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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支贴身“拐杖”，杜桂兰感到盲人沉沉无边的黑暗中显现了一片光明，不仅少摔了一些跤，而且孤单寂寞也减轻了许多。手牵手，心贴心，晓冷暖，知甘苦，患难与共，母女俩就是这样搀扶着坚强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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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心相牵
2003年初秋，刘芳艳考上大学必须离开家乡，远赴荆门读书。
“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是一个从未走出过黄土高原的女孩子？与此同时，女儿对母亲的牵挂，更是寝食难安。如果是换了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一部手机就能让母女亲切交谈，宛若促膝。但是刘家是不敢奢想的。当我们江汉平原户平手机超过部的时候，刘家三人谁都不曾有过手机，即便在外打工的刘仓也是如此。怎么办？刘芳艳想了一个办法：将电话打到村里离家最近的有电话的人家，约定时间，叫母亲按时去接听电话，听到女儿叫唤妈妈的“原声”。
女儿这边，每当拨通电话，对着听筒叫一声“妈妈！”时总是禁不住泪水涟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经过情绪调整，她才能回复到正常状态，想起自己得赶紧问母亲的身体怎么样，病过没有，看没看过医生，家里的面粉吃完了没有，并告诉母亲，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都好，请母亲不要放心不下。
一个月打一两次电话，电波将母女俩拉近了，把女儿的孝心送到了母亲的身边，送进了母亲的心田。打一个电话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记得给父母打个电话问声好呢？“为长者折枝”这样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好多人都不愿去做了。刘芳艳却懂得母亲的心思。
心急如焚
历史上有一个“啮指痛心”的故事：曾参入山打柴，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参觉得心痛，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了家中，正所谓母子连心。
2005年5月的一天，刘芳艳上课时总是心神不宁，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她想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一下课，她立即去给母亲打电话，可是电话的主人告诉她，母亲上山打柴时摔伤了，不能来接电话了。刘芳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怎么，我妈摔伤了？摔得重吗？”接电话的阿姨说不太清楚详情，只知道是刘芳艳的堂哥路过一个山坡时，发现了她那滚到山坡下的母亲，才将其背回家去。刘芳艳心急如焚，她迫切地想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便央求阿姨去通知堂哥明天上午11时来接听电话。
第二天上午11时，刘芳艳与堂哥的长途电话准时接通。
原来，母亲是独自上山拾柴时，一不小心，从山坡上摔倒，滚到十米多深的山沟里，头部、腿部、腰部多处摔伤，但未伤及骨骼。堂哥出门时，发现了在山沟里呻吟的五妈（刘芳艳的母亲），就把她背到村诊所去作了检查，发现除了外伤，没有其他内伤，进行了包扎涂药后将她送回家。现在她除了疼痛还未完全消除外，没有其他影响。堂哥叮嘱她不要担心母亲，要安心学习。并告诉她，他会经常过去照顾老人的。
放下电话，刘芳艳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同学们见她如此悲切，纷纷围拢来问她原委。得知情况后，便安慰她：没有伤筋动骨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劝她不要过分伤心。他们约她去吃午饭，她没能吃下去，动了一下筷子，就再也没有食欲了。
那天晚上，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难以入睡，寒假回家时见到母亲时的那一幕幕孤苦伶仃的惨状像放电影一样映现在她的脑海里：
那天，当她踏进家门时，本想给母亲一个惊喜，于是蹑手蹑脚地进门，可是屋里没人。来到卧房一看，母亲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炕上，炕里没有生火，零下十几度的气温，炕上冰冷冰冷的。厨房里也没有任何菜，只有几个冷馒头扔在那儿……
她决定再也不能让母亲一个人这样孤苦无助地留在家里了！
