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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是怎样的“文妖与先知”
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台大学生的李敖，读到了一本《十年情场》的书，他发下誓愿，要为这个作者写一部传记。他甚至打算写作一部《中国性史》，以继承作者出版《性史》之后未竟的事业。令李敖仰慕并誓愿追随的这一人，就是五四一代素有性学博士之称的张竞生。后来，李敖把主张人体写生的画家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以及这位以出版《性史》而惹争端的张竞生，并称为“三大文妖”，不过他又说，“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为先知。”
是怎样的文妖，又是怎样的先知？广东作家张培忠在新近出版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对其一生的轨迹做了详实的叙述，还原了他作为20世纪美学家、哲学家以及性学启蒙家、乡村建设改革家的真实面貌，该书被视为纪念张竞生先生诞辰120周年难得的传记佳作。
1888年出生，1970年逝世，活过八十二岁的张竞生，历经了中国近现代史无数重大事件，与许多历史知名人物有过交集，从政治人物孙中山到风尘人物赛金花；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果入狱后，他是积极参与营救者；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24岁时，他曾获孙中山委任，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留学法国归来，他曾对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呈交过一份节育避孕建议书，却被弃之如敝屣。而作为一项政策的得出，张竞生比马寅初整整提前了37年；为助抗战，他曾亲自打制两把小银锄，分送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家乡饶平展开的乡村建设，他创下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晏阳初之外的另一种模式；赛金花晚年陷入贫困，他和刘半农一起发起义捐；在自己的学校，明知有些是地下党，他还是为他们签下了保证书。
张竞生的人生，每一阶段都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断面，但人们记起的，只是他因出版《性史》而被称做性学博士的那一面。《性史》在张竞生的思想中，只是风俗调查的一部分，但它不见容于当时社会，因此也让他后来的杂志与出版事业屡屡受挫。本书难能可贵的是，对张竞生性学思想做了颇具学理的梳理，从张竞生青年时期的巴黎留学生涯中，找到一些启蒙的因子。比如德国人类学家施特拉茨的著作和几次浪漫情史对他的影响等。但同时，又写到了张竞生晚年对《性史》出版的反思。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认为，“从世界性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本小册子有着非凡的意义。它1951年被译成日文，1968年被译成英文，比改变美国的性学大师金赛发表《金赛性学报告》提前了二十二年。”
当年在北大首开性学讲座，将张竞生称为中国的性启蒙思想家绝不为过，同时他的一生的成就，又不局限在性学领域。就学术贡献来看，他的其它著作，其重要性也可以和他的性学等量齐观。在北大教逻辑学，他的《普遍的逻辑》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被誉为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卢梭的思想深深影响过他，他又是把卢梭的《忏悔录》翻译到中国的第一人；他最早规模展开世界名著译述计划，同时又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
如此创下无数第一的张竞生，自己的人生大戏也无人能比。尤其是爱情大戏，唱得一波三折，颇具传奇性。张竞生的情史从留法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爱情实践，经常和他的爱情主张背道而驰。主张情人政治以及爱情因条件而变，但是当年的妻子褚松雪离他而去，他照旧黯然神伤。主张节育避孕，他却一口气让后来的黄冠南生了四五个孩子。黄冠南不堪政治压力，上吊自杀，之后他还有一位同居者，只生活了两个月，就与他不辞而别。
早年留学法国的风流才子，晚年成为彻头彻尾的老农。有人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学者陈平原认为，恰是这个失败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北京晚报/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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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孤独的寻梦人（1）
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道欢快奔腾越过九曲十八涧的溪流，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曾在上个世纪20 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风光。
不过，单就“性学”、“计划生育”或“爱情大讨论”等立论，尚不足以穷尽张竞生五彩斑斓的一生；更何况，所谓“性博士”的命名，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嘲讽意味。实际上，这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讲究“体悟”与“会通”、刻意追求“读活书”，并以“鉴赏的态度”
看待人生的哲学家（张竞生：《两度旅欧回想录》及《爱的漩涡》）。有趣的是，此奇才之所以长期被埋没，政府迫害以及民众愚昧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外，还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正是占据20 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所谓“以‘美治主义’为社会一切事业组织上的根本政策”，虽妙不可言，可在我看来，却纯属乌托邦（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导言”对此有自省）。批判真假道学，主张“爱情四定则”，提倡“情人制”，或者编一套玄秘的“审美丛书”，这都没有问题，偶尔还能得到“何等痛快”的赞许（周作人：《沟沿通信之二》）；可出版“赤裸裸”的《性史》以及主编“专注性学”的《新文化》，却不可避免地会与主流学界反目成仇。
