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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拾起刚才的话头。谈到作品，梁晓声问我是否看过左拉的《娜娜》。“我不怎么喜欢佐拉，很遗憾，没有看过。”我回答。梁晓声说：“以前我也不喜欢佐拉的作品，觉得他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最近重读《娜娜》，却发现许多东西需要重新理解。”
正谈着，又有人敲门。原来是一家出版社来人索要作家的“近照”。梁晓声捧出一纸盒还没有整理的照片，放在茶几上供挑选。出版社那位小姑娘一边翻看一遍开玩笑地说：“梁老师您不会笑一笑吗？您所有的照片几乎都锁着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梁晓声只好说：“我不会照相，没有好照片。”
我趁机提出要一张照片以便在杂志上刊登，见他应允，又得寸进尺地掏出照相机问：“再拍一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梁晓声回答，不拒绝我的任何要求。
采访结束时，我说：“稿子写成后，一定送来先请您过目。”
“不必，不必，你就全权处理吧。”说着，他取出自己的散文集《万千说法》签名送我，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一个碍于面子没好意思启齿的愿望。望着作家浓眉下坦诚的目光，我在心里说：梁晓声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很多人都以为，名人自有名人的气象，他们必定都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而我所见到的梁晓声却不需要仰视。我竟不知，名人做人也可以做得这样平常。
穿好大衣准备告辞。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想见见他母亲的念头。我想知道，养育了这位平民作家的，是一位怎样的母亲，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想到老人家看电视投入得连午饭都不曾顾上吃，我又何必打扰她的兴致呢？
在《万千说法》中，梁晓声自称他是生活在好人边上的。一个思想深邃、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在别人眼里功成名就的作家，无论他有怎样的成就和名声，我觉得梁晓声他首先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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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印象（2）
好人梁晓声，这就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握手道别时，我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好人一生平安。
我的特区朋友
心仪深圳很久，直到1999年才得以成行。
5月里，与一位深圳朋友在惠州的一个会议上意外重逢。他打招呼时，我竟怔在那里，一时没叫上他的名字。“怎么连老朋友都忘了？”他笑着问。“哪能忘啊！”我说，“只是没有想到在这儿碰面罢了。”
我与这位朋友只有一面之交，却很“瓷”。几年前，在安徽参加一次中日精神紧张研究学术会，会后同游黄山，那天细雨霏霏，氤氲濛濛，登山队伍渐渐稀拉，到得天都峰脚下，只剩下三男三女。常言道“不到天都峰，等于一场空”，我们决定冒雨突击顶峰。那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游历，我和他都是六勇士之一。在千姿百态的黄山，我们不但领略了“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自然景观，也体验了一段风雨中并肩登攀的友情。
他说：“你难得来广东，顺便去深圳看看吧，我可以当导游兼摄影师，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盛情难却，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他的母校在惠州，十几年没有来过了，这次原准备和老同学聚一聚的。
第二天乘大巴出发。蓝天、碧海、绿树、黄沙，一派北方见不到的亚热带风光。我凭窗翘望，大惊小怪，他在一旁微笑：“深圳很好玩，细看至少要一个星期，可惜你只有一天。不过，我会尽量让你少留遗憾。”
旅游观光巴士沿深南大道行驶，途经地王大厦，国贸大厦，直到蛇口工业区，我一路上谈兴盎然。但不知为什么，隐隐觉得他虽然诚心诚意陪我玩，心情却不好。
终于得知，不久前他夫人患了一场重病，尚未痊愈。于是边游览，边和他聊天：回忆黄山，感受深圳，再就是从他夫人的病，谈到人生。我想，能帮他散散心也好啊！
“去年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老婆可高兴了。她去的地方不多。我工作太忙，有时候出差到外面，顶多和朋友玩玩，很少顾到她和儿子。”他自责地说。
“以后机会还多，只要高兴，一家人什么时候出去玩不行呢？”我宽慰他。
“要是老婆没有病多好！我宁愿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只要她有一个好身体。你不知道，她手术后疼得睡不着，就那样一夜夜地靠在我肩上，我真想替替她啊！”他叹了一口气。
我们穿过椰林，走近码头，迎着温润的海风，侧身看他时，就感到了他眼中的晶莹。我心中一动，多重的一份情义啊！
“她会好的。”我由衷地说，“你也要当心身体，一个家，总要有一个人撑着。”
“是啊！去年老婆手术，儿子总是担心，功课也误了。儿子心重，他学习一直很好。”
“他肯定能赶上，心重的孩子都聪明。”我说。
“但愿如此。”
午后走马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然后直奔小梅沙。那马不停蹄的速度，真有点“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感觉。当我们面对碧蓝的大海时，我察觉他心情好多了。
“时间太短，否则该玩得从容一些。”他遗憾地说：“只好你喜欢哪里，我们多停一停。”
“这样挺好。我喜欢匆忙的节奏，喜欢走马观花！”我说。
“只要你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出租车载着我们沿着蜿蜒的葵涌公路，驶向一处尚未开发的海岸。美丽的金海滩沙如碎玉，绿荫繁茂，已是夕阳西下，余辉绚烂，四周十分幽静，除我们外几乎没有一个游人。
“这么美的景致，你也拍几张照吧！”我说。他却坚持为我选景，自己不肯拍：“你这么远来一次，别把胶卷浪费了。”
