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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足。但如果在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你能居陋而不改其乐，你就会享受真正属于你的高等教育，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还是回到郑先生对北大的评价。他说北大是一流，理由不是北大有气派的大楼，豪华的校门，或者什么名教授。他的理由，是北大到处都是在路灯底下看书的“君子”。这一点，实在值得每个北大的学生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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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粪”教给我了什么？（1）
大概是一年前吧，大学生“淘粪”让媒体很是热闹了一通。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和《掏粪乃国学》，都收到本节的附录里，供大家参考。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当时所谓大学生“淘粪”并非准确的新闻。人家企业招收的是化粪池业务员。但在许多人看来，大学生就不能沾一个“粪”字。我的文章正是针对这种心态而发，指出大学生有些淘粪的经验，比学什么高尔夫对人生要更有意义。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后，引起一些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条说：“你淘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先去淘粪试试的声音响成一片。
我是个城里人，像农民那样淘粪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粪”定义得宽泛些，我确实淘过，而且一生受益。这是我北大生活值得回忆的一段。
我“淘粪”，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住在32楼。当时一个宿舍六个人，一层楼有三四十个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厕所就两个。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几道墙横向截断，下面则是通着的；而且冲水系统经常失灵，大便池也频频因超载而被堵。一天下来，二百多人的粪便，就堆在这两道坑里。晚上即使停电，你也不愁找不到厕所，反正老远味道就闻到了。原来一直是工友负责清扫，后来学校也许是想让学生锻炼一下，顺便给低收入家庭的同学创造些工作机会，就把这种工作向学生开放。我立即报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个月，学校就不让我干了。理由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需要这个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机关当个局长，按级别算高干，在那计划经济的年月几乎是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学抢这个工作，实在不像话。虽然失望，也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有些女生宿舍楼没有学生肯干这个，也许是北大的女孩子放不下这个架子吧。我于是声称：“男生给女生清扫厕所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去干！”听的人一笑置之，没有人会和我认真。
可见，我对“淘粪”，有着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种。我从小读书不争气。在上中学时，抗日打游击出身的老爹总教训我：“我们当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吗？不要说那个了，我现在一个月170块的工资，你妈妈也是国家机关干部。咱们家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工人挣多少，三十几块。再看看农民怎么过，你都想象不出来。换了人家的处境你能行吗？”等进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农村来的室友们，是在油灯下读书考进来的！由此，我心里渐渐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时，我对北大人那种自负也渐不以为然。那年月上大学不容易，上北大更风光。比如1979年我高考时，在北京27个考生才有一个能被录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门时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现在想起来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几岁的孩子，能不飘飘然吗？许多同学，大概都是这么越来越飘，自以为是国家栋梁了。但时间一久，这种北大文化就让我生厌，觉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几。怎么才能知道呢？还是从清扫厕所开始吧。
我总说，大学是一个人的“精神账户”，你一辈子都要不断回来“提款”的。大学经验影响人的一生，我“淘粪”的经验也不例外。这种经验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和最穷最苦的人都一样是人，只要是人家能干的事情，你就能干，而且可以高高兴兴地干。生活为什么不能从那里起步呢？在1989年我28岁时，因为人生事业的突变，夫妻双双决定学英语出国读书。妻子天赋高过一头，1993年就到耶鲁读博士去了。我则托福考得不理想，哪个学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跟着陪读出来。当时许多在美国的朋友说：“千万别出来呀！你在国内多少还是个人物，出来则什么都不是，给老婆做做饭而已，况且经济上没有保障。20出头还可以，但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这种心理落差会让你受不了。许多人像你这么出来的，后来压抑得不得了。”我则不明白：为什么20出头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还不是个架子问题吗？我不端这个成功人士的架子，执意出来了。记得当年同机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读去的，只有我一个是男士。她们戏称我是娘子军的“党代表”。 txt小说上传分享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2）
来美后，确实看到许多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国内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则每天欢天喜地，称自己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为什么呢？我的结论是：我是个能“淘粪”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摆，有什么机会都要试试，而且都很珍惜。结果时间一久，反而大有收获。我打过几天工，还挺高兴，体会不到从给报纸写文章到干粗活的心理落差。我开始学日文时已经36岁，身边坐着的女孩子居然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沦落”了。读博士最后那两年，因为小女出生，又没有正式收入，还跟着穷人排队领过食物券。“9？11”的场面，就是在排这种长队时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些都被我视为可贵的人生经验。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则多是淘不了粪的。特别是三四十岁，受了精英的教育，在国内又是个“人物”的，一出来适应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甚至有了读常青藤的机会，还觉得年纪一大把地当学生心理不平衡，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废了自己。