我并不否认，张竞生因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谈论“性教育”时，多想象与夸饰之词。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其在论战中不断败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敏感的卢梭与学识渊博的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之所以由合作走向冲突，原因既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更包括性格与才情的差异。如此天性叛逆，自信而又孤僻，多情且又放诞，注定了张竞生一路走来，不可能步步莲花，反而是处处荆棘。好在张博士屡败屡战，勇气实在可嘉；而这背后的因素是：留学法国，学的是唯心论哲学，喜欢的是浪漫派文学，一生行事，师法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照罗曼？罗兰的说法，卢梭的《忏悔录》“为小说的艺术打开探索内心生活的堂奥”，是“第一批浪漫主义者的母亲”（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张竞生描述浪漫派之“幻想”、“反抗”、“直感”以及“极端的情感”，同样以卢梭为先导。这些“立身行事都要有特别处”、“爱恨都要到极点”的浪漫派文人，与国人之普遍推崇“中庸”，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不能受人谅解的，就因太伟大与不肯依阿取容。他们受诅咒处，正是他们不可及处”——当张竞生写下这些热情洋溢的赞词时，当不无“夫子自道”且“自叹自怜”的意味（张竞生：《烂漫派概论》）。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最好的txt下载网
陈平原：孤独的寻梦人（2）
从晚清开始，国人不断推崇法国思想家卢梭，从政治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到教育的《爱弥儿》，再到文学的《忏悔录》，表彰的重点随时代氛围而转移。在我看来，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其主张“痛快地生活”的《浮生漫谈》，以“山野”开篇，以“儿童”作结，某种程度说明了其为何与20 世纪中国主流学界分道扬镳。特立独行、敏感而偏执、思维跳跃、推崇常识而蔑视专家、想象力丰富而执行力薄弱、逆境中抗争、终其一生不断进行哲学思考且将这种思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物，不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选错了职业因而注定命运多舛的浪漫派文人。
这种性格以及生活趣味，放在苏曼殊、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行列，也许更合适。在《十年情场》中，张竞生多次引用苏曼殊的诗句。其实，无论浪漫性情、异域风味，还是那些半真半假的小说或自传，二人颇有相似处。记得浪漫得近乎颓废的现代小说家郁达夫，曾这样评论苏曼殊：“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好。”（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大概也会发现，这个被严重扭曲的哲学博士，也是“人”比“书”还可爱。
作为最早译介卢梭《忏悔录》的哲学家，张竞生曾谈及此书的意义：“这部《忏悔录》供给我们许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样，这已值得一读了。况且有许多奇事逸致，非在18 世纪的法兰西不能得到，更使读者得了无穷的宝藏。”（张竞生：《〈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不妨借用此视角，来谈论张竞生惊涛骇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会惊叹，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这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
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为张竞生写传，就不该局限于传主生平，而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何况，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好在本书作者张培忠君深知其中奥秘，为撰写此书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谓“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参见本书后记），广收博采，兼及作家的揣摩、学者的考证，以及尽可能详尽的田野调查，故此书多有可观之处。
如此评传，我能先睹为快，实为幸事。我与作者一样，都是潮州人，对于张竞生这位先贤早有耳闻，只是囿于成见，不曾给予必要的关注。直到应邀写序，阅读了大量张竞生著译，对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为改观。可惜的是，深入的专题探究，既无法仓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适合作为评传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后单独发表。
2008 年7 月20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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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本色（1）
“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革命思潮的中心，还是传播马列的前驱。置身在这个大时代的漩涡中，张竞生不是只满足于当一个“两脚书橱”，也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讲授《普遍的逻辑》开始，张竞生逐渐成了北大红楼授权圈里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滩的四层红楼落成，北大文科和图书馆迁入新址办公，新的图书馆开辟了六门阅览室，21间藏书库，整整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大量购买新书好书，亲自制订借阅、阅览制度，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也成为文科教授互相交流、新旧人物角力交锋的地方。
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张竞生上完课后，必来这里盘桓一番，看看又来了些什么新书，或者有哪些书需要请图书馆购买的；更多的时候则是与李大钊就当前的时局或者正在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切磋。
张竞生与李大钊可谓一见如故。刚到北大任教不久，张竞生为了备好“孔德学说研究”这门功课，到图书馆寻找孔德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张竞生读到了李大钊刚刚发表在该刊的文章《自由与秩序》，作者指出：“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