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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一窥武帝前期的人才之盛：军事方面，出现了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旷古名将；政治方面，有公孙弘、主父偃、汲黯、张汤（尽管是个酷吏）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们；学术思想方面，则出现了董仲舒这样的一代大儒，司马迁更是不必说；文学方面，有司马相如这样的著名辞赋家；外交方面，则有沟通西域的张骞等。其中，被后世推崇为“文侠”的东方朔就是大胆向刘彻自荐的典型人物，虽然他的政治抱负并未得以真正施展，但是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和信用，并且得以留名青史。
① 两句都出自《论语》中孔子的言论。
2、有些吹牛过头的东方朔
东方朔当初也算是个很有个性的狂士，其自荐的上书中就有这样几句：“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抚养才得以长大成人。我虽然十三岁才读书，但是我的勤学刻苦却是别人所不能比的，我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就足够我受用一生的了。我十五岁学习击剑，十六岁学儒家的《诗经》、《尚书》等，诵读了其中的二十二万字。我十九岁又学习孙吴兵法和摆兵布阵……”如此等等，反正就是要向皇帝表明自己有多牛、多有素质、多全面发展；而皇帝还真就欣赏他的这份自信，不过还是觉得他有些吹得过头了，反成了大而无当之辈。
东方朔因为比较智慧、幽默，所以很会逗乐子，倒成了专门给皇帝娱乐、解闷的下贱的“俳优”（演员）之类，以至被司马迁列入了《滑稽传》。因此事实上，他虽然很有才华，但他对汉武帝的影响却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匪夷所思。
然而瑕不掩瑜，年轻的刘彻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青年、好君主，也尽管他的臣下们很少有得善终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五、儒家与武帝的文才问题
五、儒家与武帝的文才问题
1、刘彻的文学爱好从何处来
在中国古代，经子之学与文学基本是一体的，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便是文史哲不分家。黄老经典《老子》是散文诗，儒家“六经”之一的《诗经》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诵读这些经典，对于少年刘彻的文学兴趣无疑是一种大大的启蒙。
尤其，儒家强调“诗教”，即用文学艺术来实现和完成社会教化；以为帝国政治服务。比如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刘彻从小受到这种熏陶，自然也就养成了重视文学、喜爱文学和喜近文学之士的性格。
当然，还有一方面的原因，这便是祖辈的遗传。比如他的曾祖父、身为楚人的刘邦就非常喜爱楚辞、楚声，乐于意兴而作、自歌自舞，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专门提到（汉景帝“不好辞赋”，这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还不够自信）。
而也因此，一旦做了皇帝的刘彻便开始运用皇权进行倡导文学的活动。比如他创立了有采集民意之效的乐府，还不遗余力搜罗遗书及大力推广郡国之学。如果要仔细总结起来，他的崇奉文学之举则不外有以下三种表现：
第一、礼遇才士，倾慕赋家；名家司马相如的例子且不说，当时也有一位名叫枚乘的著名文士，刘彻一向倾慕其人的文名，所以等到即位之后，便专门以“安车蒲轮”征之，只可惜因枚乘年老，竟死于途中。直令他引为生平恨事。
第二、组织创作，号召天下人献赋，乃至形成了批量式“生产”；先时，刘彻的叔父、同样倾心文学、有《离骚传》和《淮南子》传世的淮南王刘安周围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文学集团，而侄子皇帝自然当仁不让，直至将叔叔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正是在这些帝王们强有力的风气带动下，在谈到汉代的文学之盛时，班固《两都赋序》中即载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大汉朝廷几成为了文学的殿堂，而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那是极其深远的。
第三、刘彻出巡时常令侍臣们即席作赋；这就等于把文学既当成了一项正式的润色鸿业的政治活动，又作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业余生活，倒和我们今天的影视剧爱好也差不多。
既然说到了这里，或许有人便会问了：汉武帝那么喜爱文学，那么他自己有什么文学创作吗？尤其，他的文学水平又如何呢？
可以肯定地说，汉武帝的确是一位热心创作的文学青年，他写诗还到宗庙里去唱，结果引得一帮大臣在背后批评他好大喜功。他的作品留存至今的大约有六篇，且都是楚辞的形式。我们且先不管他的水平如何，只说他作为一代帝王竟一点都不遵循汉家什么“温柔敦厚”的“诗教”；相反，他的文学观念深受宫廷乐舞文化的浸润，极力追求形式之美，且他是随兴而起，尽兴而歌，风格大胆，靡丽新奇，颇具惊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尤其，他的诗歌感情深沉，往往令人读之唏嘘不已，乃至悲从中来……
无疑，他应该算是一位出色的帝王文学家。
2、主动请缨的终军和以诗赋讽谏的司马相如
自汉武帝倡导文学起，就开始了中国文学史上汉赋全盛和乐府时代。
而在他那个时代，奋发有为的文学家也是不乏其人的。比如大名鼎鼎的终军，他少年时代就以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文笔优美闻名于郡中。后来到长安，有一次，朝廷需要遣使赴匈奴，终军上书自荐，乃博得汉武帝赏识，升他为谏大夫。再后来，他又自请出使当时正割据的南越，慷慨言曰：“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也就是说：请皇帝放心，只要您能赏赐我一根长长的绳子，我就一定能把南越王绑来献于您的宫阙之下。而这也即是成语“主动请缨”的出处。虽然他最终功败垂成，可那也并不是他的责任。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如此敢于任事，已经很让人刮目相看了。
