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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魏征的肯定，还有《南史》的李延寿更是梁武之治对推崇得无以复加：“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录，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也认为：“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现代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则明确称赞梁武帝统治时期为“盛世”。
只是，这种繁荣又是过于脆弱的，一个国家的希望几乎全寄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一身，主明则国兴，主昏则国危，而无法从一个合理的制度上得到根本保证。且那又实在是一个风云变幻、上流人物多醉生梦死的时代，最后*云散，只留下这一抹抹的血色浪漫，徒让后人好不为之悲叹……
因此很久以来，现当代的很多史学家们并不承认这所谓的梁武“盛世”局面，究其原由大概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皇帝在他们看来不免有些“荒诞”，政治多弊也不容否认。值得一说的是，就在萧衍之前不足百年的宋文帝之治下的“元嘉小康”，倒是让这些今人津津乐道，而萧衍与这宋文帝刘义隆也确乎有很多的可比性，因为二者都是有抱负、有才学的难得帝王，也都以悲剧收尾。
不同的是，刘义隆为人比较猜忌，不惜对自己的骨肉同胞痛下杀手，而他最终也未能逃脱被儿子杀死的厄运。这恰与好人做滥、孝慈仁爱的萧衍形成鲜明对比，但其最终的命运倒也与刘义隆同出一辙：被自己的侄子所出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卖力搭救自己。两个人可以说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
“呜呼！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不过个人的时运，还是要靠老天来成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默默无闻的后妃们
四、皇帝的爱情、创作与文化之功
1、默默无闻的后妃们
虽然萧衍人物*，可是他的爱情生活却也并不光鲜，平庸得都有些叫人怀疑。他其实更像一位有着仁者之风的学者，勤于学术又加之事务繁忙，生活总不免简单、枯燥，乃至乏味得让人都觉得可惜。
他年十八、九就娶了高门大姓高平郗氏之女郗徽（468～499）为妻，她的母亲还是刘宋的一位公主（宋文帝之女）。按照《梁书》中的记载说，郗徽幼而*，不仅擅长隶书、好观览史传，而且分内的女工之事，也无不娴习，其才分与萧衍倒也般配。当初，宋后废帝刘昱想要纳她为皇后（这时她还是一个小毛孩，而且史书上也未言明其姿色、气质如何），齐初安陆王萧缅也想娶她，但都被郗家托病婉拒，大概是因为那时生活在帝王之家的安全系数太低吧，所以她的家人有顾虑。可绕来绕去，她还是未能逃脱与帝王沾亲的宿命。
齐高帝建元末年（482），萧衍得以与之喜结连理。少年夫妻恩爱多，后来她便相继为萧家生下了三位未来的公主：即永兴公主萧玉姚，永世公主萧玉婉，永康公主萧玉嬛。可惜没有添个男丁，这在当时不可谓不是一个莫大的缺憾。三位公主倒是个个随父母，学养才情都很高，只是后来永兴公主却与其叔父萧宏乱伦，还阴谋刺杀父皇，实在是千古笑柄。而萧衍之治家不严似可见一斑，可他也居然在女儿阴谋败露之后将其赦免，大概也是这种宽纵才助长了弟侄、儿女的这种骄戾。
建武五年（498），萧衍成了雍州刺史，在安顿好之后，他随即将郗徽母女接到雍州居住，可惜这郗徽天不假年，到雍州的次年便一病不起，“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这让萧衍在痛伤手足之际遂又添一份丧妻之痛①，的确也够凄惨的；况且一面是中年丧妻，一面又是自己将举大事，缺失内助总是一种悲哀。但郗徽毕竟是他的正妻，所以在萧衍成为皇帝之后，郗徽便被追封为皇后，以“表号垂名，义昭不朽”。
虽然史书上关于两个人感情的记载阙如，但料想应该是和谐的吧，不然也无法解释他的“性方正”和重感情。不过，在萧衍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应该还是他的侍妾丁令光（485～526），尽管她也低调得很。
丁令光的家族本是谯国人（在今安徽，曹操的同乡），但其世居襄阳，所以她便出生于樊城。就在她出生的时候，据说“有神光之异，紫烟满室，故以‘光’为名”（此事疑似附会），看相的就为此说道：“此女当大贵”，给皇帝当小老婆算不了什么，给太子、皇帝当妈才显脸面。
萧衍当时人在襄阳，丁令光才不过十三四岁，可已是芳名在外，萧衍遂纳她为妾。有一件奇怪的事大概是真的吧：丁令光在左臂上天生有一块红痣，无论怎么想方设法都无法消除它，可是当她结婚以后这块红痣突然就消失了。人的生理变化本也正常，可这在旁人看来仿佛是说明她嫁对了人。倒是丁令光为人颇可称道，作为侧室，她在服侍正室（郗徽）方面可谓小心恭敬，这在当时也算难得了吧。而最特异的是，她“尝于供养经案之侧，仿佛若见神人，心独异之”，似乎她生就便与学术、经典特别的有缘，所以她才不仅仅拥有一个好学、博学的丈夫。
果然，就在萧衍发动革命的时候，丁令光给老公献上了一份特别的厚礼——为他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萧统，也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昭明太子”。此时的萧衍已经是年近不惑的人了，能有自己的亲子该是何等快事一桩！而革命的干劲儿也更足了。也正是从有了萧统起，他又得以相继添了七个儿子。为了有所表示，于是萧衍登基之后的天监元年（502）八月，丁令光便被晋封为贵嫔，位在三夫人上，居于显阳殿。而在她的儿子成为“太子”之后，母以子贵，“于是（丁）贵嫔备典章，礼数同于太子，言则称令”，更不同于一般。后来她又连续为萧衍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便是后来的风雅不减老爹的简文帝萧纲（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一个非丁氏所生的哥哥）。
史书上称丁令光性情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就没有人不感到欢心的；她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也从来不为亲戚们“走后门”。等到萧衍弘扬佛教的时候，丁令光带头奉而行之，也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而萧衍所看重的佛家经义，她也能通晓其中大略，而尤其精通《净名经》，可见她颇有学养和慧根——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怪不得儿子们也那般出众。她平常所受的供赐，也都拿出来充作法事了，悉心向佛之心，的确很是难得。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丁令光殡于东宫临云殿，年四十二。有司奏谥曰“穆”，含温和恭敬之意，以示褒扬。等到萧纲即位，便追崇其母为穆太后，可惜她不能生前享此殊荣，也大约她是根本不在乎这些身外事的吧。
