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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制置使张俊，反应也非常快，在第一时间从坐镇的绍兴赶到了宁波护驾。
宁波，是浙江省东部偏北的军事重镇，通过一条甬江与濒临浙江省东部的东海相通。
虽然有象老张这样的得力干将保驾护航，可赵老九还是感到缺少安全感，为避敌锋芒，决定客串一把渔民，把办公室搬到海上去办公。
在临去甬江出海口、今天宁波市东部的镇海区以前，赵老九对张俊非常动情地委以重任：“阿俊，还记得1129年的那个夏天吗？要不是你第一个站出来勤王（指*苗刘兵变），恐怕我早不是NO1了。但现在咱们的大盘不好，如果你拿我当弱智儿童，舍弃朕，那你以前的业绩就按充公处理。如果你能打赢眼前这一仗，那日后我必授予将军王爵的称号。”老张听了感激涕零：“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129年12月底，张俊率军与杀到明州城下的女真兵发生激战。此前连战连捷的金军却屡攻不克，在疲软后竟决定屈尊招降张俊：“如果将军愿意和我们穿一条裤子，基本工资最损翻一番。”结果这种毫无诱惑力的诱惑，比较意外地遭到了老张的白眼：“老子本来就是打白条的土匪出身，现在想让我改户口走回头路，参加少数民族的黑社会，门都没有。”
经过几天的恶战，张俊在完成断后任务后全身而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宁波 ——一个梦开始的地方（2）
《宋史》中对明州保卫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并不吝啬的赞美之词中却又有比较明显的吹牛之嫌。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此战是一场中等规模的接触战。1129年12月，渡过长江的金中路军主帅完颜宗弼占领浙江杭州后，主力部队并未再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 ，而是令人费解地仅仅派出了一支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购房团”规模的约四千人的队伍做前锋，追击宋高宗赵构到明州城下。给人的感觉似乎不是要聚歼已成惊弓之鸟的赵老九，而是要对尚有重兵保驾的赵构来个跟踪报道。
当时在明州参战的宋军主要有三支：
1。浙东制置使张俊所部；
2。殿前司公事李质所部，也就是皇家警备队部分成员；
3。明州知州刘洪道率领的本地官兵。
三支宋军总数如无太大意外，估计不会少于万人。所以如果单纯从人数做比较，宋军占有绝对不是微弱的优势。金军于1129年12月29日、1130年正月初二向明州发起了两次进攻，均遭遇失败。据宋廷史料记载，金军第一次被歼灭数千人、第二次被“杀伤大当”。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如果被吃掉几千人，根本没有能力在仅隔一天后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因此，南宋方面的著录对明州之战的描述明显有虚美、不实之词。
“明州之战”，最后以南宋军队安全转移而宣告结束。虽然此战仅仅是一场局部的胜利，而且最后还是在金军主力姗姗来迟后把宁波给丢了，但历史意义却比较大：
1．为逃往到东海的赵老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宋廷领导核心的安全转移。
2．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并未采取比较擅长的据城以守，而是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主动出击，结结实实地给了耀武扬威进入南中国的金兵两棒子，所以被列为南宋十三处中兴武功之首。
《宋史》中对这场胜利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宋）军势稍张矣”。
打土匪；拿手好戏；平流寇；为国分忧
张俊1131年做为主帅平定江淮的游寇。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制浙江之命者不在浙江，而在江淮”。卧薪尝胆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有耳闻，它来自于越王勾践的传说。勾践虽然来了个“性贿赂”，献上浙江诸暨的第一名牌地产——美女西施，迷惑吴王夫差，终于灭掉强大的吴国，定鼎于今天长江下游南岸的江浙一带，成为春秋时期倒数第一代霸主。但终因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俗称江淮的地区，为楚国领土，而最终亡国。因此，稳定江淮，无异于保住了定都于浙江杭州的南宋命根子，避免了吴、越亡国的历史悲剧重演，这是张铁山的一大历史功绩。