第二天，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休学，带着母亲去打工，等攒够了学费，再将母亲带在身边，边照顾母亲边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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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休学
主意已定，刘芳艳马上向老师递交了休学申请书。
老师问她：“申请休学与家人商量过吗？他们同意吗？”
“这件事我完全可以作主，不需与家人商量。”
“学费问题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一定要休学去打工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只差一年就要毕业了，因为休学而耽误一年，这个代价你应该慎重考虑。”
“对我来说，一生还有许许多多的一年，迟一年毕业没什么关系；但我母亲没人赡养，没人照顾，又没有生活来源。她还能有几个一年呢？所以我没有退路，只好休学了带着她去打工，等挣够了学费和我们母女俩生活所必需的费用，我会带着母亲回到学校来重新完成学业的。”
学业和老母亲，哪一个刘芳艳都不忍心丢弃，所以她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老师将刘芳艳的休学申请递交给学校教务处，并就她的学习情况和家庭的实际困难向教务处作了专门汇报。
申请休学，这在大学里是有的，但通常是一些因患病而不能继续学习的学生。申请休学去打工挣钱来解决学费和赡养母亲，这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还是第一例。
学校经过认真研究，觉得刘芳艳同学的说法有道理：自己的生命长河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一年，但老母亲却是活一年少一年。所以特事特办，学校批准了她的休学申请。
2005年放暑假，刘芳艳回到母亲身边，这时，母亲的伤已经痊愈了。见到瘦了一圈的母亲，刘芳艳扑进母亲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母亲抱着女儿，拍着她的肩膀说：“别哭，别哭，妈的伤已经好了，见了妈该笑哩，还哭个什么嘛！”
母亲越是这样劝，她越是抽泣得厉害，感到心里钻心的疼。
当她把准备休学和准备带着母亲一起出去打工的事告诉她老人家时，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她反复说明休学并不是退学，只是迟一年毕业，等挣够了学费还要继续去读书，这才勉强说服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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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母打工
盛夏的一天，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大道宝哥台北臭臭锅火锅店迎进了两位特殊的打工者—— 一个穿着很土气的女孩，一看就知道是山里人，脸被焦灼的太阳晒得黑红，但透出秀气、聪慧与坚韧。她一只手牵着一位盲人老太太，一只手拎着一个小布包。女孩子告诉店老板，老人是她的母亲，因家里没人照顾，就带在身边打工。夏天的火锅店不十分需要人手。但是看着这对母女，看着女孩那恳切的目光，店老板接受了她们。这就是刘芳艳第一天带着母亲来找工的情景，接受母女俩的是祝承曼女士。
2005年5月，刘芳艳休学后，准备携带母亲外出打工，她首选的是天津，因为连续两个暑假她都在天津打过工，带着母亲，耽搁不起，这里轻车熟路，比到陌生的城市去瞎碰瞎撞把握要大一些。
只是她有自己的主见，每一次来打工，不在同一家店。她想，权当是一次社会实践吧，多在一家店里打过工，就多接触了一位老板，多结了些人缘，多了解了些社会。
她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一天收费仅10元的小旅馆办了住宿登记后，就牵着母亲来到滨江大道。因为她清楚，天津最繁华的区域是和平区，和平区最繁华的街道是滨江大道。往最繁华的地方跑，一是工作好找一些，二是繁华街道店家的效益好，打工的待遇肯定相应地也好一些。
沿街一路走，一路看招聘广告，哪里需要用人，就进去谈。大半天功夫，就在一个名字怪怪的店铺——宝哥台北臭臭锅火锅店谈定了打工的事。
祝经理让她们母女俩在店里二楼一个小房间里住下了，刘芳艳就在这里当起了服务员。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活，不停地端盘子，导致右手得了腱鞘炎，至今仍然鼓着一个大包。
火锅店的领班席艳艳直言不讳地讲述了她们之间发生的一点小误会：经理收留了她以后，我们服务员都有点疑惑，她妈妈快60岁了，怎么她才20岁？哪有出来打工还带着妈妈的，这两个人不会是骗子吧？
服务员们的议论，刘芳艳可能察觉了。一天晚上，店里打烊了，祝经理准备回家，刘芳艳悄悄来到她的身边，说有话想跟她谈谈。
