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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魏的那些有名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这方面物质的证明。
东晋以后，上层阶级心灵的空虚也是他们热衷于佛教的一大因由，在南朝帝王和高门华胄中就有不少奉佛者，比如前面提到的宋文帝与竟陵王萧子良。萧衍本来是倾心道家的，但他耳濡目染，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极为自然，他的信仰也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深知儒学的影响其实主要限于某些士人，而且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还往往不能付诸实践；因此，于自己的巩固统治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似乎更见效用。所以他推崇佛教，其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是不难想见的。
萧衍直打奉佛以后，便在国内大兴土木，建造皇基、同泰、光宅、大爱敬等寺院，“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此时便是南朝寺院营造的登峰造极之时。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萧衍于华林园亲受菩萨戒。从此以后，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萨，所以人们称他“皇帝菩萨”。尤其，在同泰寺和阿育王寺，他还曾亲自七次讲经、十二次召开佛法大会，讲解《大般若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字三慧经》等。更过火的是，他还分别于大通元年三月（后“还宫，赦天下”）、中大通元年九月（后“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太清元年三月（后“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又大赦天下），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意欲放弃自己世俗的生活。有人怀疑他这是一种政治做秀，其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集资行为，因为奉佛建寺等开销至巨，而那些公卿们平常又都是一毛不拔的主，萧衍只好出此下策。
不过，若萧衍果真是像顺治那般了断尘俗，那或许也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伟大”、境界有多么超凡，只能说他是中国帝王中的一个异类罢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一个局外之人所能看得清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却是，正像南唐后主李煜崇佛一样，萧衍崇佛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后人便贬之为“佞佛”之举。
萧衍佞佛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首先说它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国家还要供养那么多闲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因此被大为消弱，国本被严重动摇。另一方面，整个国家上下竞相仿效皇帝，风化为之大变，而崇佛也成了富贵的捷径；只一味慈悲为怀，再加之大赦等所导致法制败坏、纲纪废弛，以至令那些不法之徒有恃无恐，连军队也丧失战斗力，将官们无所忌惮，望风而逃。适得其反，萧衍不幸地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梁武帝幻想通过对罪人之慈悲宽宥、‘为善’积福、大赦天下等行为而使罪人反观内省，自觉向善，消除现实社会的战乱和纷争，但却没有想到过分的强调仁德和慈悲而使法制形同虚设。”（《圆融二谛》）
另外，佞佛也助长了上流社会的空谈玄佛之风，而正是由于“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所以令著名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清醒地预言到南梁将步晋代空谈亡国的后尘。另一方面，佛教也腐蚀、摧残了中国固有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而当侯景做乱时，南梁大多数官员望风而逃就是明证，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议论道：“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看来佛教对于个人的修身虽然是难得的，可是于国于家，它的消极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
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就认为“梁武帝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这当是知者之论，历史证明萧衍欲以佛教改造中国、改造人心的举措是行不通的。不过有人也认为，宋文帝也佞佛，但他治下依然号称盛世；“北朝元魏政权佞佛的气氛更浓，洛阳迦蓝比建康的修筑更盛，这并不防碍北魏大军屡败梁军的战绩”（《 梁武帝及其时代》）其实，为佛教所加诸于上的南梁这一躯体更趋病态罢了，就好比同样的一副药拿去治疗同一种病，喂给身体康健者吃就见好些，而喂给虚弱者吃反而却害死了他。自然，“佞佛不是梁亡的根本原因”，而是梁朝尚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加之梁武帝的种种失策，所以“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汤用彤）。
不过，侯景的叛梁之举可能正与萧衍的佞佛心理具有直接关系，这正是我们下节的重点。
3、一场美梦引发的恶果
话说中大通二年（547）正月的一天，已经八十多岁的老翁萧衍做了一个奇特的好梦：他梦见北方的那些封疆大吏们都纳土称降，为此“中原尽平，举朝称庆”。作为一个偏居南方一隅的皇帝，梦见自己一统中国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于是他便赶紧把这个梦告知了自己的中书通事舍人（秘书）、亲信大臣朱异，并喜滋滋地对后者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昨夜感此，良足慰怀”，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这个梦应该是真实的预演。
本来，白天梦的事情多了去了，再加上当时梁朝日益衰弱、民生凋敝的现状，作为聪明人的朱异应该对皇帝的荒诞想法是清醒的。但他又一贯是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他怎么好扫了皇帝的兴，只好随声附和道：“这的确是国家统一的征兆啊！”接着，到了这天晚上，萧衍于善言殿读佛经，他的心境始终难于平静下来，这时他突然忍不住又对身边一位侍者说道：“我昨夜梦天下太平，你帮我记好这个梦吧。”他是怕自己老糊涂忘了这个茬，也说明他老人家一整天就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了。