张俊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破金军主力，彪炳史册的经典战例流传于世，但对付二狗子伪齐军，倒还颇有一套，堪称捏软柿子高手。1136年，在今天安徽省的越家坊、李家湾一带，大破十万伪齐军，倒也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当然，老张也有马失前蹄掉链子的时候。1141年，金军进攻淮西，作为保卫淮西的三军总指挥，张铁山判断失误，犯了冒进主义错误，先锋部队在安徽毫州城西中了埋伏，前来参战的南宋三万中央警备军，几乎全部成了淮河岸边的肥料
愿做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1）
张俊能够从普通片警成长为国防部长——枢密使，并且得以善终，安度晚年，除了悍将军功，还主要缘于老张本人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最明显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苗、刘兵变”：
“苗、刘兵变”是南宋建立初年一次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的军事政变。因为参加者多是皇家警备队成员，所以也可称作是一次比较标准的“宫廷政变”。
兵变中的两位当之无愧的男主角——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司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都是北宋末年的将门之后，也就是俗称的“革命军人”后裔，属于“根正苗红”那伙的。
虽然兵变的起因较为复杂，以“头绪多”而著称，但主要还是这二位与御营司都统制王渊之间的矛盾发生激化所致……
苗、刘二将不仅是“上面有人”的“高干子弟”，而且追随宋高宗赵构较早。然而，却被出自“草根家庭”的王渊来了个百分百的标准“反超”。
1126年12月16日，当时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逃到了“北京”大名府。时任河北邢台守臣的梁祖杨听说大元帅至，忙率领包括苗傅在内的一干诸将前来投奔。从此，履历不错的小苗成为了“正愁人手不够”的赵构麾下的一员大将。而曾经有过不太光彩战斗经历的王渊 ，则是在1127年2月下旬大元帅府转移到山东济宁时，才率领部分山西军马来会合。
因此，如果以先后顺序作为考查资格的唯一标准，捷足先登的苗傅显然略胜一筹。
据《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记载，“上（指赵构）初开府时，傅（指苗傅）为右军统制官，与杨惟忠比肩。如王渊、张俊、韩世忠，皆出其下者。”
宋高宗赵构在去当时的“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之前，由于沿途归顺者不绝如缕，因此又对元帅府初立时的前、后、左、右、中五军进行了重组。苗傅大约在此时被任命为一个方面军的最高长官——右军统制，职务应在王渊之上。
但赵构在河南商丘登基后，设御营司来统领军队，原本没多大名气的王渊却因与大宦官康履多喝了几杯干喝不醉的假酒；据说又扯上了剪不断而且越理越乱的老乡关系而过从甚密，再加上老王又比较会来事地举双手赞同“南迁”（指将首都迁往南方，放弃中原的意思），因此被任命为御营司都统制，成为了当时武将中的最高军事长官。
虽然刘正彦的资历尚浅，而且曾经受到过王渊的举荐、提携，按理讲应该成为老王的“铁杆粉丝”。但，小刘也犯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比较古老的错误。刘正彦自以为招降流寇丁进有功，可所受封赏却甚薄，因此也埋下了对领导不满的种子。
1129年2月，金军奔袭江苏扬州的宋廷。由于王渊等人将长江上几十艘备急的大船挪作他用，致使十几万军民无舟渡江，造成了惨绝人寰的“扬州惨案”……
1129年2月，宋高宗赵构一行进入浙江杭州后，虽然罢免了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的官职，让这哥俩暂时成为了草民，但“扬州大溃”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王渊却被提拔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正式步入了可以让苗傅、刘正彦这哥俩可以气爆眼球的宰执行列。
老王的再次升迁直接激化了蛰伏已久的矛盾……
愿做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2）
1129年3月，苗傅，刘正彦利用军民对朝廷不满的情绪发动军事政变，宋高宗被迫退位，王渊等多人被害身亡……
