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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够评论的！”那么，现在，我怀着无限的爱心和兄弟之情，怀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态度，用我的形式评论你和总结你，你能接受吗？我为什么不在你活着的时候为你说这些话呢？不管你当时高兴不高兴，我此刻想。
让我们哭泣吧。如果不会哭泣，那么因为路遥之死，让我们学习哭泣，以便用哭泣作为武器来应付这个苍凉世界。乌讷木诺说：“我们必须学会哭泣。也许，这是人类最高的智慧。”我们的哭泣当然主要是为了死者，但是，也有一半原因是为了尚且混迹于尘世、被种种琐碎人生任务所纠缠的我们。我们将在哭泣中暂时忘却了痛苦，继续行走，至于我来说，我希望这篇短文完成以后，我的手捉起笔来不再颤抖。
“先走为神”，这句话是我从街头那晒太阳的老汉那里逮来的。这句饱含深意大智大慧的话令我惊讶不已，陕北人那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态度，通过这句话用平静的口吻说出来了。这句话令我的哀痛减弱了许多。那么，这样说，先走的路遥是幸福的，让我们节哀，并请所有为路遥之死而痛苦的朋友们节哀。
路遥兄，你的灵魂愿意栖息在这块黄金高原的哪一个山头呢？请唢呐吹奏起来，请引魂杆高张起来，且让我扶你上山。
1992年12月1日夜至2日凌晨？急就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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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悼路遥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
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其时我已经坐上了轮椅，路遥到北京来，和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我，坐上轮椅我才开始做文学梦，最初也是写诗，第一首成形的诗也是模仿了信天游的形式，自己感觉写得很不像话，没敢拿给路遥看。那天我们东聊西扯，路遥不善言谈，大部分时间里默默地坐着和默默地微笑，那默默之中，想必他的思绪并不停止，就像陕北的黄牛，停住步伐的时候便去默默地咀嚼，咀嚼人生。此后不久，他的名作《人生》便问世，从那小说中我又听见陕北，看见延安。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西安，在省作协的院子里，那是1984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陕北看看，路过西安，在省作协的招待所住了几天，见到路遥，见到他的背有些驼，鬓发也有些白，并且一支接一支抽烟，听说他正在写长篇，寝食不顾，没日没夜地干，我提醒他注意身体，他默默地微笑，我再说，他还是默默地微笑，我知道我的话没用，他肯定以默默的微笑抵挡了很多人的劝告了，那默默的微笑，料必是说，命何足惜？不苦其短，苦其不能辉煌。我至今不能判断其对错，唯再次相信“性格即命运”。然后我们到陕北去了，在路遥、曹谷溪、省作协领导李若冰和司机小李的帮助下，我们的那次陕北之行非常顺利，快乐。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电视上，“正大综艺”节目里。主持人介绍那是路遥，我没理会，以为是另一个路遥，主持人说这是《平凡的世界》的作者，我定睛细看，心重重地一沉，他竟是如此的苍老了，若非依旧默默地微笑，我实在是认不出他了，此前我已听说他患了肝病，而且很重，而且仍不在意，而且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奋争不已。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此后不足一年，他会忽然离开这个平凡的世界。
他不是才42岁么？我们不是还在等待他在今后的42年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么？如今已是“人生九十古来稀”的时代，怎么会只给他42年的生命呢？这事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哭的问题。这事，沉重得不能够哭了。
有一年王安忆去了陕北。回来对我说：“陕北真是荒凉呀，简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儿生活。”王安忆说：“可是路遥说，他今生今世是离不了那块地方的，路遥说，他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就会泪流满面，确实心就要碎了。”我稍稍能够理解路遥，理解他的心是怎样碎的，我说稍稍理解他，是因为我毕竟只在那儿住了3年，而他的42年其实都没有离开那儿，我们从他的作品里理解他的心，他在用他的心写他的作品，可惜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出世，随着他的心，碎了。
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流传得比42年要长久得多了，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久，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涧的那一树繁花。
1992年12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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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1）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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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2）
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