再比如我们所较为熟悉的司马相如，他老兄不仅文采一流，而且倾心纵横之术（他后来的老乡李白也倾心于此），后来他在出使西南夷、稳定边疆之际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相如也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一次次地希望通过自己特别的诗赋讽谏来达到匡扶政治的目的，而且他所提到的很多大事都被刘彻所采纳（如《上林赋》中提到的改制一事）。后来他因病闲居，可也总忘不掉向刘彻进言，以期纠偏补弊。
终军与司马相如等人一齐成了那个传奇时代的象征和代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1）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
1、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匈奴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很难细数，而且我们并不是很容易就感受得到他治国理政的那种积极的热情，只能略窥其一斑罢了。
汉武帝执法严明，“不别亲疏，不别贵贱”，女儿犯法也要赐死；他大兴酷吏政治，以至株连无辜，倒也有些走向了反面。但是，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其执政中贯彻着儒家以“德教”化人的精神。
以《春秋》决狱和不断赦免罪人、刑徒即说明，汉武帝重法治和尊儒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所谓“外施仁义”，而这一点便是他与秦始皇等只知道严刑峻法治国的皇帝的莫大区别。
尤其需要一说的还是军事方面，尤其在反击匈奴方面。可以说，在当时匈奴就是悬在大汉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除掉它是不可想象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不得不向匈奴人采取了屈辱的“和亲”政策，可即使是这样，匈奴人仍然不断对大汉边境进行袭扰，到处杀人放火。
而刘邦死后，此时已不可一世的冒顿单于便给当时的吕后修书一封，其中道：“而今你守寡，我独居，咱们两个做主子的都不开心，身边也没有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人，不如咱们两个就凑到一起彼此添些乐子吧”，并声称要到中原走上一遭。很明显，他这是在调戏做了寡妇的吕后。这种充满挑衅性的无礼举动自然是为人刚毅的吕后所绝不能容忍的，但久经考验、殊非常人的吕后左思右想，在仔细地权衡了形势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克制住了忿怒的情绪并低下了自己那颗高贵的头，她于是回信冒顿道：“我而今已经年老色衰了，头发牙齿也都脱落了不少，走路也不大稳当了。单于您不要听别人乱讲，免得有损了您的圣名，我一个老婆子可不配服侍您的。而且我们中原本不是什么好地方，又没有冒犯您，您还是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后简直是在卑词下气地乞求冒顿的哀怜，而且汉朝每年又都有大批的财物奉上，因此双方倒也维系了短暂的和平局面，虽然中、小规模的冲突总是不断。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仍然在委曲求全，匈奴人的进攻和挑衅也在不断升级，大汉的百姓没有安全感不说，国家也根本无从谈及什么长治久安。卧榻之侧尚且不许他人酣睡，更何况有人拿着把刀正对着自己。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这也是刘彻的个性使然。最终，在汉武帝统治前期，通过七次大规模的伐匈之战，匈奴对于汉朝的巨大威胁才被基本解除。尤其是元狩四年（前119）的漠北之战，消灭、俘虏了匈奴军民达十八万之众（估计那时匈奴的总人口也不过百万），是对于匈奴之战的空前胜利；而且此战也将匈奴的势力清除到大漠以北，从此匈奴“漠南无王庭”。这正应了那句江湖名言：出来混的，迟早都是要还的。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汉方的胜利并不是侥幸和随意的，而是在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代价之后才有幸获得的，比如漠北之战，除了数万将士的性命之外，汉方仅损失马匹一项就高达十一万匹（出塞时总共才十四万）。不能不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名将的出色指挥仅仅是保证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根本方面还是在于汉匈之战的实力较量和表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然而，汉人从此便得以扬眉吐气，终汉武之世，匈奴人再也没有实力足以同大汉相抗衡了。仇恨是需要积累的，威势也是需要积累的，所以后来汉元帝时的将军陈汤①才有底气说出了那句足以振奋国威的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① 陈汤也算是个奇才，当时匈奴势力猖獗于西域，于是陈汤便说动了西域都护府校尉甘延寿（陈为副职），未经朝廷允许便于建昭三年（前36）出兵西域。经过一番较量，大汉远征军取得大胜，消灭了匈奴郅支单于及以下数千人，一举荡平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2）
2、把社会风气带坏了的皇帝
在费尽艰难地解除了匈奴的巨大威胁之后，刘彻的统治也由此进入到了鼎盛时期。
后来，他在派人成功征服西域的大宛国、迫使大宛国王献出汗血宝马时，就曾以健拔豪迈、欣然自得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西极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骄傲的心情溢于言表，而这也是他“内多欲”的外在表现。刘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任用的往往都是一些比较平庸的丞相（武将方面则尽量重用外戚，卫青、霍去病创立奇功也不是偶然），而长远来看这样显然是不利的。而且，这样对他的权力也就没什么制约，他可以为所欲为。
自从“漠北之战”之战后，汉匈两家都暂时消停了下来，这样刘彻也就有了时间四处出游，以秦始皇为榜样，刘彻仅向东去巡海（求神仙）就有七次之多。他自己倒是风光、快活了，可也很是劳民伤财。
刘彻生活作风奢侈淫靡，除了遴选大量女子充实自己的后宫外，也热衷于大兴土木。东方朔也觉得他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批评道：“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宫），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也。”不仅最后都要由老百姓来买单，关键也在于带坏了社会风气，使民风不再朴质，后面董仲舒的上书就会验证东方朔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