当然，萧衍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后宫的女人肯定是少不了的，他的禁欲也只是五十岁以后的事。其余被他充入后宫的，比如梁元帝萧绎的生母阮令嬴（为爵位不高的“修容”），她也曾是齐始安王萧遥光和东昏侯萧宝卷的女人。不过若非因为她是皇帝的老妈，大概也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称道的地方吧。
也许正是因为萧衍这个老公的出彩，才折没了他的老婆们的光芒吧，而那时衣冠之士也多讳言内事，女子们默默无闻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① 郗徽其实是死在萧衍兄弟们的前一年。
2、萧家父子数第一
自曹魏至于隋唐，贵族社会不但垄断了物质，也几近垄断了精神文化，看上去他们真可谓是一群有钱、有闲、有品的理想之士。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则莫过于当时上流人物包括最高统治阶级都喜欢文艺，或者说都喜欢赶风雅时髦。
尤其是在南朝，“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连刘裕这样的武功型皇帝都如此热心，他惟恐叫人视为“鄙夫”，虽然自己诗才并不怎么样，但国有大事，仍常作诗，并命群下共同赋诗唱和。南朝文化繁盛也体现在写手繁多（不单纯是爱好），像一些高门大族，可谓“人人有集”，文学创作在那时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见在如此热烈氛围的带动下，自然“不会作诗也会吟”了。
比如萧衍麾下的大将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司马）穰苴、乐毅（两位名将）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虽然爱看史书、有点追求，但是“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不会写的字就自己造，可见肚子里的墨水也不多。可是有一次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群贤毕至，自然又少不了皇帝与文臣们诗词唱和一番，这时皇帝玩得尽情，突然起意让同在旁的曹景宗也作一首，大家图个高兴（“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属于命题作文）；没想到这曹景宗也不推辞，他略一思忖，便提笔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萧衍观后颜色为之大变，“叹不已”，他实在看不出这老曹竟如此深得魏晋诗风的刚健之气！在南朝诗歌一派浮华绮丽、病态纤弱之中，老曹此诗自然以其粗犷豪迈卓然而异。
南方的“华裔正统”是这样，北方的“僭伪之主”们也不甘落后。当时的北魏孝文帝元宏便是这样，他“雅好诗书，手不释卷”，难得的是“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尤其“爱奇好士，情如饥渴”。皇帝们都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了，自然可见当时的文化氛围之浓厚。
而帝王文学最显明、最突出的代表，则莫过于“北方文学”（风骨派）之代表曹操父子，与“南方文学”（风情派）之代表萧衍父子。而有人更曾戏言，若是比较历朝皇族的文采和贡献，如果南梁的萧家认第二，可能就没有敢认第一的了。
先说萧衍本人，按照《梁书&；#8226；高祖本纪》中的记载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而且经史子集、歌赋词章、书画琴棋、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药养生皆无所不通，“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总之，“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可谓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帝王全才。
南梁一共四任皇帝，倒是有三个文采非凡的。而萧梁皇室能文者之多、水平之高、对中国文学贡献之大，也为历朝皇室所仅见。萧家父子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世家，萧衍之外，除了其早亡的四子、五子外，他的长子萧统、次子萧综、三子萧纲、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孙子萧詧等都是文学高手，并且有相当出色的作品传世。前面已经提到，其女儿中也不乏文才扫倒须眉者。
为此，明代学者张溥便评论道：“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学者贺贻孙也说：“南朝齐梁以后，帝王务以新词相竞，而梁氏一家，不减曹家父子兄弟”（《诗筏》）。
不过较受后人诟病的，还是其为文的目的性及狭隘的文化追求（也就萧统坚持“风教”、不落流俗）。尽管萧梁皇室几乎个个善诗能文，且他们周围也聚集并吸引了相当一大批文人，他们所营造出的也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可是以他们的作为看，他们既把学术、文学与政治分开来，从而消解了文化的功利性、正统性，而又令诗歌走向了娱乐化——他们之爱好弄文，不过就如同后世那些小文人帮着歌儿舞女填词作曲、今人编个段子一样，纯粹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而已。
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所提到的梁元帝萧绎的那篇《采莲赋》就是一首典型的艳情诗、娱乐之作，“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美则美矣，只是缺乏一些严肃的内涵。而当公元554年西魏军包围并攻破梁元帝所在的江陵时（今荆州），他在将平生所藏的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之后，说出这种话也就不奇怪了：“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①”，大有读书无用的感叹！其实，这本应归咎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书读歪了，或者说也从来没有把它们读透。
然而更可惜的是，对于当时诗歌的这种不正习气，作为皇帝的萧衍却却并不加以矫正，而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