如今这80后，不仅是独生子女，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经历过匮乏和贫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产阶层子弟）。2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至少我自己会这么做。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的工作而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其实，大学生淘粪和前不久的所谓硕士生杀猪等，全是评论者的误会。人家企业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说是“白领”。只不过企业要求这些“白领”从基层的实践起步而已。媒体和各种专家对此的误读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知道什么是培养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径；第二，整个社会的观念结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则跟不上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冲杀的企业，还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观念结构之中。
我们不妨从第二点讲起，因为传统观念确实是媒体为正当的现代经营管理而大惊小怪的缘由。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不过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侪。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既然谈传统，就不妨先随手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顶峰。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举，就像现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学一样。结果社会上遍地是举子。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传统。有人估计，当时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大致维持在50万之众的水平上，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精英”多了。有此资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记，算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说，亦有各种特权，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换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干部编制了。想想看，明清两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50万秀才，几百年、十几代下来，大致也是快千万人了。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当时帝国行政最低一级大致是县，全国就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可见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挤破门，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过是一种身份，并不具备当官的资格。要想当官，必须成为举人才行，而且即使是举人，饭碗也没有保证。那么，当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对社会贡献又如何呢？当时地方政府的吏治之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见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考了高分、当了官的人，实在也是乏善可陈。而在接近千万之众的秀才中，既没有官做不说，大部分也没有其他成就留下来。他们多只能皓首穷经，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个孔乙己的下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3）
在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读书人淘粪是否算是出路？在那个时代，这要比现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几个异数。甘心这么做的，还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农书》。大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心思都在科举上，使我们这个最大的农业国家在这一时代的农书数量非常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氏农书》也就更显得珍贵了。此书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难细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乡绅，是否有科举的功名不甚清楚，但显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为当地之大户。他隐居江南乡下务农，随手写下这本务农手册，大概是供经营自己的农场之用。读此书便知，他是个淘粪好手，不仅告诉你到哪里买粪、怎么运粪、各种粪的用法和效能，还非常细致地教导你粪应该如何搅拌、怎么观察粪的颜色变化等，谈拌粪如同谈酿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根据其书的记载，他耕种的土地亩产在当时几乎是最高的。说他是个成功的农业CEO，绝非言过其实。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龚自珍、魏源等都属于“经世致用”派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家贫，亲自务农，想来也是淘过粪的。在他的笔记《安吴四种》中，就写到粪池的修造以及粪的种种好处，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粪池，使得水田得益，产量高不说，也使环境清洁。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异数。他们学问不错，特别是包士臣，诗词文章俱佳，书法也颇有成就，很为士林所重。但是，从今天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还是讲大粪、海运等非传统的“经济之学”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册农书，虽不入当时士林之主流，但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的经典，其价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辈所著的万卷诗书。
他们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传统士大夫那种“读书、考试、做官”的“事业格局”。在科举之下，你当官的正途是苦读四书五经，然后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被派个官做。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才管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没有实践经验，在法律、财政等关键的行政技能方面没有任何训练，甚至因为不通方言，和当地百姓无法直接沟通。中国古代政治之破败、官僚之无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今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本不应该歧视动手的实用技艺，不应该鄙视劳动。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还是继承了这种陈腐的科举价值观念。比如，几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为北大毕业生还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称北大学生都是国家一流人才，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