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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香港当时陷入的“水荒”。今天给香港的这个供水系统由七个行政法规管理，是中国行政法规管理最多、最严格的供水系统。这种政治责任在香港回归之后变成了“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策，由此中央不断出台支持香港经济的政策。可从法律的角度讲，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从前应是港英政府的责任，现在“一国两制”下也应是特区政府的责任。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金融、税收和经济决策权，怎么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要长期保持？
面临这些困惑，和当年不收回香港的政策一样，是难以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来解释的。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可这种超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然而，正是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难以解释的关键点上，恰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思考实际上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天下观念。
“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五月的麦地》）诗人海子就像一个先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唱出了今天中国人的无奈和忧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拥抱西方的时候，只有海子“孤独一人”歌唱中国，而今天我们面对着经济的崛起，却依然要陷入“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的忧伤。我们在治理香港过程中困难重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对人权法治、民主普选这些西方概念出现了失语状态，导致争取人心回归进展缓慢。因为争取人心不仅仅是给经济实惠所能实现的，最终要面对争取人心领地的文化战争。因此，无论是处理香港问题，还是实现中国崛起，也许都要有比当年中苏论战更为严肃的态度、更为顽强的政治意志、更为强大的哲学能力唱响“中国诗歌”，争夺文化领导权，夺回人心中的领地。
二○○七年三月于港岛西环
（《香江五十年忆往》，金尧如著，香港：金尧如基金会二○○五年出版）
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五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3期
一八六○年，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对此，法国作家雨果愤怒谴责：“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是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事隔三十年后，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获得新界九十九年租期，但其中明确规定九龙城内驻扎的中国官员可在城内各司其职，“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从此，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给英国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龙城这一小块地方，是因为九龙城寨于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九龙城寨起源于宋代，明朝开始在此驻扎军队，清代已成为巩固帝国南部海防的重要基地，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获得港岛，九龙城就成为清政府防范英国扩张的前沿阵地而不断巩固，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加固了炮台。在此后，中英和平相处的岁月中，九龙城最突出的作用恐怕在于清剿海盗。由于广州是大清帝国与西方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中国海盗一直袭击着西方往来的商船。如果说在欧洲历史上，海盗开辟了海洋世界，打通了英国这个海洋帝国通向世界的通道，那么在大清帝国的眼里，海盗是不折不扣的大陆秩序的骚扰者。当时帝国庞大商业贸易掌握在官方的手中（即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海盗变得不可饶恕。如果说大英帝国最后继承了欧洲海盗的遗产，那么，清朝这个大陆帝国之所以臣服于大英帝国，恐怕从自己清剿海盗开始。
九龙城寨的官兵们有着丰富的清剿海盗的经验。早在一八○九年就清剿了当时有名的海盗张保仔。在鸦片战争前后，海盗异常活跃，其中最大的势力是十五仔和徐亚保，前者大约有一百艘海盗船，后者大约有六十艘。清政府“剿抚兼施”，迫使十五仔投诚受招安。徐亚保投诚后，因其曾杀死两个调戏中国妇女的英兵，被港英政府起诉判处无期徒刑。但“徐以不甘受辱，竟于四月二日晨在狱候期起解中自缢身死”。这段文字出现在马沅撰写的《防御海盗事略》中。中国海盗至此绝迹了，大清帝国也开始走向崩溃。
剿灭海盗之后，清政府与英国和平相处。海防暂时无虞，陆疆陷入危机。十九世纪后半段，中俄就陆地领土签订了许多条约。在谈判中，清政府有许多创新，比如在给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就保留金州城由中国人自行治理。这种做法也自然用在了新界，保留九龙城归中国人治理。
这种做法在于通过这些据点标志中国对整个租界的主权，有助于租约届满收回租界。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够保证主权的依然是国家实力。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英国政府以九龙城寨内的清军妨碍武备为由，派出英国皇家韦尔斯火枪队及香港志愿队几百名士兵进攻九龙城寨，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战败，百多名平民被驱逐。
五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抗议英国出兵九龙城的行动违反条约，要求撤军。但英国毫不理会，不但派军长驻九龙城，甚至由英国枢密院颁布新界敕令，单方面宣布九龙城也是女王陛下的殖民地，并在港英政府的宪报上公布，将其占领合法化。一九○○年，李鸿章赴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途经香港与港督交涉九龙城的主权问题，但没有任何结果。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政府最后放弃了占领九龙城，只是将掳掠的两扇城寨大门，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九龙城寨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为什么英军不继续占领九龙城寨？为什么英国人在清政府抗议中占领的九龙城寨，反而在清政府瓦解了，中国陷入内战、无人关心九龙城的情况下，主动撤离了城寨，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了一块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地盘呢？和火烧圆明园相比，前后不过四十年时间，大英帝国怎么就一下子从烧杀抢掠的强盗，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我搜寻各种历史资料，找不到明确答案。从时间上推算，港英政府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龙城寨前后，创办了香港大学。
