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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酒（1）
滴酒不沾，已有好几年。每遇有酒的场合，便推说不会。四十不惑，在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战略转移之后，别了客居半生的美丽古城，别了相知多年的朋友，也别了聊以解忧的酒。
据说酒量是练不出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凡善饮者，多半有玄秘的遗传基因。我反对酗酒，却喜欢酒的性格，觉得它像温柔细腻的清泉，甘甜醇美；又像奔放不羁的海水，苦涩辛辣。品酒实在是一种享受，尤其是烈性酒。若是酒感好，就能从那晶莹剔透的液体中，辨出人生的五味、六欲和七情。
第一次沾酒，是十六七岁在陕北插队时。那年“五一”，村里不放假，扛老镢上山干一天活儿，晚上回到窑洞累得摇摇晃晃，饭都不想吃就倒在炕上。同村男知青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瓶劣质白酒，邀我们共享，说是“借酒浇愁”。其实，那时候虽苦，却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尝尝酒，不过是好奇。
一口酒咽下，燥得胸中热辣辣的。本事不大酒胆不小，几杯下肚，就对自己有了信心。记起小时候见过父亲豪饮，很有些英雄海量，我的酒量，大约得益于遗传。
从此有了喝酒的经历。
我喜欢随意。喝酒不用人劝，喝得自觉、尽兴、忘我；也从不劝人，凭朋友喝得实在或油滑，儒雅或狂放。“酒逢知己千杯少”，只要谈得来，无论新朋老友，宁愿舍命陪君子。
人们对杯中之物，常有误解。提起酒，便联想起醉汉。其实，酒与中国历史文化颇有渊源，自古以来，琼浆玉酿便是文人骚客的爱物。没有酒，就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千古绝句；没有酒，就没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绝代佳人；没有酒，就没有“醉卧沙场”的英雄豪杰。将士出征以酒饯行，就显得格外壮烈。就连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那一声“铁梅，拿酒去”，都令人震撼。
然而，嗜酒毕竟有失体面，因此平常绝对不染，喝时必有缘故。一年半载地过把隐，恰到好处地喝到醒与醉的临界，受用一回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绝妙意境也就罢了，幸而从未有过失态。酒后微醺时，便体验出那份妙不可言的感觉。醉眼看人生，似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别样，更有一种扑朔迷离的觉醒。
刚参加工作时，有一年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我和同宿舍的女友留守。佳节思亲，我们借一瓶老白干解闷。没有下酒菜，没有酒杯，只好一人一口默默对酌。酒很呛，据说是高墙里制造的“劳改大曲”，那是当时唯一可以买到的酒。女友抿了几口，忽然来了情绪，推开我一人独饮，非要试试酒量。转眼半瓶下肚，闹了个一醉方休。
喝了酒的人反应各异。我本浮躁，平时有话多之嫌，酒后却常常无言，喜欢独处一隅，静观他人醉态，聆听同伴宣泄。而我的一位异性朋友，平时寡言；一饮酒就口若悬河，说出许多清醒时绝不吐口的妙句。我们若起哄，说把他酒后的洋相告知嫂夫人，他满脸视死如归的无畏，但若提起泰山大人，他便戛然收住话头，一副败兵嘴脸。可见人醉的时候，心里还是明白的。
据说男人的心里话只肯对喝酒的女人说，只有懂得酒的女人才能窥视到男人的心灵深处。男人醉酒，往往醉得酣畅豪迈，不知不觉就把平时掖藏着的、真真实实的另一面翻出来给人看，赤子一般真诚；而女人醉酒，却醉得大度，醉得娇媚，圣母一样高贵。我见过一位朋友酒后恸哭，挺高大的一个汉子，平日里威严豪爽，醉时却哭得孩子一般嚎啕。后来才觉出，外表阳刚的男人，有时是很虚弱的，他们也会犹豫，胆怯，小肚鸡肠。原来，男人更需要酒来给他们壮胆，需要有女人在他们身后相扶。因此，每当朋友失意或心情不好，需要依靠的时候，不论男女，我都会尽心尽力地扶他们一把，尽管我自己并不坚强。于是，有了肯向我倾诉衷肠的女友，也有了愿为我两肋插刀的男友。
我对人的心理颇感兴趣。观看醉态，便观看了人生。我的酒后仪态各异的朋友们，有的无拘无束，滔滔不绝；有的郁郁寡欢，沉默无语；有的手舞足蹈，情绪亢奋；有的万念俱灭，痛不欲生。人们的酒后真言，是一部情感的经卷，是透视心灵的绝好素材，酒也因此而成了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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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酒（2）
