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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要手下见真章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势如破竹的东下之路
为了扩大力量，就在宣布起义后的短短九天时间里，萧衍即成功地用计逼使京州方面举行共义。
而京、雍联盟形成后，朝廷还没有反应过来，萧衍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永元三年（501）正月命起义部队南下攻打郢州。为了更好地巩固后方，推迟到四月间时，萧衍才亲自到达了郢州前线。
见于郢州军民的顽强态度，起义军对郢州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同时也加强了防守沿江和阻挡敌人援兵的力量。几个月之后，粮尽援绝的孤城郢州终于被攻破，起义军的后顾之忧就这样被扫除了。而此时的萧衍更是指挥若定，他随即制定了沿长江直下建康的方略，这也是历来兵家所采行的高屋建瓴、以上制下的常例。
一俟后方安定后，萧衍便率军乘胜东下。在整个东下途中，其实只有江州（今九江）一带需要认真对待，其余地方要么无险可守，要么兵力单薄。而所幸的是，江州刺史陈伯之本来就“犹怀两端”，再加上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一挑唆，他竟乖乖地投降了。
就这样到了九月间，士气高涨的起义军，昼夜兼程直扑到了建康。十月十三日，起义军与政府军在朱雀门南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较量。结果，穷于应付的政府军大败，其他部队见状也只得放弃了抵抗，起义军遂得以顺利地进入了建康城。而或许令此时志得意满的萧衍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有一位叫侯景的家伙会充当自己今天的传奇角色——自己则换位成了“够烂”的萧宝卷。
二十一日，萧衍下令诸军开始攻打建康宫城（台城）的六门。当时台城内有众二十万，如果认真抵抗还是大有希望坚守住的，偏偏萧宝卷听信谗言想要杀死守城的两位大将，不想这两位大将得到消息后竟先行采取了行动，他们果断地入宫杀死了萧宝卷，并迎接萧衍入城。
整个革命的过程真是出奇的顺利，天时、地利、人和，萧衍是全占了。有道是“创业艰难百战多”，看来这才数战就定了乾坤的萧某人真是撞了大运了，而由此我们或许不禁会想到：他得江山之易，是否也征兆着他的失江山之易呢？
3、新政权的轻松诞生
从宣布起义到取得成功，才不过一年有余。但是萧衍要真正取代齐室，实现自己的帝王梦，确乎还有些困难。
一来因为他先是在荆州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即齐和帝萧宝融。这个傀儡皇帝的位置往哪摆呢？他可以学习曹丕，逼迫其禅让退位就是了。而另一个有些麻烦，就是如何让那些一向清贵的高门士族就范，让他们都站到自己这一边来。
萧衍清楚，笼络士大夫，让他们拥戴新朝，利用世家大族的声誉威望，这是很重要的。他也更清楚，一味滥杀会伤“和气”，而“国祚例不灵长”。光靠大棒是不能成事的，还得备些胡萝卜：当初出身高门的袁昂拒境不降，萧衍后来不仅没有问罪于他，反而还授予了他高官，并格外恩赏；其他“有气节”的高门大族也是这样对待的，萧衍还有意让皇室宗亲跟这些家族互通婚姻。
果然，这些大家族很识时务，他们可并不对旧主子愚忠。而清代大学者赵翼更为我们指出：其实，六朝之高门大族并不关心政权更迭、谁坐天下，而只是关心自家的政治地位，斤斤计较于“我之门第”。萧衍正是满足了他们的这种虚荣心和自私心，所以才把事情办得格外顺利。不过也有例外的，骨头算是硬的，但到底是个别人，冥顽不灵、软硬不吃者只好干脆杀了。
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终于都被扫除了，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四月初八日，萧衍正式即位称帝，并改元天监，改国号为“梁”。萧衍即为梁武帝，从此也便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生涯。
纵观整个两晋、南朝，以方镇起家而至改朝换代者，萧衍这还是独一份。他能力肯定是有的，但其运气、机遇也是不能被忽略的。济世安民虽然并非萧衍的初衷，但他一旦坐到皇帝的位置上，这也就是他的责任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未来他肩上的担子自然并不轻松……
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勤政帝王
三、开创江左未有之盛世
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勤政帝王
皇帝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一般而言，权力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不出事还好，出点事就是领导的错。好在萧衍是一个责任心强、办事很好的帝王。
天监初年，就在他上台伊始，整个梁王朝就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真是祸不单行，归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内战刚刚结束，人心稍安，百废待举，可新王朝却又被连年的饥荒与瘟疫给困扰住了；
第二、新朝庆典才没过多久，臣下们表忠心的话言犹在耳，却有江州刺史陈伯之（大概是反悔了）、益州刺史刘季连等相继举兵造反，因而一时间“国内危惧”，人心惶惶，真是此方唱罢彼又登场；
第三、正是大展拳脚的用人之际，心腹干臣、老舅张弘策竟不幸被前朝（东昏侯萧宝卷）余党乘乱杀死，而“尽心事上”、“精力过人”的亲信范云又突然病亡，加之诸皇子幼小、宗室薄弱，旧属武将又多不堪经国之任，前朝臣僚、名士不屈附者也多有人在，经营朝政实乏其人；
第四、原豫州刺史裴叔业叛降北魏后，北魏大军立足寿阳，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整个淮南局势相当危急，而淮南一失，建康也就没有了屏蔽。
面对这诸多困难，才刚刚品咂到一点点成功味道的萧衍丝毫也没敢掉以轻心，即位前后就像他自己屡次表示的那样，其对统治新王朝“若朽索之驭六马”，就如拿着一根快要腐朽的绳索去驾驭六匹马，自然是惟恐有失。
据史书中的记载，自从萧衍做了皇帝以后，可谓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把手都给皴了，分明成了劳模样人物。新朝各种物质条件不足，所以萧衍也特别的节俭，他每天才不过只吃一顿饭而已，而且饭食中还没有鱼肉，只是些豆羹之类粗糙的食物；如果政务繁忙，时间过了正午，他便漱一下口了事，一天粒米不进。穿的也很朴素，不过都是些布衣服，用的是木棉黑帐，而且帽子要戴三年，被子要盖二年，对后宫的要求也很严格。尤其，“不饮酒，不听音乐，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尽管如此，后世仍有些人讽刺他做秀，因为这于一个帝王而言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且与南朝豪奢的社会风尚也是格格不入。不过，这其实倒更见出了萧衍内在修养的不凡，而且也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不以流俗为意，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岂不正是这位学者型帝王的很好写照吗？
