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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我去宾馆登记一个房间。”
“行，你去。”他说。
于是，我先去了传染科医疗办，把路遥7天7夜失眠的事告诉了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对我说：“他们也很着急，但确实没有好办法，安眠药对他也起不了作用，再这样下去怕很危险。”
我用商量的口气说：“能不能让我陪他到宾馆睡一夜，看他还能不能睡着？”
值班医生屈大夫说：“你最好同护士长和主任们商量，我不敢做这个主。”
找到护士长和科主任，他们一商量，也勉强同意。但是，他们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出了事由我负责。
我能负得起吗？路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他的身后有多少人在关注着他，我能……
就在我将要放弃让他去宾馆休息的时候，我看到此时的路遥正眼巴巴地朝我这儿张望。他很痛苦，痛苦得无地自容，他期盼着我这个朋友，能为他阻挡一点痛苦。
我不想让他的希望变为失望，贸然大胆地对值班医生说：“一切都由我负责。”
屈大夫和科主任以及护士长们看着我，当时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他们说：“小张，要注意，万一有什么情况立即打电话给我们。”
我说：“知道了，也请你们把急救的东西准备好。”
他们说：“我们马上准备。”
医院准许了路遥去外边住一夜，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很大，我怕那个万一……
然而，为了能使他减少一点痛苦，我就得冒这个险了。
对此，我准备了他的一些衣物及药先去了宾馆，以我的名义登记了一间房子。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扶着路遥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走进了宾馆。
走进宾馆，我先让他先洗一下澡。
他也很想洗澡，想洗了澡后舒舒服服睡一觉。他因多日的失眠折磨得狼狈不堪。
路遥进了洗澡间，我马上检查电话机，检查完电话，立即查询宾馆的哪个房间是否还住着我所认识的人。
工作做好后，我立刻走进房间，路遥仍在房间内，可是听不见澡堂内水的响声。我浑身一颤，冷汗直冒，一把拉开洗澡间的门，只见他躺在水池中。见我拉开了门，笑了笑对我说：“我在这儿静静躺一会。”
“哎呀，你险些把人吓死。”
他笑着说：“没事，你放心。”
我说：“你快洗，别折腾得太长了。”
“好。”他说。
不一会，他洗完澡走出洗澡间，我说：“别穿衣服了，快睡。”
他说：“还早，看一会电视再睡。”
我说：“不行，看了你又睡不着。”
说着，我把铺盖给他整好，硬让他上了床，睡下，马上关了这个房间的灯。我躺在套间的门口，盖了一块单子就算睡了。
刚刚静了一会，他说：“世晔，睡不着，难受。”
我说：“悄悄睡”。
其实，我也睡不着，时间刚刚是晚上10点多。
大约过了30多分钟，我听见他翻了一下身。一看，他坐起来了。
我也坐起来，问他：“不睡了？”
“睡不着，让我抽一支烟。”
“不敢抽，抽了烟怕更睡不着。”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0）
“哎呀，不行，我心里明格朗朗的。”
无可奈何，我便给他拿去了烟，拉亮了房间的灯，让他抽了一支烟。
香烟还没抽完，他又对我说：“我饿了。”
“你想吃甚？”
“洋芋馇馇。”
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我在什么地方给你弄这洋芋馇馇。
我此时想到曹谷溪，便给他打电话，没人接。于是，我对他说：“你躺着，我去曹谷溪那儿给你蒸一碗。”
“好。”他说。
我去了文联，曹谷溪不在。
于是，我急忙折转身，让宾馆住着的延安报社的那位回去蒸一碗拿来。
然而，他睡了，我把他从睡梦中叫醒，给他说：“你快回去蒸一碗洋芋馇馇送到我房间，路遥饿了，非吃不可。”
他一口答应马上就去。
夜里12点37分，他就把洋芋馇馇提来了。
但是，路遥仅仅吃了不到二两就不吃了。
我看着他，说：“这下可要睡哩。”
他答应说：“睡。”真的上床钻进被窝。
我又一次关了灯，睡在原来的地方。
然而，路遥根本睡不着。
黑暗的房间里，我见他又爬了起来，把铺盖抱在地板的地毯上，躺下。不一会，又把铺盖抱在床上，折腾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入睡。
这时，他走在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
我说：“你不睡，我咋能睡着。”
我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他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
走了一会，他对我说：“世晔，我不想活了，我难受得要命，我跳楼呀。”
说着，他就朝三楼阳台走去，我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我说：“要跳，咱俩一块跳，不然我没办法向任何人交待，我还年轻，你忍心咱就跳……”
他听我这么一说，也没说什么，拉住我的手走进房间，再也没说跳楼。只是一个劲不停地呻吟，直到天亮，他仍然没合一眼。
晨6时，我们又走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的7号病房。
17
数日来，路遥对他的病仍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看着他日渐加重的病情，我心里非常着急。这天夜里，他很悲观地对我说“世晔，我可能好不了”。
“咋会。”我说。
“那这么长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说：“要见效果，那可要慢慢来，谁的病也不会好得那么快。”
然而，尽管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病明显不能好转。
这时，我突然接到作协李秀娥打来的电话，说王观胜、李国平和徐志昕马上来延安看路遥。
我把情况告诉路遥，他却说：“这么长的路……唉——看又能顶了个啥。”
但是，夜里他好几次催我到大门口看他们是否来了。
我好几次走在医院大门口，都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原来，他们路上车辆受阻，在夜里12点以后才赶到延安，没敢贸然闯进医院。
天刚亮，他们就探望了路遥。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的液体全部输完，他坐在床上没事。不一会，便对我说：“我想到杨家岭去一下。”
我说：“你身体不行，又病着，去那里干啥？”
他说：“我可以。”
我看到他很想出去转一下，也再不好强迫他别去，便请示医院同意后，就让他在病房里等我，我让作协小张开的车拉他去杨家岭。
然而，当我同王观胜他们来到医院后院时，他就已经站在了院里。