南宋建立之初基础薄弱是兵变的基础；苗、刘二将对自身待遇不满、张俊等领兵大将远离杭州、军民对宦官参政积怨已久则为此次兵变“创造”了有利的先机；“扬州大溃”、王渊提升则是兵变的直接导火索……
当时在吴江一带驻防的张铁山，成为了平叛最积极的三个将领之一（另外两个是韩世忠、刘光世）。老张率领八千将士退回今天的江苏苏州一带，同礼部侍郎张浚会师。在平叛的三支主力军中（另外两支是韩世忠、刘光世），张铁山的军队是第一个赶到案发现场的，所以被“很受伤”的赵老九誉为“首倡勤王之兵”。
从苗、刘兵变被迅速*的全过程来看，此次兵变只是某次拍脑门后产生的反映，绝非蓄谋已久。例如：
１。兵变仅仅局限在杭州，形如坐以待毙；
２。没有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主张、没有与各地官员取得联系，完全处于个体户的单干状态。
因此，此次兵变似乎只能用勇气可嘉却不可取来聊以*。
当然；“苗、刘兵变”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有乱政之嫌的大将王渊、宦官康履相继被杀、高宗赵构暂时被废，都是咎由自取，甚至可以用死有余辜来形容。因此；也堪称是对投降派君臣们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警告。
但是，在金兵严重威胁南宋政权生死存亡的关头而祸起萧墙，无异于“亲者痛、痛者快”。张俊等诸大将非常坚决地起兵平叛，虽然主观上有一定邀功受宠的意识，但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折冲御侮的历史作用。
第二：能够看清方向；充分认识到站队的重要性；关键时候知道该和谁穿同一条裤子；是张俊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1141 年，宋高宗欲将各大帅兵权，收归国有，张铁山再次以身作则，第一个站起来表态，再次摆出了一副愿做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政治高姿态。
反目——偶然的结果还是必然之结局（1）
然而，这样一位貌似坚持原则的好干部，却是“中兴四将”中人格最卑的一位，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最差劲的一个。
当赵构、秦烩一伙欲致有“不听话”之嫌的岳鹏举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候，作为曾经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张铁山既没有象韩世忠那样挺身而出，甚至没有象刘光世一样保持中立，而是以身做贼（则）、首先发难，上前又给了一棒子（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烩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结果是把岳鹏举彻底打成了三胖子。
协助秦烩做部队基层工作，寻找可提供伪证的污点证人，为*岳飞添砖加瓦，是张俊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污点，也是将其由享“铁山大哥”美誉的爱国将领，变成跳梁小丑的重要历史事件。
那么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一心浴血奋战的老张同主和派的代言人老秦之间成为了“放到一个锅里煮都不会串味”的“死党”呢？据后世史学家分析；时间的界限应该放在1141年正月的一次高级私人会晤之后。
当时，高宗赵构在浙江绍兴自己的豪宅里接见前来朝拜的张俊时，针对其“跋扈”行为，以唐朝的“模范干部”大将郭子仪为例对其提出了警告：“看看人家郭子仪，虽然手握重兵，却总是拿朝廷当盘菜，这才得以善终、安度晚年。”然后一针见血地切入主题：“你要是装大了，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
郭子仪，是唐朝中期的名将。“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其实论实力，郭子仪是当时最有资格当谁也不摆的军阀的，但他却是一个能够与皇帝保持一致的好干部。据不确切的小道消息记载，皇上说上东，老郭不上西；皇上要撵狗，老郭不抓鸡；皇上想夹菜，老郭绝不转桌。
高宗以“好干部”郭子仪为例，足见其用心良苦。但赵构对统兵的大将一直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然而此次打了一巴掌后，却再未程序性地给一个甜枣当下文，完全是杀气腾腾的震慑，无一丝收买、笼络之辞。据后世史学家分析，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高宗赵构向张俊亮出了将与金兵议和及收回各大将兵权这两张底牌。
按理讲立场是最不容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