是否进入最后的名单。对那些惨遭淘汰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时刻——特别是菲尔·内维尔和保罗·加斯科因——我很清楚大卫替他们深深地感到不安。不过，批评一名主教练从来不是他的风格，尽管他也认为这种方式不大妥当，完全可以用更有同情心的方式来处理此事。
在大卫的成长过程中，格伦一直是他相当崇拜的英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大卫甚至还模仿格伦的方式踢球——精妙的贴身控球，精准的长传球，还有大力的射门。然而不幸的是，他对格伦的尊敬在这次世界杯之旅中化为灰烬。
在英格兰全队中，只有大卫一人参加过每场外围预选赛。不过，大战开赛在即，霍德尔却在首场比赛中就弃用了大卫，这真是令人大失所望。
刚到法国的时候，霍德尔给英格兰球员上了一堂训练课。在课上，他要求大家练习任意球。嗯，凡是对足球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大卫的任意球功夫，不过霍德尔却坚持让大卫踢别人传过来的球。结果那些球不是跑到这儿就是落到那儿，反正到处乱跑。训练结束时，大卫踢的最后一脚凌空抽射落到了离球门远，离角旗反倒近的地方。本来这并不希奇，可是霍德尔却走过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原以为你是名优秀的球员。”
没有一名球员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卫也无法相信。这句话让他目瞪口呆。很显然，这句话刺伤了他。
英格兰首场小组赛的对手是突尼斯，大卫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只能坐冷板凳，因为格伦早些时候曾对他说过他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因此轮不到他上场。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废话——我压根儿就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也压根儿不赞同他的做法。我为大卫感到不安，因为说他注意力不集中简直就是胡扯——要知道，他比谁都更想赢得那座世界杯奖杯。当时没人能够真正理解霍德尔的用意，至今我依然怀疑会有谁能理解。大卫这一生就是为足球而活的，能参加世界杯就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最耀眼的那个亮点。
那以后，他精神不振，简直可说是非常低靡。不过大卫自始至终没有说过霍德尔一句坏话。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早就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了。不过，这不是大卫的风格，而且从来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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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1）
接着，下半场开场后不久，我就看到大卫被西蒙尼从背后凶狠地铲倒，结果大卫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我看见裁判走过来，心里满有把握他会给西蒙尼一张黄牌。可是接着我看见大卫的小腿向上钩了一下，不过我打赌他的脚根本没有碰到任何一名阿根廷球员的汗毛。
然而，此时裁判却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举了起来，我们不禁呆若木鸡，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大卫转身朝场外走去的时候，桑德拉望着我问道：“他被罚出场了吗？”
“我想是的，”我答道，“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球场的气氛也太紧张，所以我们一时间根本无法弄清事情的真相。余下的比赛是在一片模糊中过去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他身边，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那场比赛的结局。在加时赛之后进行的点球大战中，阿根廷人笑到了最后，并获得了一张进军四强的入场券。与此同时，整个英国足球界却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比赛结束后，我们都感到十分失望。更糟糕的是桑德拉和我还不得不穿过一堆堆狂欢的阿根廷球迷才能来到跟大卫和他的队友们见面的地方。
大卫终于从更衣室里出来了，他哭得十分伤心。我用胳膊搂着他，吻了他一下，尽量想说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最后我只是说：“别担心，伙计——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而已。”
但是根本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他简直是伤心欲绝。如果当时我能把他从那儿带走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他甚至都无法说出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伤心——他只是让我们这样搂着他。当然，桑德拉也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
“不要自责，”我不停地告诉大卫，“这就是小事一桩，并且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过他根本听不进去，再不然就是听不懂我的话。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再也不想让他或我们去经历那样的事件了。
所有的英格兰球员都在一旁，还有他们的家人。我想当时只有内维尔走上前去给了大卫一个吻，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
接着霍德尔出来了。他就那么直直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字都没讲，我无法相信，一句话都没说。
直到后来他才出来对电视和报纸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今仍能让我嘴里发苦：“如果当时我们是以１１名球员应战，那我们完全可以做成点什么。”
他对我儿子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吃惊。他明明知道大卫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辱、尴尬和惭愧，可他却仍旧这样指责他，而不是挺身而出支持他——没有哪位主教练会这么做。那时大卫才刚刚２３岁，他还是一名需要支持和引导的年轻球员——可是从霍德尔那里，他什么也没得到。
作为一名球员，霍德尔依然能够得到我的尊敬，可是作为一名主教练，不。他就那样把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大卫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设法疗伤，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他的事。他还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让媒体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都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
托尼·亚当斯是惟一一个对大卫走出困境有所帮助的人。他离开球场后就直接来到了更衣室，大卫当时哭得正伤心，托尼在他身边坐下，用手搂着他的肩头说：“别担心，大卫。我们爱你。你仍然是个了不起的球员，真的，我们爱你。就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吧。”托尼的做法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2）
自从离开球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我想没有人能够预言此事将如何了结，也没有人知道大卫会如何被视为仇恨的对象，更没有人能预见他是如何学会坚强面对并反击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们。事后想来，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正是这次经历才让大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比以前成熟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那天晚上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队里，因为我们俩必须立即赶回英国。虽然很不情愿这么做，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凌晨两点半的样子，我们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机场。下了飞机以后，我们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回到家里，我坐下来把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那场比赛又看了一遍，可我仍旧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一直以来，大卫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把脚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球员在一时冲动下的反应，况且他当时还处于大赛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仍然认为大卫犯的规充其量只能给张黄牌。这是裁判的判罚失误——然而，如果说裁判只是举起了一枝枪，那么霍德尔就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
虽然知道肯定睡不着，我还是在早上六点的时候上了床。我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盹，快七点半的样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们家的前门。我从卧室的窗户里往外一瞧，嗬，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家门口的马路，就是那条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行的小路，居然已经挤满了人，至少有三十多名摄像师，三家以上电视摄制组，还有多得我数不过来的记者。简直是天下大乱了。
我磕磕绊绊地下楼去开了门——砸门的是一名记者。我甚至都还没听清他的问题，就咕哝着说：“不，我无可奉告。”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跟媒体接触过几次，在大卫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我们都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天桑德拉和我本来都应该去上班，乔安妮也要去上学。可是我们甚至都无法迈出家门半步。
接下来，我们家的电话线又出了问题。我以前在房子里一共接了两根线，一根是传真线，另一根是普通的电话线。我们把那根传真线专门留作业务用途，另一根就用来处理常见的日常事务。当时我还以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随后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桑德拉用那根传真线拨通了“老人之家”的电话。她是那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