从占领香港以来，英国把香港作为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基地，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对教育也没有兴趣。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刻的西方政治家都力图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废科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统治阶层失去了吸纳精英的渠道，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传承的机制。谁掌握了中国的教育，就掌握了中国精英，谁掌握了中国精英，就掌握了中国的统治权。由于甲午战争，日本捷足先登，大批中国精英留日，日本人也纷纷进入北京、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美国政府干脆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的善举背后是帝国的雄心。比较之下，老牌的大英帝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中国邮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呼吁“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社论概述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消长后指出：
日本政府正花费巨额金钱，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在此点上，日本人是够聪明的。远在日俄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事期间，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传播者。战后，这些传播者数量必更大增。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现代教育。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在北京他们更在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学。……在香港设立大学，会成为一项帝国的投资，对于英国的繁荣来说，为此目标使用一笔公费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说的：“二十世纪的远东是属于日本的。”（冯可强：《帝国大学：从历史看香港大学的本质》，转引自《香港教育透视》，206—207页，下引此文只标明页码）三天后，《中国邮报》在社论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国家投资”，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做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小军队，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他在一九○七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港大，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
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学奠基。卢押在奠基礼上自豪地宣布：“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指中国内地——引者），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历史会记载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当后世史学家评价东方世界发展时，他们会指着在地图上只有一粒尘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心，它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国家。”（208页）第二年，香港大学正式开办，卢押在开幕礼的演讲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宗旨：一是“为中国而立”，即让中国求学西方的人免受远涉重洋、背井离乡之苦；二是“沟通中西文化”。卢押的第一次演讲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扬帝国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讲是对港大师生说的，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演讲中，他也隐讳地讲道：“如果这间大学依照它的创办者所订下的正确方向发展，我怀疑在出席今次盛会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深切了解到我们现在展开的工作怎样重要；这间大学可能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205页）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香港大学奠基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一九一一年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紧接着就是“五四”的启蒙救亡运动，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展开，反英、反帝运动风起云涌，港大“为中国而立”的目标彻底破产了。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为香港社会服务”。一所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学”。但这没有改变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麦考利（Macaulay）勋爵的名言来说：“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使之成为我们（英国政府）及治下广大子民的传译者，这个阶级，有印度人的血统，印度人的肤色，但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转引自谢家驹文，51页）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养出这样的“小英国人”，才能被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参与到殖民统治中共同“搞好民族关系”。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成为思想正统。钱穆、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分子涌入香港，他们心怀“为故国招魂”的文明使命，以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国文化的命脉。为此，他们于一九四九年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又产生崇基、联合等书院，并提出要建立中文为媒介的大学。这样的设想引起了要不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辩论。钱穆等人认为，香港应当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理应创立中文大学。一九五八年，张君劢等人在香港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
起初，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