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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来的。我唐某人在公社带了个头（他是公社第一个搞病退的），这两年专攻风湿一门，如今抗O、血沉操得硬是喊得它应，要几把叉就几把叉。”……
这些荒唐的事也只有荒唐的年月才想得出来。从后来知青的回忆文章里我们还知道，此类情形全国各地皆然，且各具特色，高人尽有。唐要新就是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者。他这一番口舌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过去我只知道这个聪明人，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自己剪裁缝制的，还会打毛衣。却不知道他在医学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确算个人才。我心里默神，当年知青中像唐要新这样的人，若把琢磨得病的功夫用在治病上，这些人里头何愁不出几个医学博士呢。可叹他们当中连个赤脚医生都不曾涌现，真乃生不逢时，明珠涂炭也。……
唐要新后来果然如愿以偿，“病”回了长沙城。非常可惜的是，他清福没享几天，突遭车祸。死得太年轻了。
66、假作真时真亦假
66、假作真时真亦假
病退回城确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航道。它不受名额限制，不要政审，只要医院证明，居委会同意就成。无数的知青都涌到这条路上来，连纸厂最老实的王雨绍也怦然心动，进城养病去了。我问他姐姐王雨农：“我们信都不晓得，你老弟就到城里好过去了。选的哪号病啰？”
她说：“他得的风湿。”
我问：“几时得起的？”
她说：“从小就有，先天性的。”
我和王雨农自诩为三友：同在农村是农友，几次同船回家是船友，宣传队同在水利工地打硪唱硪歌是硪友。晓得她经老倌深。忍不住就笑：“那还蛮严重咧。”
王雨农一本正经向我介绍病情。那是如何如何的严重。
我说：“现在办事都晓得掐了鼻子哄眼睛。我看知码子得的只有一种，蛔虫（回城）病。”
她说：“鬼咧！我向毛主席保证，他得的真病。”
我也不笑了，说：“我一不是医生查房，二不是派出所上户口，是真心关心他的身体。真菩萨面前莫念假经。我只唯愿他身体好。”
王小姐捏起拳头，追到我就要打人。我说：“好，好，真病，真病。我就不晓得你何解硬要他得真病。”
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他弟弟身体是确实不好，王雨农对我说的句句是实情。我知道后心里反而更不舒服。王妹子，你莫怪我。怪只怪现在假的太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难得你这么实心对我，尽跟我讲真话，差点让我听不出，真没跟你白做回三友。所以她弟弟迁户口回城的那天，我一直把她姐弟俩送上船。祝他布帆无恙、岁岁平安。
67、条条道路通罗马及荒诞剧剧评
67、条条道路通罗马及荒诞剧剧评
莽莽后来也走了病退这条路。女知青本来招工机会就少，岁月不饶人，她已经27…8了。只有病退回城不论年龄、性别、出身。只论病。称得上公平。
她的腿有点肿，把它发展夸大成肾炎也许有门。于是她拿了本大姐出版社的病历本（一段时间长沙病历由单位发），她本来就戴眼镜，再说一口普通话到县里和地区的医院看病去了。她一直在教书，拼音普通话也有意识学了些。有点知识女性的摸样，且是省城出差来的，那病历本显示是属于文化部门的。这番打扮确有必要，也很灵。先不先缩小了跟医生的身份差距，不然有些医生一看是知青就摸到你的心思而为难你了。若把你当成干部，而且是北方口音，把你病说重一半都难讲。过去在湖南工作的北方人，多数在单位是领导，称之为南下干部。即使是他们的家人，那也是有来头有靠山的。干部看病无非是想开假条，报销医药费。这又不要他掏腰包，顺水人情能做则做，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哪天转到你手里也留下个交情。国家干部不巴结就已经愚蠢，难道还有谁敢去为难？所以莽莽一直就以这种身份看的病。似乎病得还算顺利。
中国人也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失去信仰，失去价值标准，躲避崇高，游戏人生的。人们已经不知信谁好。对知青来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只有回城是真家伙。
