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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好的人格“场”，就无法激活人性内涵中的善良意识。
对于那些少年犯，有人曾对一些少年犯做过一项调查，结论是他们的犯罪几乎百分之百与成长环境不善有关。我访谈过的近百个孩子，也是没有一个人在正常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没有一个得到过父母的赏识和理性的爱；没有一个有过幸福快乐的童年。人格的缺憾，使他们的行为偏离法律的约束，人性的沉淀，使他们背离人文精神。
在家庭、社会和自身的因素中，自身因素——内因固然重要，但是，怎么估计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都不过分。虽然并非所有家庭不幸的孩子都会犯罪，但是，几乎所有犯罪的孩子都有或多或少的家庭缺陷。
周易里的“家人”卦，就包含着这个道理，“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肯定会出问题，只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或出什么样的事。
五
若干年前，当人类被他们自己人为制造的新旧“世纪”更迭激动万分的时候，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了二十一世纪明媚的阳光下。
和世纪末阴霾的沉寂相比，新世纪一开始就向人类示威：事件、韩国地铁纵火案、美伊战争……
人类到底怎么了？
突发事件降临的时候，一些职业群体的人性表现往往会被放大。
1998年抗洪救灾中，数十名中国军人殉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三名中国记者牺牲；2003年春天，在中国遭遇SARS的危难时刻，数万名医生、护士因为职业的选择，义无返顾地奔赴一线，近千名医务人员病倒在自己的岗位上，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根据近几年的社会调查，医疗服务业并不令人满意，很多地区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医务界的满意度往往排在倒数一、二名。就是这样一个不尽人意的行业，就是这样一群职业状态感觉不佳的人群，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评价不高的群体，在2003年春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上去，另一个人跟了上去，其他人也一定会冲上去。我听到我的同事最实在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一定得去一线，要不然过几年儿子长大了，问我那时候你干嘛来着？我怎么跟他说？”
我相信这就是“场”的作用。
危难过后回过头来反思，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性？
我非常感谢那位十几年没见过面的管教科长，他调走以后，我的事渐渐多起来，再没有时间撂下自家的地，给人家拓荒了。后来，我也离开了那所被圈在高墙里的陈旧简陋、发展缓慢的二级医院，再没有机会阅读那些令我灵魂出壳的案卷。
有过长期和服刑人员打交道的经历，面对那些杀人、抢劫、盗窃、强奸、贩毒、贪污、受贿、渎职等案件的当事人，我已经变得很难对他们产生单纯的憎恨、厌恶或者不屑，而更多的是对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的同类人格特征和人性表现出的探询。
叩问人性（5）
经久地阅读、提炼、抄录对各类犯罪进行不同角度描述的文字，改变了我对人性善恶的态度；纠正了我在法律与道德认识上的误区；使我在人际交往中，遵循着对事物或人物的认识尽可能理性与客观的原则。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的人际意识反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和简单。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产生一过性的潜在的犯罪念头，但绝大多数人会让它们悄悄熄灭在意识的萌芽中，只有人格存在某些缺陷的人才会在出现一些诱因的时候，把这种意识付诸行动。因此，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好人或坏人；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不相信人性中的善不会被唤醒；我不相信人类能完全丧失良知。
虽然没有充分的信心期待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来改善国民人性的品质，但我相信，就像医生治疗体无完肤的烧伤病人一样，只要将一小块、一小块健康皮肤种植在溃烂的肌肤上，就可能奇迹般地扩展成一片。
社会也是一样。每一个单元——个人或家庭——都可以自律，说直白点叫“从我做起”，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经过风雨、读过一点书、有了一些年纪、又不甘心堕落的匹夫们，更应该像那些植在病体上的小块健肤，冷静而又坚决地一点点吞噬和覆盖血腥的创伤，将战果连成一片，等待和催化社会人性的康复。
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去做的事。
来自乡下（1）
城里人似乎多半都不喜欢乡下人。这些年，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涌进城里打工，把本来就拥挤不堪得城市搞得更加乱糟糟，让人看着心烦。于是城里人就抱怨：瞧这城市让乡下人给闹的，要是他们在老家呆着，城里还不干净、清静多了？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地嫌弃过乡下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世上原本有城吗？哪一个城里人的祖先在城里呢？那些自以为优越的城里人来自何方？其实，很多城里人是忘了本，我们的根都在乡下啊！
我当然也来自乡下，而且差点就是一个乡下人。乡下离我之近，不仅仅因为从祖父以上，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下，父亲不过偶然走进城门，并相遇母亲使我出生在城里，而母亲的城里人身份，是在外祖父那一代才确定的；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嫁了农民出身的丈夫，直接就成了乡下人的儿媳妇；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住在乡下，而且是在那种远离城市的纯粹意义上的乡下，靠挣工分养活自己。
我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当时我初中毕业，十六七岁，既无知识又非青年，实在是亵渎了“知青”这个时髦名词。那时候，我对“安家落户”的理解由一知半解到刻骨铭心，以为注定要扎根在插队的陕北农村了，以至于很认真把村里的小伙子挨个捋了一遍，煞费苦心地考虑哪一个是可以依靠过一辈子的。每想到这里，心中便生出悲凉。然而更悲凉的是，我发现庄稼人讲究实惠，娶媳妇是为过日子，以他们的标准，我非常有滞销的可能。在我为自己有可能下嫁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我的这种牺牲精神竟是一相情愿，哪里会有一个小伙子愿意为社会排忧解难，养活良莠不分、毫无缚鸡之力的我呢？