多年不规律的生活，使我体质一直欠佳。终于听了医生的忠告，放出一句君子之言，从此滴酒不沾。
我没有酒瘾，恋恋不舍的是一丝温馨的酒情，是一缕委婉的酒韵。
不再饮酒，更记起酒的好处。
喝酒时最能放松，不必戴着面具，端起架子做人。
喝酒时人人平等，不论贫富贵贱，举杯相邀都是朋友。
喝酒时浪漫自由，品着五谷百果之精华，就能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
不再饮酒，就无法享受酒后微醺的美妙，永远失去了人生的一大乐趣。
不再饮酒，就疏远了许多异性朋友，无缘再结识肯为我两肋插刀的骑士。
不再饮酒，就不能冷眼静观人生，不再拥有反朴归真的超然。
奇妙的是，醉酒时，心中揣着糊里糊涂的明白，而清醒时，却永远面对明明白白的糊涂。
当我不再饮酒的时候，就从飘然欲仙的超脱中，重新堕入纷繁喧嚣的凡尘。于是突然顿悟，名贵的陈年佳酿中，必定藏着一种净化世俗的博大精深。
不再饮酒，却更真正地懂得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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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知（1）
我的三十九岁生日，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一时间五脏六腑皆亮起红灯，每去医院检查，就像一个被弄到测谎器前的间谍，很是惶恐。
我自幼体弱多病，身体经常莫名其妙地出毛病。小时候，我们住的胡同口有一座庙，我曾被一位还俗的和尚算过一“命”，记得当时他摸着我的头叹道：“好一个灵秀的孩子！可惜太灵秀了怕是寿数不足，过不了四十岁的大限啊！”
很长时间，我不明白“大限”是什么意思。
长大成人，始终不曾强壮，到了中年，越发摇摇欲坠起来，体内正常运转的器官，剩下不到半壁江山。在三十九岁被认为病入膏肓的时候，想起和尚的预言，忽然就悟出了“大限”的含义，仿佛死神已经扼住了我的命脉。
我不信命，却无力与顽疾抗争。这一躺倒，就是整整半年。生病之初，尝尽苦口良药，身上千针穿孔，吃补品、练气功，试了无数时兴疗法，结果越是渴望健康，越是病态依旧，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那段时间经常聆听《病中吟》。在独奏二胡回肠欲断、幽咽微吟的旋律中辗转反侧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面对现实，试着想象生病的好处。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并非人人都有花大半年的时间去生病的福气。养病在家，至少不必日日骑车上班，省去多少劳顿，于是心中渐渐平和。
据说《病中吟》是作曲家刘天华在遭遇失业、丧父、贫困和疾病之苦时孕育而生的。虽然充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但它不是一首悲歌，它承载着青年刘天华在逆境中挣扎和在困惑中觉醒的情绪；它燃烧着一个病弱之躯决心与痼疾与时弊决一死战的抱负；它升腾着作曲家渴望解脱苦闷的愿望和追求人生安适的理想。
《病中吟》也许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一个人遭遇疾病，并非全是坏事，生病的状态最贴近人类的灵魂，一场罹患就是一次觉悟，它能给予病者健康人无缘领略的、最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的读书习惯，在生病的日子里得到发扬光大，因此，读书多在枕上。久病不愈，最大的益处就是时间充裕。每天躺在床上，把平时想看而没空看的书统统搬来，一目十行地吞读，一摞读完，再借一摞。在疾病使我兀立人群的时候，幸有哲人大师做伴。那些日子，身体虽然空虚，肚里却沉甸甸地念进去不少杂货。当我能从床上起来的时候，眼神虽然越来越不济，心里却豁亮了许多。
渐渐可以在户外活动，我便放下书本，到光天化日下去消化。百般聊赖的时候，就用整整半天时间坐在阳光下，胡思乱想，或者什么也不想，看蚂蚁搬家，听秋蝉鸣叫。
记得有一次外出散步，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懒散地照在院子里，空气燥热。我发现成千上万的蚂蚁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路边，正在进行一场鏖战。蚁军将士们似乎无视人类的太平盛世，它们两军对垒，奋勇厮杀，使我想起在和平的旗帜下，地球上各个角落此起彼伏的战争。
