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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1970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同学小周(2)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7、8里地。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知青“寻饭”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
两年后招工开始了,我走得最早不知是否算是幸运,以后的故事就是陆续从大伙口中凑出来的了。
有少男少女的地方,本当有风花雪夜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遥远的石窑,十几个情窦初开、朝夕相处的知青在一口大锅里搅和了好几年,愣没撞出点火花来。后来才听说,小周有一段目光游移的时间,眼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小W,可能是有点意思。小W和小周住街坊,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他们从小就认识,小W对小周印象也很好。我对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坚持认为,如果小周适时有所表示,故事肯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直到小W招工离开延安,小周始终没有表###迹。几年后,被分配到煤矿的小W嫁给了一位外地青年。
小周走得晚,在大部分同伴离开石窑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延安饮食服务公司要招工。工作虽不理想,但他已经等不起了,不能再让年迈的母亲为他担心,好歹是国家正式职工,月月有工资,小周觉得也就知足了。
小周就这样当了学徒,他干的活是将下水制成熟肉。小周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人又有心,很得师傅喜爱,不久手艺就大有提高,做出的卤肉肥而不腻,味道醇美,许多延安市民都知道饭店来了个好师傅,单位也很庆幸招来一个好知青,他的故事还上过当时的《陕西日报》,登了很大的一篇。我曾经把文章剪下来给同事看,无比骄傲地对人说“这是我同学”时,。
男大当婚,长大了的小周在别人撮合下,娶了一个泼辣能干的陕北姑娘,成了延安人的好女婿。岳父家里负担重,老人的伤病,花去了小周的大部分工资,也耗费了他相当的精力。结婚十几年,他毫无怨言地瞻养老人,帮衬小姨子、小舅子,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延安已经没有多少北京知青了,政策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为了满足妻儿对北京多年的仰慕与向往,也为了自己能叶落归根,小周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举家迁回北京。
北京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小周户口不在没有份,一家三口无立锥之地。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回北京,少年时代就出门闯天下的小周,三十年后依然两手空空。靠亲友帮助,他找到一个需要昼夜看守的小工厂,成了那里的看门人,就在门房安了家。后来厂子搬迁,工作又几经变动,幸亏普通话说得比他还地道的媳妇找到一份临时工。最后,小周在东郊租到两间平房,虽然房子不宽敞,却是一个小小的独门独院,他很满意,几次邀请我们去玩,都没能履约,直到前几年他得一场大病做了心脏手术,我们才相约了去看他。久病初愈的小周面色苍白、满脸疲惫,但是笑容依旧明朗。我们几员女将驾到,海阔天空地神侃,席间还有小周当年心仪的小W,差点把小屋的房顶掀起来。那天他的陕北婆姨为我们包饺子,做家乡菜,大家吃着、喝着、玩得十分尽兴。像当年一样,小周微笑地看着我们折腾,脸上带着令人心悦的热情、坦诚和满足。
和小周在一起,你心里无论如何产生不出同情和怜悯,有的只能是敬意。
他不是一个窝囊人,其实很聪明,做什么事都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庄稼活儿,家务活儿还是技术活儿,即使玩牌,他也总是赢家。
他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在队里时是劳动骨干,在单位时是先进工作者,在知青圈子里是大家信赖的朋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于平和的积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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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小周(3)
他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有很强的独立观念,不轻易妥协,不会被困难压趴下,当年就是知青、特别是男生中的主心骨。
他更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吃苦耐劳,肯卖力气,什么时候都闲不住,人也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
可能是从小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上有兄长,下有弟妹,他本能地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放弃,学会了拱手相让。他的弱点是过于善良,太顾及他人;过于谦让,太与世无争;过于宽容,太随遇而安。在利益面前,他从来不会和别人争抢,而当今社会,如不竞争,失去的必然是利益。
我不能判断选择放弃是否适宜,但我敬重小周的品格——乐观豁达,淡泊功利,坦然处世,直面人生;对于现实生活,他从不回避,从不攀比,从不抱怨,从不仇视。每次聚会他都会很有兴致地参加,从不会因“没混好”而自卑,羞于见人。无论什么时候见面,都能感觉到他的表里如一,和一些被利欲困扰的人相比,境遇最差的他看上去心情最明朗。比他耿耿于怀的,比他愤世嫉俗的,其实都比他活得滋润。但是,他有他的准则,理想与现实固然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小人物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心情的开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必要整天对着别人哀叹和抱怨。命运对人是公正的,有汽车、别墅不一定有快乐;有权力、权威不一定有亲情。小周觉得人最该有的亲情、友情、爱情,他都拥有。
人的生存环境里一定有一种“场”,在什么样的“场”中,人的群体心态就会是什么样。影响“场”的性质的是一些闪烁着人性光泽的人物。小周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始终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场”。每次见到他,我总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有怎样坚韧的承受能力,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的精神,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哪里来的这份磊落的襟怀和博大的气度?