幸亏后来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样糟。在我还没有呆到老得必须把自己嫁出去的时候，就被招工离开乡下重新敲开了城门——我去的是一个城墙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大城市。
告别乡下，这一走就是三十年！当我重新把自己投入到城市的滚滚人流中之后，有一个时期，似乎是忘记了乡下。和所有城里人一样，或成家或立业，日日为生计、为前程奔波，天天说自己“忙”，于是在忙碌中遗失了青春，在忙碌中变得越发世俗。如今我们的子女已长到了比我们下乡时还大的年龄，看着他们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年轻躁动的身影，渐渐地就又想起了乡下。
说起来乡下这地方也奇怪，住在那里时一天都不想多呆，多少人为了招工上学，不惜一切代价，才终于如愿以尝重新做了城里人；但离开多年之后，想起乡下，又多了牵挂。只要聚会，说的全是乡下的故事。有时候，乡下的日子像一个虚幻之境，闯进我梦里，令我反复回味；也有时候，像祥林嫂一样总说想念乡下，要回去看看，不管别人是不是觉得言不由衷。离开陕北的日子越久，就越是一天比一天地怀恋当初一刻也不愿意多呆的那片黄土地，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心态是不是有点虚伪？
言不由衷也罢，虚伪也罢，我却是真的惦记乡下的那片土地，惦记着当年帮我打过柴、担过水的小伙子，惦记着给我剪过窗花、纳过鞋垫的姑娘们，惦记着教我唱过信天游、给我讲过西北风情的老人们。不知和我一样年愈中年的伙伴们，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也不知待我像儿女一样的老人，如今是否还健在？
前些年，在我们插队三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的插友张罗着过了一个“三十年祭”，也呼朋唤友的，商量着促成一次陕北之行。2001年，当我终于回到陕北，披着初春的暮色，又一次站在延河畔的时候，我眼中的乡亲们和乡亲们眼中的我都已是面目皆非。去年，几位老乡在他们向往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来到北京，还千里迢迢地为我们捎来小米和红枣。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那段历史，学者们见智见仁，众说纷纭。亲身经历了那段生活，我不大同意一些史学家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中国是由一片一片的乡下和一座一座的城市连接而成的，只知道城市而没去过乡下，就永远不会了解中国。无论当年在乡下的体验怎样肤浅，也无论如今怎样远离乡下，我都在过去的日子里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中国乡下的泥土——我们生命的根。
来自乡下（2）
回首几十年生命历程，我不知道是应该诅咒，还是应该庆幸有那样一段不算长，却真正品嚼了的乡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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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生命
有一则字谜，谜面是“天有，地无；夫有，妇无；你有，我无。”谜底是汉字的“人”字，一撇一捺，就像一个分开两腿的人，它使我想起罗丹的一尊无头无臂，迈着大步向前走的青铜雕塑——《行走的人》。
人类天生长腿，自然要迈开来四处行走。我在美术馆看到罗丹这件从巴黎万里迢迢运来的作品时，在它面前驻足良久，被它所传递的执着而朴素的思想感动不已。
走路是人之初必须学习的生存技能之一，一旦学会，就可以怀揣梦想迈开双腿大步流星走遍天下了。虽然天下之大，不能走遍，但走就是希望。
人类好像时刻保持着一种开步走的姿态，如雨果所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行走的人》所要表达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昂然前行、义无返顾的精神。
同样是人在旅途，有人走得轰轰烈烈，步步不同凡响；有人走得默默无闻，几乎不留什么踪迹。无论伟人的惊天动地还是凡人的平淡无奇，人生无不始于足下。
世界军事史上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可能是人类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行走之一。其实长征远不似我们想象得那样波澜壮阔，它实际上是被围追堵截的红军的一次死里逃生。据说，这支被迫北上的队伍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正应了雨果那句“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我前去。”而无论选择长征在当时是怎样的无奈，事实上，这一走，不但使红军免遭灭顶之灾，还确定了它的最后胜利，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经典案例。因此，人们后来得出结论，无论遭到怎样的劫难，千万不要停步，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能绝路逢生。
不同凡响的行走，是一种境界；未留踪迹的行走，也是一种境界。
我少年时代有过一次壮举，是从北京走到白洋淀。那时学校停课，徒步“串联”之风正兴。我们少不更事，十几个人一串通，就背起行囊瞒着家长上路了。千辛万苦走到白洋淀，顶多四百多里，却留下许多可供三十年回味的故事。
在外地工作时，有一年参加赴陕北抗洪赈灾医疗队，队长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内科医生。当载着队员和药品的汽车离灾区还有一百多华里时，公路被山洪摧毁。队长在坍塌的路基上一挥手，说了一句“走！”当地向导牵着马，马驮着药品，我们跟在马后。第一天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基走了六十多华里，人人脚上起泡，一沾地就钻心地痛。第二天水涨路尽，我们绕道上山，沿着羊肠小径攀越，一天只爬了三十里。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眼前出现一片沼泽，马累跨了，陷进淤泥，人也精疲力竭，幸亏队长跃身从泥潭里拉出疲马。没有了退路，我们就背上药箱，在没膝的泥水中一步一陷，艰难跋涉，每挪动一尺都会消耗极大的体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第三天，我们涉过十八里沼泽，如期到达灾区。这是在我没有什么色彩的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次行动，至今想起来，心中还会荡起涟漪。
后来就很少走长路了，连乘公交车都觉得辛苦，更不肯多行一站。但是感觉比过去活得更累，绝少再有探寻白洋淀的盎然兴致和挑战水灾的英雄气概。
其实，人类从学会走路那天起，就在不停地行走，生命是一行行脚步的连接。我们走路是面朝前的，似有目的，又似无目的，或者说走本身就是目的。如同那尊无头无臂大步行走的雕塑，并不知自己要去哪里。中国古代逐日的夸父，不就是这样一直地朝着太阳奔走、直至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