散步归来再看战况，却见两道深深的车辙横贯战场。那场殊死搏斗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方才骁勇顽强的蚁兵勇士连尸体都毫无踪迹。我没有想到，一辆偶尔驶过的汽车，竟然没商量地灭绝了蚂蚁王国这场本来可以持久进行的战事。
对于人类来说，蚂蚁实在是太渺小了。然而，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人类不也同样渺小和微不足道吗？
竞争是生命的本能，和平共处也是生命的本能。
对于生命来说，死亡不是目的，却是终点。在竞争中求共处，在共处中求竞争，这大概就是生命动与静、战与和的辨证。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求之不得。疾病能缩短人的生命过程，也能使人变得冷静。在身体和心灵均已受过病伤以后，除了渴望健康，我已再无更多祈求。渐渐地，就学会了自嘲，学会了阿Q精神，习惯了放弃，变得谦和、宽容，越来越好说话。凡人、凡事，能不在乎就不在乎，能不计较就不计较。把一些功利、实惠也看淡起来，息事宁人，情愿把好事拱手相让。于是，日益被一些人看不起，也日益被另一些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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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知（2）
当然，我自信这不是消极。享受生命，就不能有过多的奢望，“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羡慕一切健康的人。在知道自己终生都不会真正健康以后，我决定“破罐破摔”，不再刻意养病，不再寻找灵丹妙药。与其对已经和灵魂融为一体的疾病耿耿于怀，不如与病为善，以一个病弱之躯，像健康人那样去生活。
后来才知道，我的这种原则，其实很符合当下时髦的“森田疗法”，平心静气、顺其自然，就能营造一个宠辱不惊的好心态。
坎坎坷坷地走过了大半生，尽管早已被折磨得不再灵秀，却毅然越过了生命的大限，当年算命的和尚若是有知，会作何感想？
病中的阅读与思考，使我不断彻悟。有病更知生命的宝贵。久病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热爱活着的日子。
我要好好受用我的消瘦的时光。
图片：以病弱之躯，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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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绵绵（1）
我的“情人”是一支笔。我和它是那种没有姻缘的苦恋。
从小钟情于笔，多半是由作文课勾起的。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就染上了贪写的毛病，每逢上作文，便无端兴奋，老师出一个题目，恨不得编出两、三段故事来写，若是被老师当作了范文，更是暗自欣喜，巴巴地盼着下一次课有更好的表现，以为自己将来要当作家了。
读到五年级，对作文之外的文体发生兴趣，不知天高地厚，编起“剧本”，被老师无意中看到，找了几个同学排演起来，在学校的联欢会上出过一回风头。后来又迷上诗词，囫囵吞枣地背了些诗句在肚里，便有些跃跃欲试，差点弄出一部“诗集”来。一次，父亲的一位擅丹青的朋友来访，见了我的作文本和图画簿已是赞叹，更为惊奇我竟会作“诗”，便怂恿父亲：“把孩子的作品寄去发表吧！”父亲却不以为然，说：“区区小儿游戏，何必当真？”那位老伯到底不肯，当下提笔添墨，非要“和它一首”。只记得头两句：“二六幼童，似旭日东升。
转眼到了文革，眼看正经满腹经纶的作家都折了笔，我也只好断了当文学家的念头。记得有一次，母亲说单位让写“批判稿”，当医生的母亲除专业文字外，从不舞文弄墨，见她铺一张白纸对着桌子呆坐，我便自荐代笔。久不写作，不觉做得投入。咬文嚼字、堆砌辞藻，几乎用了所有学过的修辞法，尽管内容空洞乏味，文字却写得酣畅激扬。哪知我的悉心创作差点给母亲闯下祸事，据说那些不通文墨的造反派认为“含沙射影”、“别有用心”。母亲有口难辩，我嫌他们“不读书不看报”，要去理论，被母亲再三劝住。后来才知道，父亲蒙难，也多是祸起笔下。此事使我耿耿于怀，又是许久不再动笔。
两年后到陕北插队，终于还是旧情难忘，死灰复燃，并且莫名其妙痴上了书信。可惜尚无一位白马王子可供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