最后一站是沙头角，观光已经意义不同的中英街。当我们在预计的时间刚好坐上回惠州的末班车时，他竟然连快餐也递到了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到了他的真诚与细心。令人欣慰的是，终于看见他露出的笑容。
特区之行，又是一次难忘的游历，又有一段真诚的友情。“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为他祝福。
他叫刘植鸿，深圳妇幼保健院医生，全国健康教育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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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同窗情
当年我就读的中学，男女生分班，各在楼上楼下。那时候的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我们几乎不和男生说话。
多年后，如果不是一次校庆，如果不是大会之后的一个小聚，也许我们谁也不会意识到，那种我们也曾有过的、埋藏心底的同窗情谊和浪漫情结。
校庆的日子是在一个难忘的金秋周末。
早早来到学校，远远望见晓薇也在其中，我们依然像当年一样，喜欢结伴行动。
晓薇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她个头儿和我差不多，那时我们喜欢穿同式样的衣服，戴同颜色的围巾，梳同样的发式，又几乎形影不离，刻意制造出的许多相似，使许多老师和同学产生错觉分不清我俩，甚至有一次晓薇迈进我家院门，连母亲都差点弄错。
晓薇认识的人比我多，不断向外班同学打招呼。在熙熙攘攘的校园里，我们和名字似曾熟悉而面貌却不熟悉的老同学彼此辨认着重新相识，心想，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有的已无印象，递上名片问一句：“我们过去认识吗？”答曰：“倒是想认识！可那时候哪敢认识你们？”
其实我们也知道，男女分班，隔不断楼上楼下的凭栏相望，指指点点、互送绰号，谁心里没藏过一缕对异性同学的兴趣和好奇？
言犹未尽。不知谁的建议，当年“楼下”的几位约我们一起吃饭。小巷深处，大家找到一家新开张的小店，轻松随意地坐在一起，心情仿佛回到十六七岁的花季，只是没有了当年森严的界限。
几杯酒下肚，话多起来，每人一段故事，娓娓道来，如泣如诉。一位在电影厂做美工的同学首先发话：“我毕业后当兵去了，刚从部队复员回北京感到很孤独，一心想念老同学，可惜大家谁也不知谁的下落。”一位评剧名角的后人告诉我们：“内蒙古草原上那段插队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尽管看了那么多描写知青的电影、电视和小说，还是觉得没有表达出我们这一代人复杂曲折的心态。”坐在我旁边一直沉默无语的工程师，也开口讲述了一段经历。
“那年我出差南下，飞机起飞不久就出了故障，巨大的机身在云海中颠簸，死亡的恐惧撕拽着每一个人的心。空中小姐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并说可以给亲属留下遗墨。恐惧和绝望之后，心中忽然异常宁静，思绪缥缥渺渺地升华，脑海中渐渐出现一片轻柔的空白。”他停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猜不出他想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你和晓薇，想到你们当年在校园里形影不离的样子。和你们仅有的交往，是我中学时代最美好的珍藏。幻觉中和你们在一起，好像并不是走向幽深莫测的死亡，使我顿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超然。后来，飞机迫降成功，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见面，如果不是喝了酒，也许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件事。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心里是很纯的，你们相信么？”
相信，我当然相信！这个故事好让我动情！不知晓薇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
同样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故事的真谛。当我们带着身上和心上的累累伤痕，从农村、从兵团、从军营回到已经陌生的都市的时候，我们不再年轻。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是一群历经磨难而又不甘堕落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渴望交际，又容易怀旧。只有同学聚会，才是真正没人人平等。想起心灵一隅还存有少年时代暖热了的一丝温情，想起芸芸众生中还有许多同年龄同命运的朋友，就能不断慰藉心中的苍凉与孤寂。
分手时我们相约，不管是不是年年校庆，我们都要年年聚会。
同学小周（1）
小周其实早就该是老周了，他属龙，已过知天命之年。从年轻时候叫过来，小周被叫顺了，管他是不是胡子拉碴的，大家还叫他小周。
小周是我们一拨去陕北插队的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我们队阴盛阳衰，十一位娘子军，多半体格健硕，只有七位男生，其中两位还是后来的，个个瘦小单薄。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村一干人挣扎了半辈子，没出一个“人物”，在无数生活轨迹各异，境遇也不尽相同的老知青中，小周无疑是最普通的一个。
小周个儿不高，身体瘦弱，眼睛近视但不肯戴眼镜，见了熟人快碰上鼻子才认得，说话有点口吃，走路外八字。但他动作敏捷，脑子灵活，干活儿不惜力，心眼儿极好，且热情外向，很得我们那帮厉害的女知青的称赞。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叫“石窑”，和史铁生笔下“遥远的清平弯”差不多。
石窑的知青都是老初一、初二的，没什么文化。刚下乡时知青关系有点像当时的国际形势，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男生频生战事，女生时有口角，男女生之间持续冷战，偶尔还与当地知青或外村知青引发争端，后来这种局面因小周的缘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下乡不久，小周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请假赶赴北京，回来的时候臂上戴了黑纱。他简单地告诉我们，父亲患得是脑溢血，眼看快脱离危险期了，病情却突然恶化。万幸的是，他总算见上了父亲最后一面。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