不过莽莽也没有白病这一场。正是从这时起，就此钻研起医药病理之道，为她以后从医开了个头。人说久病成良医，却不知装病也能成良医，条条道路通罗马。
为了病退，莽莽去找上了李镇长。李镇长以前做过镇上居委会主任，后来撤镇到公社当干部，管民政和知青安置。她是一位掐着我们知青命脉的胖大姐。从此她认识了我们姐弟。她说你们放心，只要你们长沙办好了，公社这边不会卡人。
知青病退的故事今天听来像一幕幕荒诞剧、黑色幽默。我自己写着写着也像写相声小品。竟不像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了。事实其实不然，它们是一出出假戏真唱的正剧。在历史上真实并且普遍的上演过。对无关痛痒者来说，是喜剧闹剧荒诞剧；对知青来说，实际利益所在，根本不是玩笑，是一本正经的正剧，甚至是悲剧。大多数病退知青是痛苦而无奈的进入角色的。它即使让人发笑，那也是卓别林式的所谓“含泪的笑”。
据我所知，严格讲来，绝大部分病退回城的知青，如果不造假，是没有几个符合病退条件的。但恰恰就是这一幕幕荒诞剧诠释的病退回城政策，我认为是当年最为人性化的一条政策。它给多少没有权势，陷入困顿的家庭和个人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透明的通道。全国各地基层的医务工作者、派出所、居委会、知青办、公社、大队、生产队对造假并非全不知情，而是有意装瞎或网开一面，放弱势群体一条生路。开出了一份一份中国式辛德勒的名单。（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单位和人都如此）。而那些涂上了阶级路线色彩的招生招工政策跟这个比，则显得不近人情得多。我完全不赞成把当年病退中一幕幕荒诞剧做负面的东西讲，相反，它们彰显的正是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良心未泯。
我也想搞病退，但没搞。一是怕麻烦，冒得本事装；二是真搞的话，家里就会坐两个吃闲饭的，养不起。书薇最老实了。她心思就没往这上面动过。一家人都老实。为了她姐姐病退回城（她姐姐1965年就下乡了），一家人竟搬离了长沙，迁到桃源县的陬市小镇上来。这是她妈单位提出的交换条件，明显是欺侮人。她家的事没听她讲过。我要知道详情也会说说她们的。天老爷，你对老实人也太心狠了点！书薇把悲伤埋在心里（也许他们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因为当时倒霉的家庭太多。）依然沉静的对待眼前的一切变化。这是她的优点，她不喜欢哀伤叹息。这也是她的缺点，事情来了不喜欢作充分的考虑和商量，木然处之，听之任之。这件事带来的损害，后来却长期影响了她们一家人，尽管不叹息，实际却遗恨无穷。
69、帷幕在徐徐落下，我走吧
69、帷幕在徐徐落下，我走吧
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到水利工地去搞宣传队。1973年在韩公渡的小湾，1974年在石公桥。那时书薇已经在牛鼻滩中学教书了，是殷京乡推荐去的。但是搞宣传队没有她这根台柱子不行。因此每年搞宣传队还得把她叫来。于是我们俩，还有羞琴，王雨农等都上了工地。
1974年秋冬时节，我们在石公桥的冲天湖工地。石公桥离牛鼻滩50里。宣传队住在一个叫龙子岗的村子里。到工地没几天，羞琴、王雨农就收到家信，得知现在有新政策，知青可以顶父母退休的职，家中父母正在办这事。他们心神不安地在工地等待着。工地上所有的知青都在等待着。只有我没什么可等的。爸爸还在留院察看。他是被莫名其妙开除公职的，有职顶，他都恨不得去顶！书薇呢，也收到了家信，她们家还有妹妹了明坐在家等着顶。她也没什么可等待的了。
终于，报喜的锣鼓由羞琴第一个敲响。老贵从公社跑来，通知她回公社办手续。接着是王雨农，接着是百家湖的唐胖子、曾佳知……。公社传来的消息更是一天一个变化。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工地上的知青渐渐*了，最后剩下我和书薇。宣传队早已无法办下去，书薇已代替羞琴在管工地的广播。
招工正在热火朝天当中，而我们竟在几十里外，置身事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想我还是回趟公社吧，看热闹也比蒙在鼓里强。
果然，公社招工正闹得紧。省测绘局、桃纺厂、挖泥船队、长沙三机厂……一个个单位在要人，或指名招工，或公社推荐。据说有人跟长沙三机厂的人介绍了我，不中他们的意。公社又推荐了老贵，这是羞琴在努力。她对老贵一往情深，老贵这次要能走对她是太重要了。