显然，朱异对皇帝与自己的那场对话是当儿戏罢了，可是偏偏事情就有这么巧合，“以地来降”的人真的来了——来者正是侯景。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北魏已于之前分裂为了东、西魏），他因为“狡猾多计，反覆难知”，结果引起了东魏统治者高澄的猜忌，所以为求自保而以河南十三州之地投降了西魏。不过西魏也忌惮侯景的为人和实力，因此就逼迫他把军权交出来；另一面，东魏在侯景叛变后便派遣大军对他进行*，如此两面受制的侯景就只得派出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
听到侯景来降，萧衍自然喜出望外，似乎上天对他的暗示已然奏效了。不过，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同群臣们商议了一下，而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纳侯景。一来是因为侯景个人品质大有问题，二来就是因为怕惹恼了东魏，刚刚取得的和平局面怕因此付诸东流。不过在皇帝的心里，那个梦可是起了大作用的，他内心非常矛盾。
这天拂晓，皇帝起了个大早，他漫步来到了一座宫门口，嘴里还自言自语道：“我大梁朝那么强大，疆土完固，国家数十年来太平无事，接受区区一个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么不可呢？倘若被朝臣的意见误了事，岂不是后悔无及？”这件事很快就被眼线传到了朱异那里，他二十年来常随皇帝左右，且备受亲信，凭的是什么？还不是求得皇帝的欢心嘛！既然皇帝是那般相信“天命”，那为什么不顺着他的意思来呢？！只要让皇帝高兴就好，我管它那么多……
于是这个谄佞的朱异马上向皇帝献媚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仰慕？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那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侯景咱们大梁国都应付不了的话，那其他人来投奔还有希望吗？他这几句话真的点中了皇帝的命门，萧衍“深纳（朱）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其实这也是萧老头的自负在起主导作用，也许还有他的一些佛教徒的慈悲心（这就是好心办坏事，养虎遗后患）。
接着，萧衍就派出了五万人的军队前去接应侯景，可惜却被东魏军打得大败，连主将、萧衍的侄子萧渊明也成了东魏的俘虏。随后，东魏军队又把侯景打得落荒而逃，他只率步骑八百人就仓皇逃到了梁朝。“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萧衍这一来可是急坏了，果然是引火烧身了。这时，军事上得胜的东魏又向梁朝采取了外交攻势，他们叫萧渊明写信给自己的三大爷，表示只要梁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包括萧渊明在内的所有梁军战俘。其用意很明显：不是消灭侯景就是逼侯景起来造反，东魏以便坐收渔利。
当时，南梁朝廷已有不少人识破了东魏的“反间计”，他们劝说皇帝先稳住侯景再说。可是朱异又马上跳出来了，他一向深知皇帝溺于骨肉亲情，所以即使他收受了侯景派人送来的贿赂，可是仍然执意劝说皇帝与东魏和谈，以尽快甩掉侯景这块烫手的山芋，于是萧衍复信东魏道：“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而诡计多端的侯景在得报后，便上演了我们在开篇时所见到的那不可思议的悲剧的一幕……
“侯景之乱”是一场南朝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大破坏、大灾难，“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可是南梁至此元气大伤，很快便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覆灭（只留下了向西魏称臣的后梁的一隅之地）。而南梁成于萧衍亦败于萧衍，在让人痛惜于此的同时，又怎能不想到一个社会其根底的脆弱——一个人的悲剧何以能够最终演化为历史的悲剧？又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却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的症结所在，也正是需要我们今人深思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令后人缅怀不已的昭明太子
六、萧衍的儿子们
1、令后人缅怀不已的昭明太子
如果说萧衍的一生果真是那么一无是处的话，可起码他还有一个让后人铭记的儿子萧统，而也正是从此一点上言之，萧衍的一生就绝不可能真的一无是处。萧统几乎就是他那个时代一个至情至性的异数，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文化符号，他似清风朗月一般，为我们营造了一片浪漫多情、风物幽雅的南朝的瑰丽天空。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摹，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前面已经说过，当时萧衍已经37岁，可谓中年得子，足当人生一大喜。天监元年（502）冬十一月甲子，萧统就被立为皇太子，成了整个南梁万众瞩目的又一大核心人物（焦点人物若放不下，就会活得很累，何况还那么幼小）。他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儒家）五经，悉能讽诵”，可见其悟性与记性都是很不错的，确有天才的潜质。他6岁的时候就开始出居东宫，“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非常记挂老爹。当爹的晓得这个情况后，就时时安排和儿子见面，可见父子两人都是性情中人。
萧统九岁时就在寿安殿讲论《孝经》，尽通大义，讲毕，即在国学（国家的最高学府）亲行释奠礼。十二岁时，他又开始学习判案。话说有一次，他到内省去观看狱官定案，出于好奇，他便问左右道：“那个穿皂衣的是干什么的？”左右答道：“是廷尉官属。”于是他就召视他们的文书，看毕说道：“这些我都可以念，你们我能就案情进行判决吗？”有司见他年幼，就随口敷衍说可以。于是他仔细地看了下案情，思忖良久，最后便在案卷上写下了判词并签署上（将案犯）杖五十。那些案事人抱着这份判案，觉得有些左右为难，只得向皇帝请示。萧衍看过了判词，觉得儿子判得尚能符合案情，即带着笑容成全了儿子的判决。而且，从这以后，他屡次让儿子在旁听断讼狱，且每有宽纵的案情，就让仁爱的儿子判决。一方面既锻炼了儿子，一方面又为儿子捞得一个好名声。
也可谓受当时大倡文教的影响，萧统十三岁时对耆老已知尊敬，其太子洗马陆襄的母亲年将八十，他便每月派人慰问，加赐珍馐和衣物。萧统“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次在宴会等活动上作诗，“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可谓文思敏捷。当时萧衍大弘佛教，亲自讲说；作为太子的萧统深受老爹影响，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且“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又“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可见其聪明才智之出类拔萃，尤仁德无匹。普通元年（520）四月时，甘露降于慧义殿，大家都认为这是太子的至德感动了上天的缘故。
普通七年十一月，萧统的生母丁贵嫔生了病，他朝夕侍疾，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