我急忙把他扶上车，就驱车前往杨家岭。
车上，他兴致很浓地给我们介绍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的有关情况。到达杨家岭，他坐在一块石条上，让我们去参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住过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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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1）
返回的时候，他很疲倦，躺在车上，一声不吭，仿佛没有一点力气。
可是后来……
1992年8月28日3时，路遥因7天7夜的失眠 ，病情突然恶化。
此时，他对我说：“我肚子疼。”
我说：“让我给你揉。”
揉了一会，他说：“这样好受了一些。”
我说：“可能是气不顺。”
……
然而，正当我使劲给他揉着时，他说：“别揉了，疼得更厉害了。”
我急忙跑到护士办，给值班的冯继江护士说：“路遥肚子疼得厉害。”
冯继江给我递来一支体温计说：“你先给他查一下体温。”
我急忙拿着体温计插进他的胳膊窝，还没过三分钟，心急的我就抽出来一看，温度将近40度。
那时，我根本不相信他的体温会这么高，那时，他肚上还按着一个热水袋，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在暖水袋上了？”
“不晓得。”他呻吟着说，“难活死我了。”
“重查一下。”我说着把降下的体温计又插到他胳膊窝，走出病房，对冯继江说：“路遥体温将近40度。”
冯继江和其他护士看着我，笑了，以为我和她们开玩笑。
“真的。”我说。此时，我一定是一脸急躁的模样。
冯继江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随我走进他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是度！”
她马上走出病房，把情况告诉给了值班医生屈大夫。
屈大夫走过来，看着路遥在床上翻来翻去，痛不欲生的样子，便询问他哪儿疼。
他只说肚子疼，疼得厉害。
他病得很重，说话的力气也快没有了，在床上打着滚，口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抱着他，使劲地抱着。但是，他因疼痛难忍，仍然在悲惨地喊叫着。
“快给他处理。“我对站在身边的屈大夫说。
“不行。”屈大夫说，“现在不能处理，过早地处理会掩盖他病情的真相。”
此时，他什么也不顾，紧紧抓着我的手，一会坐起，一会躺下。但是任凭他怎样折腾，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
时间过去很长一段，他的疼痛一点没减。
这时，他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往地上坐。
我死死地按着他，哀求他说：“不敢这样，你病太重了。”
但是，他不听，非往地下滚不可。
站在我一旁的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看到路遥悲痛欲绝的样子，含着泪对我说：“小张，就让他坐在地上。”
他在地上坐了没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便让我把他扶在床上。他呻吟得触目惊心，无比悲惨。
大约到了5时30分左右，省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护士让我赶紧去接。
我正急着没法把路遥此时的危重病情告知作协，忽然秀娥这么及时地打来电话，我强迫拨开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跑到电话机前，告诉秀娥“路遥病得很重，跟前再没其他人”。还没等我告诉她路遥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就听见路遥拼命地在房里一声又一声地喊我。
于是，我一把挂断了电话，跑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
此时，已近6时。正在我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时，主治大夫马安柱从传染科后门里走进来接班。
“马大夫，快，路遥病得不行了。”
老马一听，没顾上穿工作衣就跑到病房，一看此状，他也感到很严重，立即给医疗办总值班室挂了电话。
不一会，医疗办的负责人赶来了。
手术室的主刀也通知来了。
内科主治大夫也来了。
……
原来，他们以为路遥另外患了什么病，怕要立即进手术室。但是经手术室的大夫一检查，排除了动手术。然而，一下又很难检查出他的病因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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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2）
于是，医疗办的负责人又立即通知Ｂ超室，让他们立即做好为路遥做Ｂ超的准备工作。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延安地区文联的高其国正好赶来，马大夫一路小跑亲自前去挂号，让我马上抬路遥到Ｂ超室做Ｂ超检查。
我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就和高其国抬上往Ｂ超室跑。
Ｂ超室设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的三楼。
也许是我当时心情太紧张，上了一层楼，腿软得就走不动了。
我说：“赶紧放下歇一会。”
高其国说：“稍缓一下。”
于是，我们把他放在二楼的楼梯上，伸了一下腰，又抬上走。
抬上三楼Ｂ超室门口放下，我给高其国说：“你快到文联把曹谷溪叫来，再叫上两个人。”
高其国跑着下了楼。
走进Ｂ超室，很快就进入了检查。经查，腹内有水，再无异常，只是肠子上有豌豆大的一块疤痕。
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否患过阑尾炎？”
“没有。”他说。
检查完Ｂ超，马大夫决定给他拍片。
于是，我搀扶着他，再次放在担架上，由高其国和文联其他三名同志抬着走到一楼拍片室。
然而，刚刚走下三楼，路遥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
“不管它，快走。”我说。
他也再没吭声。
抬进拍片室，文联的几位同志便去外边给他找那只凉鞋。可是，怎找也找不到，拍完片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我发现他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
“凉鞋在这。”我说。
“给我。”他说，“让我拿在后里。”
我说：“压在底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