我回到公社的当晚正好碰到三机厂招工的人。牛鼻滩晚晚停电，他们还没吃晚饭，黑灯瞎火的四处找饭馆，恰好碰上我问路。我听是长沙话，问他们来历后，就要带他们到纸厂找老贵。他们也听出我是知青，一再表示不去知青家 ，免得被动。但镇上只有一家饭馆，晚上从不开门，镇上我也只认得知青，所以还是不顾他们的意愿，带去纸厂。这是在为老贵创造机会。羞琴和老贵当然明白我这一举动的意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老贵的事还悬着呢。
他们动手操办起来。其实知青有什么好东西招待？自己吃的都差得要命。老贵是在纸厂人缘好，立刻有人替他寻来几个鸡蛋，自己用煤油炉煮了一锅面条。这种档次办招待离糖衣炮弹相差甚远。可是招工的偏偏对这种人放心。也算是慧眼识珠。老贵羞琴如愿以偿。其实招工的师傅这趟来得很值，他们为自己挑了个未来的领导，老贵是个办事让人放心的优秀人才。
大风刮过，已近尾声。热闹已经看过，帷幕正在徐徐落下，估计不会有我的戏了。老贵走了、羞琴走了、张征智走了、吴可敏走了、王载安走了……都走了。我也走吧，回水利工地。横跨荒凉广袤的英湖，我又到了石公桥冲天湖工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70、穷途末路的小资情调
70、穷途末路的小资情调
书薇在工地广播室，离宣传队驻地龙子岗还很远。宣传队就我一个知青了，整个工地也就我们两个知青了。有很多人耐得了艰苦，耐不得寂寞。真要扎根农村，那身边有一帮朋友与孤身一人心里的滋味是大不同的。其实下乡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最苦的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看不到希望。记得严洁誉在菌肥厂时跟我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既没有一个好爹妈，又没有立身的本事，更没有犯罪的胆量，还要爱面子，能有什么前途？把我们描摹得入木三分。这副先天贫血的身子骨，只配愁眉苦脸。
这时正当冬日的阴雨天。霪雨霏霏，薄暮冥冥之时，清冷之感蓦然而生。我常常拉起手风琴，（我是从这时开始摸上手风琴的。手风琴是公社广播站谢重甘走时留下的。）和声伴着旋律在空中飘荡。那情境有点伤感，有点小资。但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那愁相当具体，相当实在，把它倾注在十个指头上也是一种倾吐。正所谓，琴声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好意思地说一句，那段日子我一个人呆在工地，确实有点顾影自怜的味道了。我非常钦敬的作家王蒙先生说，不喜欢男人诉苦。其实我也不喜欢，知道这没出息。但人总是矛盾的。为了给自己一点面子，我就用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给自己脸上抹点粉吧。这时节当英雄豪杰的心情我是一点也没有，只想当个小工人。
清冷之中过了数日。一个雨夹雪的早晨，在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时机，种禽站的老唐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是站里派他来通知我和书薇回公社，说是要推荐我们上学校。牛鼻滩公社到冲天湖50多里，没有电话可通。在这种天气，一路雨雪，种禽站专门派个人来通知我，也可见他们一份心。但是老唐带来的消息并没有使我们激动万分，又是学校招生！它会要我们？这两年教育界的诸君张铁生、黄帅、迟群、小谢、梁效正闹得起劲，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对这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我们有点敬畏，因此这消息并未激起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还是离开了工地，往回走，这终归是次机会。工地到底呆不得了。
一路上情绪渐渐好起来，因为雨停了，我们已经走出了工地附近泥泞的田间小路，走进了早已干涸的长满草的英湖，脚下利索多了。
茫茫荒野中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远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