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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③在《路遥小说选·自序》中，路遥概括了“交叉地带”和作品之间的总体关系。他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像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④这篇《自序》的执笔时间是一九八五年的春节，此后，路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之中。这意味着上述引文是路遥有意识地为自己以前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总结，画上了一个大句号。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路遥为即将创作《平凡的世界》而显示的某种姿态。此时的路遥已经确定要选取自己生活经历中“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即在“交叉地带”成长的过程作为“最重要的一段”。路遥要把“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段反映到作品中。更重要的是路遥要广泛采用“交叉地带”的题材，那么“写自己最熟知的生活”这句话也从一般意义上的套话落实到了“深层次理解”的“交叉地带”的含义上。路遥要把这种意义下的“交叉地带”作为自己的创作基点。
＇日＇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3）
路遥出生在陕北一个偏僻地区（榆林地区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的农民家庭里，是这家的长子。本名王卫国，笔名路遥是从1970年开始使用的。他的家很穷，七岁时家中为减少吃饭的人口，把他过继给了伯父，伯父家在延安市延川县郭家沟。路遥过继给伯父后虽然没有完全断绝和亲生父母的往来，但一直是由伯父养大的。伯父家也很穷，路遥的幼年、少年时期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尽管如此，1961年初小毕业后，他“挑着破烂的行李”来到对他来说像是“都会”一样的延川县城上了高小。①两年后进入全县唯一的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就一直留在学校，写了许多派性文章。1968年作为革命群众代表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年被革职，回到了郭家沟做小学教员。又过了一年，再次来到延川县城，以民工的身份四处打零工，加人延川县文艺宣传队，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开始了诗歌、散文创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由于在校期间系统阅读了各类书籍，再加上当时已拥有一定的创作业绩，受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赏识，经过实习，1976年大学毕业后正式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1982年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
以上是路遥的简历。路遥在回顾自己少年时期时说：“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②谈到“生活上，心理上的苦难”，路遥以一种略显激昂的语调说：“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记起来。”①路遥在贫困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对于他来说，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结果却是激发了他对“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憧憬，对学校执著的向往，以及敏锐的感受能力，培养了路遥独立不羁的性格。根据路遥的经历，可以说至少在1973年进人延安大学以前，路遥一直怀揣一颗独立不羁的心和对学校的向往，在延川县城这个“交叉地带”彷徨，伴随着他彷徨的还有不安定的社会地位和贫困的经济状况。②路遥对自己在“交叉地带”的生活，曾经做过抽象的概括，他说：“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③从引文中可以看到，由于贫困、饥饿的相互作用，路遥所感受的心理上的苦闷，比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青春期特有的忧郁、烦恼要复杂得多。路遥是农民的儿子，这可能是他感到苦闷的原因之一。他不能生活在非农村社会，即县城和所谓“交叉地带”的城镇中。也就是说自己原有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不协调，生活也不安定，因此才会产生不安、孤独、焦虑、悲哀等种种精神上的痛苦。
笔者想再次提及，路遥出生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他渴求知识，酷爱文学，热心创作。他在县城里彷徨，最后进入延安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这段经历当中，中学时代即青少年时期的确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他这个农民的儿子，曾长期被户籍制度束缚在闭塞的农村，上大学意味着他跨出了不平凡的一步，在他的一生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日＇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4）
从“挑着破烂的行李”迈进县城高小的那一刻起，路遥就陷入了所谓“两个世界”的境地之中。中学毕业以后，他带着对社会闭塞状况的强烈感受在县城“彷徨”。笔者感到有趣的是路遥第三期的作品描写了贫困中的农村青年的矛盾心理，诸如他们的自尊心和自卑感，对农村的热爱和厌恶，对城市的向往和排斥等等。产生这些矛盾心理的社会背景是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隔阂，以及使这些隔阂无法消除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路遥所说的“交叉地带”，实际上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状况以及有关形成他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交叉地带”。
第三期中，路遥以“交叉地带”为关键词，首先描写了这一地带的一些现象，例如《风雪腊梅》、《姐姐》、《月下》等短篇小说中，描写了生活在“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带有悲剧色彩的、没有结果的爱情。然后又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塑造了一个“农民的儿子”马建强的形象。描写了马建强在县高中读书时饥饿贫困的生活、所遭受的屈辱以及自尊、自强的性格，从中折射出路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心态。在马建强这一形象的基础上，路遥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角度出发，又塑造了高加林这一新的生活在“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的形象。高加林企图摆脱农村的束缚，然而却受到了挫折。《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高加林的延伸，或者说是高加林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路遥把孙少平放置在陕北农村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描写了孙少平自己确立的人生道路。《平凡的世界》显示了路遥在创作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①路遥把“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给予了陕北农村。特别是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他以时而冷静、时而冲动的笔调，描写了农村青年在时代矛盾冲突面前表现出来的希望的期待、欢快和抑郁、激情和冷静等等。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始终关注着现实社会，并且以真挚的态度进行创作。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能忘记亲自体验过的陕北农民的苦涩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犹如浮萍般在“交叉地带”彷徨的生活感受。他情愿一直把自己“囚禁”在“交叉地带”这一创作领域。
刘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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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1）
——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
很多时候，让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真理如果与文学有关，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本来，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而关于文学的知识，也大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既不神秘，也不深奥，然而，正是这些常识，却常常是言人人殊，异见迭出。例如，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似乎很好解答，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
相对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艺术样式。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只可描述而不可界定的。文学就是你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样子，就是你所理解的那个‘具体’的样子。因此，如何认识文学的真假，如何判断作家的优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并无一定之规。”
然而，这样的取消主义态度，并没有说明问题，因为，在那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克服种族、地域、时代、信仰、性别、年龄等复杂因素的窒碍，赢得读者普遍的认可和长久的热爱。事实上，关于文学的真假和作家的优劣，人们已经从由经典文本提供的可靠经验中，提领、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判断尺度和批评原则，而这些尺度和原则，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文学认知和评价的可靠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
唯美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是超功利的、无目的的，与道德、宗教、政治和价值领域的事情毫不相干。因此，作家倘若想成为优秀的作家，文学想成为真正的文学，就必须把‘如何写’当做问题的全部，唯一应该关心的是语言、技巧等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
这种饮风餐露的“唯美主义”观念，无疑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见解。完全没有伦理内容的“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要是经由人的心灵产生的事物，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人的情感态度，都潜含着人的道德反应，都存在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上，在那些真正的作家看来，与认知相关的“真”，与伦理相关的“善”，与诗意相关的“美”，乃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例如，莎士比亚就在《十四行诗》（第105首）中说：“‘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
“身体写作”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就是‘欲望’的别名，就是‘身体’的镜像，或者按照一位作家在一篇题为《你是一条鱼》的序文中提供的信息：‘文学就是性！’而‘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则是一些与文学无干的伪概念，本质上是压抑甚至扼杀生命激情和创造活力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关心的，就不是价值和意义领域的问题，而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感官体验，尤其是性的压抑和苦闷，而真正的文学，天经地义地就是释放里比多等内在压抑的秘密通道。”
这种停留于“原始群”时代的观点，本来不值一驳，然而，真是令人费解，它竟然是我们时代最为嚣张的一种文学理念。其实，除非一个作家承认自己属于完全与众不同的“另类”，否则，他的“身体”里必然有一个已经“人化”的灵魂，而他的‘肉身’的苦闷和焦虑，也必然要从心灵这个“镜像”上反映出来，必然要被升华为精神意义上的复杂感受。如果非得把文学变成“身体”的奴隶，非得通过渲染“性”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来表现自己敢于堕落的潇洒和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