她将自己的全部情况告诉了祝经理：爸爸病逝了，哥哥离家出走。自己在湖北上大学，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供她上学，只有出来打工挣学费，等赚到学费后，再回去继续读书。祝经理十分同情她曲折的经历和不幸的身世。就对她说：你和你妈妈就住在这里，就把我这里当成你们的家。店里的伙伴知道了她的身世后，对她的疑虑也消除了，把杜妈妈当成了自己的妈妈一样看待。
装上假牙
刘芳艳的母亲杜桂兰从23岁起就开始掉牙。丈夫去世后，她一下子又苍老了许多，平添了许多白发，牙也掉得一颗不剩了。
刘芳艳心里急：妈从3岁起眼睛就看不见，从我懂事起妈就没有一口好牙齿，现在掉得一颗不剩了，真是苦上加苦，应该给母亲装上假牙。
2005年4月，刘芳艳因患病，请了一段时间病假，回家养病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她在学校打扫教室领取的900元劳务费，还剩下三四百元，她要回去带母亲到医院去装假牙。
说是回去养病，她哪里舍得花钱给自己治病？她觉得年轻人，扛得住就扛。但母亲装牙齿的事不能拖了。她把这事给母亲一说，母亲怎么也不同意。年轻时缺牙都过来了，人都老了，活了今天谁知有没有明天，花这个冤枉钱干嘛？
“我的妈呀，你没有牙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吃，整天靠玉米糊糊过日子，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要垮的。哥出去后，你是我身边惟一的亲人呀，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呀！”
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让母亲同意装牙。她带母亲到县医院花了200元给母亲装了一口假牙。
装了假牙后，杜桂兰开始不习惯，嘴口疼痛，东西也不能吃。她将牙齿卸下来后就不想再装上去。刘芳艳像劝小孩子一样劝她：“医生说了，新装了牙，一定得有个适应的过程，不习惯才是正常的。你一定要忍受一下疼痛，慢慢适应，习惯就好了。”
她总是督促母亲洗漱后及时将牙齿安放上去。坚持了一两个月，母亲完全习惯了。2005年8月，当她带着母亲外出打工时，母亲已经连麻花、烤饼等食物都能吃了。
连一双鞋、一件衣服也舍不得买，却舍得花200元钱为母亲装上满口假牙，其孝莫大焉！
携母求学
2006年春节过完，刘芳艳决定告别天津宝哥台北臭臭锅火锅店，携带母亲到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完成学业。当她将想法告诉母亲时，母亲同意女儿回去上学，但不同意跟着女儿一道去。母女俩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回去上学，把我送回老家就行了，我不跟着你去上学。”
“不行，我到哪，必须将你带到哪，我不能再将你孤伶伶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习惯了在老家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了。”
“你不在我身边，我上课老是走神，学得不安稳。”
“反正我不想跟着你了。”
“你不跟着我去读书，我就不读书了……”
上次带着母亲出来打工，也是好不容易让老人家“出山”，好说歹说总算是说动了母亲的心。这次看来难度更大了。
其实，刘芳艳心里清楚，作为一位年近六旬的盲母，所谓不习惯只不过是她的托辞。她孤苦伶仃一人生活在山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啃冷馍，睡冷炕，她怎么就偏偏习惯那种凄苦的生活呢？老人家只不过是担心自己成了孩子的累赘，这才是她的真实想法。
始终为对方着想，这是刘芳艳母女情结的根本内核。
在中国民谚中，有两条极度对立的俗语：一条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另一条是说读大学的孩子“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在刘芳艳心中，母亲就是母亲，即使又矮又瞎，老态龙钟，也丝毫无损于我，只有将母亲孤单地扔在黄土高坡上，那才叫我寝食难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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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图报
贫寒家庭出身的刘芳艳，对娘辛苦的体会更深，尤其是她母亲是个盲人，抚养孩子就更难。
直到上大学，开始利用暑假打工后，每当节日，刘芳艳总是用辛苦挣来的微薄的劳务费给母亲买点糖果、奶粉、火腿肠、月饼等物品，寄回家孝敬母亲。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我们采访杜妈妈的时候，老人家能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