除了去全力料理、经营国政以外，对于如何扭转危机局面、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这位新皇帝在每年颁发的诏文中总要言及“缺于治道”、“思阐治纲”之类的话，这也说明他在不听地思考并寻求治国良策。
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中，值得称道的如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对百姓的剥削、救济穷困人口等。其中虚心纳谏、严明吏治也是值得一提的——周舍当时是萧衍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史称他“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既受重用且20多间常随皇帝左右，自然亲爱非凡。可是因为周舍督下不严，萧衍追究其责任，只得忍痛将他免官，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这些还都只是新皇帝的小手笔，更有资格载入史册的自然是他的那些大的作为。明代崇祯皇帝也很勤政、执法也够严厉，但这不过小节而已，你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你就是扯淡嘛；相较之 下，一个英明的帝王还当有“万世之谋”，也即是为国家谋划一种合理的长远之道，一项坚持几百年而不须动摇的基本国策（可惜的是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善作而未善成，朱元璋才算是这方面真正的典范）……
2、萧衍的文武之道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自东汉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此起彼伏的变态时期，而且诸多胡人也跟着来添乱。精明博学的萧衍自然不想步宋、齐这些短命王朝的后尘，他或许更想一劳永逸将萧梁政权维持下去，所以他的用心和努力在南朝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攘外必先安内，正人须先正己，一切还当从根本抓起。为了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萧衍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振兴纲纪，加强文治。“礼崩乐坏”是一个王朝衰败的象征，所以萧衍反其道而行之，乃大兴礼乐之制，提倡忠君节义的儒道治国思想；到天监四年（505）时，梁朝“礼乐制度粲然有序”，赢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道，从而也对梁朝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尤其在此方面萧衍喜欢躬亲其事，也体现出了他“雅好礼”、“意先风雅”的风范气度。
另外，尊儒贵学、倡俭慎刑也是萧衍的两大政治、文化举措。自东晋以来儒学式微，“三德六艺，其废久矣”，直到此时才得以改观；讲学授业在梁境蔚然成风，而且坚持不断，萧衍自然也带了个好头，唐代名臣魏征为此赞誉道：“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二、优借士族，重用寒流。自曹魏以来，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虽然高门大姓之家有真才实学者越来越少，新政权也仍然不能不讨好他们；而在另一方面，萧衍也破格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寒庶子弟，而且他在登基之前就声称要“以行取士”、“惟才是务”。如此妥协后的“相得益彰”，自然于改进国家吏治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大举北伐，收复失地。梁朝也出了像韦睿、曹景宗、陈庆之这样的名将，自然在同北魏的较量中，梁朝一度是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的，这一切有多半应该归功于萧衍的谋划得宜、用人得当。这其中大家熟悉的可能便是陈庆之“七千白袍军”的故事，那是梁中大通元年（529）前后的事情，史书中说陈庆之率领着仅仅数千之众就一举攻破了北魏32座城池，兵锋直抵其京城洛阳，“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只是由于其他部队支援不力才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
而也值得一说的是，梁朝在天监初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其声势就相当浩大，萧衍在《北伐诏》中称“百万之师”，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也不下于60万之众，被认为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足见梁军气势非凡。而能拉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也显示出了萧衍惊人的组织、领导才干。
而且就军事才能而言，萧衍也应该并不在刘裕、萧道成、陈霸先等其他南朝开国君主之下，不过由于他夺天下太过成功，因此其军事经验可能略为不足吧。
3、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从很多方面来看，萧衍都有类于他后来的唐玄宗，两个人的才具差不多、享国也差不多、结局也有些相似，且李隆基的皇位也是其个人奋斗的结果；这二人也都开创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盛世局面，尤其是体现在文化方面。
正是在萧衍治下，南梁文化大盛，所以才出现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不朽之作，后人对此深表赞叹。其中南宋著名学者叶适在评价梁武帝时期文化之发展时就认为它是空前绝后的，他指出：汉武帝以来儒学、文化的发展，“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礼典之成书，盖千年所仅有，而后世无称者”。
也正是因为南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强大，所以其当时的对外交流空前繁荣，与梁朝交往的国家数量与次数也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就有高昌、龟兹、中天竺、北天竺等29个国家，“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
很多史家自然都注意到了南梁显著的繁盛，《梁书》的作者姚思廉便称赞说：“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他又对其统治褒扬道：“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除了前面魏征的肯定，还有《南史》的李延寿更是梁武之治对推崇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