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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有一回，我到医院看路遥。他问我：谷溪，你说“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我难以回答。他说，组织是“五分钟”。我说，你瞎说甚哩？
路遥解释说：我得了“乙肝”，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省委副书记白益民来医院看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来医院看过。于是，比他们小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党政领导也就礼节性地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边接触，连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过五分钟，撂一句话给我：路遥，有什么事，你叫小张来找我！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5）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现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上一回卫生间，都得让别人帮忙。帮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这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我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汤，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给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他吃了六颗。多吃一口饭，就增加一点儿营养，也就增强一点儿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哎呀，我说得是不是脱题了？
（没有脱题。您正在生动、真切地向我们讲述您和路遥的友谊）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芷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芷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事也非常麻烦。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具体。当时，我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有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我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曹老师，我们还想请您换一个角度说路遥。您能否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讲一讲，路遥及其作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国研究路遥的学者、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我们首先给路遥送上束鲜花。安本实先生知道路遥爱抽“红塔山”，他颤微微地点燃三支香烟，放在路遥的墓前。他对着墓碑说：请路遥先生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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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6）
我和安本实先生，随意地在路遥的墓前表示了我们对这个亡灵的怀念和哀悼。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两个青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拿着一束他们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非常恭敬地置放在路遥的墓前，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原以为他们是延安大学的学生，来山上恋爱或者玩耍。我问他们是延大学生吗？那个男孩子说：不是延安的学生，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学生。我又问他们，是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吗？又回答说，不是的，我们是路遥作品的读者。
说话间，我才发现路畔上放着两个旅行包。也就是说，这两个青年早晨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延安，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就直奔文汇山看望路遥。
看着这两个青年，我心中一热：路遥活在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中！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还在我做《延安文学》总编的时候，我编发过一篇题为《广岛离延安有多远》的稿子。作者是一位姓马的先生。文章说在他去香港的途中，看见一位日本姑娘，正在埋头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闲谈中，这位日本姑娘得知他来自西北，于是给了他两张名片，一张给马先生留作纪念，另一张请马先生设法送到路遥的墓前，并转告路遥：她迟早会到延安看望他的！
是的，路遥的作品，不仅感动了中国青年，也感动了不少外国青年。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是路遥的人生格言，也是路遥精神最简洁的概括。路遥这种精神，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的世界，都会激励人们奋进，激励人们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而奉献！
路遥经受过人世的贫穷，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路遥的生命是短暂的，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劳动精神、奉献精神，将是久远的。
关于路遥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最近获悉：根据路遥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改编的电视剧，即将开拍，一个新的“路遥热”，正向着我们扑面而来。我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路遥的作品以及路遥的人生价值，将会显得更为重要。
感谢榆林的文学朋友们对路遥研究所作的努力。感谢《寻访路遥的足迹》摄制组对我采访。你们的劳动，一定会得到后世人的肯定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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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雷：男儿有泪（节选）（1）
——路遥与谷溪
晓？雷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季到来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声音中，各地的两大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历经磨难的诗人谷溪完全有资格在公社的革委会里去当一名代表一派的副主任，但他坚决拒绝了。周总理多次说过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话引起他长久的深思，牢狱里的经历使他的思考深入。对立面的监牢里，给他送干柴的人，送玉米饭的人，串连着要搭救他出狱的人，还有传话说那个崇拜他诗名的总头头王卫国，都让他觉得，对立面里的确有好人，的确不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的派性变得越来越淡，下决心离开公社互相撕杀的派性强烈的人，去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的人格和名字这个时候同时发挥了作用，他被调到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做了一名又搞新闻又搞文艺创作的宣传干事。就在这个时候，他正式见到已经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年仅十八岁的王卫国，这个踌躇满志、一身英气的副主任对宣传干事谷溪说：“我早知道你，没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见你。”
谷溪说：“我也早听到你的名字，还坐过你们的监狱。”
王卫国的脸上显出一丝尴尬，他说：“那些龟孙子们瞎日鬼哩，我一满不知道。尔个，我要拜你为师，跟着你学写作哩。”他说得很诚恳。
“不敢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也是瞎闹哩。”谷溪对着比自己小八岁的副主任表示着自己的谦虚，“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曾经作为一派总头头的王卫国与作为另一派著名诗人的曹谷溪突然化干戈为玉帛，两派中的死硬人物十分不解。一派围攻王卫国：“你作为堂堂副主任，拜那个保守派曹‘屎人’为师，太有失身份了，连我们的脸都没处放。”另一派围攻曹谷溪：“王喂狗那一伙几乎把你揍死，你还要教他写作，这不是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然而，奇妙的文学诚然有着一种可以抵御任何力量的力量，把两个本来不共戴天的两派代表人物从此粘在一起，任凭刀劈斧砍都无法使他们分开。王卫国就是日后的路遥，他在为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一开始就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
然而百货公司的条件限制，使工作组员王卫国只能住宿到当权派吕文斌的宿办合一的窑洞里，两个人夜里同住一个土炕，白天共用一张木桌，工作组里的另一个成员是北京插队的知识青年林琼，这个姑娘，善歌善舞，活泼美丽，王卫国对她十分倾心，而林琼对他的才华人品也颇有好感，两人的关系便逐渐密切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林琼返回队里办事，寂寞难耐，他们就只好白纸黑字，鱼雁传书。糟糕的是，这些纯属个人化的一级机密没有存放的地方，两个男女工作组员无法带着它们去上斗批改战场冲锋陷阵，无奈之中，工作组员王卫国对整改对象吕文斌说：“我把我的信放到你的办公桌抽屉里。”
“你宽宽地放心，我不看。”整改对象向工作组员保证，就像他在批斗大会上表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在形成这些信件的过程中，王卫国看完而又抛掉了曹谷溪多少书，已难以统计，正像我们无法统计多年来他穿过而又丢掉的棉袄共有多少一样，但那些名著作了那些情书和与之相随的爱情的滋养，这不仅仅给予了一对情人不断增长的甜蜜，也给了提供这种滋养的谷溪一种欣慰。遗憾的是，这些爱情的鸟儿不知最终飞向何处，否则，我们今天研究一位早逝的作家会有更多的第一手权威性的情感资料……
晓雷：男儿有泪（节选）（2）
看着王卫国惊异的目光，谷溪说，后来读书多了，就知道得多了，记得多了，连裴多菲的诗都能背出来：
今天你用头抵着我的胸脯，
明天你能否用头抵着我的新坟，
说：我爱你！
谷溪才念了一句，就看见王卫国的眼睁得大大的，闪着亮亮的光。他说：“你先停住说，让我把这句诗记上。”
“你又要给林琼姑娘写情书用？”谷溪问。
王卫国笑着默认了。
谷溪问：“你们亲口了没？”
他说：“没。”
“瓷脑！”谷溪骂他，他只是憨憨一笑。
其实，当时林琼只是喜欢他。三十年后，林琼告诉谷溪，那时她“确实举棋不定”。但王卫国铁了心，只爱这个“林妹妹”。煤城招工，他和林琼都被大队、公社推荐到县上，指标有限，他就背着林琼把自己的指标让出来，让林琼先进工厂。
谷溪问王卫国：“不怕她把你撇了？”
王卫国说：“为了林琼，死也值得！”
王卫国回到他的郭家沟给大妈说，他要几斤棉花，大妈问要棉花做什么，他不说，大妈就把棉花包起来给他，他背到城里，用他的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每月18元生活补贴，扯了布，缝成新被新褥子，连同他的心一起托一位好友带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