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国知青的脊梁。
好人好报。小周有一个和美的家庭。他与小他五六岁的媳妇十分恩爱,他患病住院期间,多亏媳妇疼他,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使他得以很快的康复;可能是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传基因,其貌不扬的小周有一个生得白白净净,长得结结实实的漂亮儿子,当时正读高职,成绩优秀。难得儿子小小年纪,见了人举止大方、又有礼貌,实在招人喜欢。
我相信那孩子将来的生活一定会比父辈好,我也衷心希望小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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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缘
下班前接到一个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唤我少年时的外号,心中猛的一热,是我的中学老师樊济文!
离开学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和同学。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喜悦赴约,推开樊老师的房门,一下子愣住。客厅里齐刷刷坐着七八条胡子拉碴的大汉,依稀可辨的面貌中,显出一股雄浑的力度。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唯有樊老师风度依旧,帅如当年。
酒过三巡,话题渐多。大家忆起师生间的段段情缘,万分感慨。
古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而樊老师却是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岁月,父亲不幸蒙冤。一夜之间,学校不再是我的乐园。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好穿起母亲的旧军装自恃清高,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被命运揉得皱皱巴巴的尊严。那时,惟恐别人问“你是什么出身”,父亲一生的荣辱功过都已变色,其中的苦涩岂是我能说清的?
樊老师却从来不问什么。也许,他早就看出了我的难言之苦。在他的举荐下,军宣队和工宣队终于同意把我安排进宣传队,负责所有节目的编排。那时,宣传队是一片乐土,队里的女孩哪一个不引人注目?那是一湾温暖的避风港,不知可以免遭多少冷落和白眼,还可以参加很多在当时令人羡慕的庆祝活动。载歌载舞,在忙碌中忘却一切烦恼,我又渐渐恢复了自信。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丝温暖。而樊老师却给了我一片宽厚的关爱。
不久,我们下乡插队。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我们十几个未成年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却不能自食其力,说不出来是苦闷还是绝望。
第二年,樊老师随北京慰问团来到我们住的小山村。一见面,队里年纪最小的男同学就趴在他肩上哭了。望着他把那男生紧紧搂在怀里,我却欲哭无泪。从那一刻起,只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的老师似乎更掂出身上的责任,开始了他陕北之行的艰苦跋涉。
慰问团来的日子,是我们的节日,从此知青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为了我们,血气方刚的樊老师和军代表一起,用铁拳教训了一个欺辱女知青的恶棍,还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地为符合条件的同学争取“病退”和“困退”。老师带来的希望和快乐,慰籍着我们的心灵。
慰问团终于要走了。合影留念时,我再一次忍住了泪水。别离之际,樊老师的目光里似乎含着复杂的情感。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神色,使我至今难忘。看得出,他深为无力把我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我们的父母而遗憾,也为我们的前途而忧虑。最后,他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寄张照片来,我在影集里给你留一个地方。”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有变。珍视每一段缘份,善待每一位朋友,是我在心灵历经磨砺的不惑之年收获的生活感悟。
现如今,樊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的学生业已走进自己的人生坐标。重新续起的师生缘,还会像昨天那样心灵相慰、意笃情深么?我想,一定会!不知樊老师的影集里是不是还给我留着那块地方?如果留着,我一定好好选一张照片送他。
后记:十多年前,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副刊发表那天,正好是樊老师的51岁生日。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在他家不大的客厅里相聚。2007年,永远没有了那样的聚会,因为樊老师走了,在他生病一年以后。病重的樊老师依然那样坚强、乐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为他送行,是因为我的软弱与怯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老师和兄长樊济文教授。
落日从容(1)
人事代谢,风云莫测。
一切都发生得那样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突然间失踪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年里,我多次向熟识的同事或朋友打听消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竟然在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