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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嫖。除妓女外，相公及男色的嗜好。
（19）赌。何种赌？男女同赌，或分赌？
（20）盗。小盗，合伙的打劫贼。
（21）娼。公娼，私娼。公娼的娼寮制度及娼女的生活。
私娼卖淫的方法。
（22）男女社交。
（23）清洁或肮脏。实据的证明。如衣、食、住及洗澡拭身等。
（24）年节的习俗和商人的讨账。
（25）勤惰。每日工作若干时，何种工作，夜间有无工作。
妇人在家庭中工作的状况等。
（26）玩耍。儿童的游戏，或如猴子戏、狗戏与傀儡戏及音乐会等。
（27）杂技。如打拳、算命、看相、算卦。
（28）乞丐。
（29）货声。即“叫卖”声调、词句、器具等。
（30）奴仆的情状。
（31）慈善事业。
（32）遗弃子女。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这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张规范的调查表，是因为它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向科学缜密的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型，其象征意义不可低估。从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份调查表所要求的调查内容，包括环境、思想、习惯三大类44 个小项目，从经济状况到婚丧喜庆，从宗教信仰到吃喝拉撒，事无巨细，无不咸备。而在调查的旨趣中，具体地提示了调查的目的意义，方式方法，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就事直书”，这种秉承史传传统“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体现了张竞生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为了使风俗调查真正取得效果，张竞生可谓煞费苦心。调查表在北大日刊发表后，张竞生又加印数千份，广为分发，并以北大师生为主，歌谣研究会会员协作，组织调查人员对北京近郊率先进行实地调查。1923 年6 月14 日，张竞生又以调查会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发动学生利用暑假期间开展实地调查：“风俗调查，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但须实地调查，方可责实征信。暑假在即，同学诸君定多言旋，正可借用休业时间，就地分别调查。此不唯于自己的见识及学术上贡献，两有裨益，抑亦暑假中一种最好的消遣。”
风俗调查会第一次组织征集，虽然响应者寥寥无几，但从收回的31 张《风俗调查表》中，内容倒颇丰富。其中学生温寿链所作的《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在《歌谣》周刊发表，浙江畲民调查材料亦汇编成册。此外，还收集风俗物品286 件（如花纸26 张，神纸242张及其他杂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风俗调查（4）
一门新学科的构建，需要有实践基础，更需要有理论支持。张竞生立志要在斯宾塞、孔德，甚至威廉？汤姆斯等西方学者的社会学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风俗学。为此，张竞生决定在教学上停开一些课程，新开一些课程，以推动新学科的真正确立。1922 学年度，张竞生开设了“伦理学”、“论理学”、“孔德的唯实派学说”、“相对论在智识论上的价值与批评”、“行为论”等课程。为便于在1923 学年度开设一些特色课程，张竞生在1923 年6 月16 日，专门找到哲学系主任陈大齐，商量下学年开课事宜。张竞生想减少“伦理学”等基础科目的课时，计划“伦理学”和“论理学”均四年一讲，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新课程的教学。但陈大齐的意见，还是希望张竞生“每年均授此等基础科目”。后来几经争取，张竞生终于如愿以偿，于新学年在哲学系开设了新课程“风俗学”，主要内容是讲授风俗学的大纲与定则、研究风俗学的方法、比较各地的不同风俗等。
1924 年1 月寒假开始前，张竞生又亲自拟定并发出了《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我们相信调查的事业要一点一滴地做起。我们相信风俗调查的事业，记述以外，要从物品的搜罗做起，然后才能得到好多的材料来研究。我们相信关于物品的搜罗，一定是受研究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种种学者所渴望，而且乐于帮助的。”刚刚过去的暑假主要是实地调查，即将到来的寒假主要是征集物品，张竞生的安排有条不紊：“在这个机会上，我们预计最重要的收集是各地的‘神纸’。‘神纸’即是‘纸马’。这东西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我们民族的大部分到了新年有两件事：一件是吃着玩着，另一件是敬神。他们的神画在这‘纸马’上，形状不一。我们可以从他颜色形容上推想出我们民族所崇拜的‘神’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最重要的还在各地的异同，研究各地人民思想和心理。”除此之外，还要收集“春联”、花纸（即北京的年画）、灯笼画、冬青、柏枝等等。把这些关于新年的风俗的东西都聚集起来，陈列起来，干什么用？就是要建成一个“风俗博物馆”！与此同时，张竞生还要求调查员以调查会的名义致函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全国其他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邀请他们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风俗调查，并对调查的三种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一是书籍上之调查。由国学门研究所征集关于各地风俗方面的历史记载和典籍，分别加以研究、整理，同时选购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关于民俗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以供参考。二是实地调查。我国幅员辽阔，而调查者尤当以其人之生长地为标准，调查会将调查表函寄各省教育厅各省大学及专门学校托为分发热心同志，请就表所列按类调查寄还北大风俗调查会，汇集发表。三是征集器物。关于风俗之各种服饰、器用及其模型、图画、照片等类，调查会向各方征求赠助。
一俟经费有着，再当广行收买，以期风俗博物馆之早日成立，与考古学陈列室纵横相辅，而为大学之完备的历史博物馆。于是，各类风俗物品的征集活动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经过大半年的征集，共收到调查表64 份，旧历新年风俗物品，研究会购备若干，加上校内外人士搜集所得，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中仅神纸一项就不下数百种，各地捐赠的服饰、物品也很多：神纸类计580 件，花纸类151 件，附录类17 件，红篓类79 件，杂类16 件，另有未编号之神纸类约百余件，模型类约300 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风俗调查（5）
1924 年5 月15 日下午4 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召开会议，审查会章。参加会议的有沈兼士、陈大齐、张竞生、董作宾等十多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由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引导各位会员参观风俗陈列室，对风俗调查会成立以来的成果进行检阅，张竞生逐一向大家介绍展品的名称与功用。
下午4 时半，风俗调查会正式举行会议。等大家陆陆续续从陈列室来到会议室坐定后，风俗调查会主席张竞生把印好的《风俗调查会简章》分发给大家后，站起来说道：“风俗调查会成立一年来，端赖各位的支持，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为规范今后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风俗调查会简章》，请大家讨论本会简章，以臻于完善，便于实行。”
会章共分名称、宗旨、会员、搜集、整理等五条，大家对会章逐条阅读并进行认真审议。沈兼士首先发言：“简章中名称一条，沿用已久，亦无不当处，似不必再为更改。”大家都没有异议，遂照原文通过。其余宗旨、会员、搜集、整理各条，由徐炳昶、单不庵、张竞生、陈大齐、沈兼士、李世藩、董作宾等人讨论修改，全体通过。
风俗调查会虽然成立不久，但由于张竞生抓得紧，工作颇有成效。大家都很赞赏张竞生的热忱和能干。沈兼士一方面给予肯定，一方面提出要求。他诚恳地提议：“本会收到的材料，除原定表格之外，有多人自拟题目，调查一种民族（如浙江之畲民）的生活情形，汇编成册；还有在本会表格所列各项目之外，自行分类，作种种研究。这些材料都非常好，应该尽快加以发表，一来可以鼓励投稿人的兴趣，使他们继续工作；二来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以后收集材料，可望增多。请张竞生主席推定若干人为审查员，从速审查发表。凡是材料较多的，不妨先选一种问题如婚姻之类发表，供比较研究之用。”
张竞生表示完全赞同沈兼士先生的主张。他说：“我本人十分愿意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加以整理后，尽快发表，以对这些热心的投稿的人有所交代。至于确定审查员，我建议在座各位先生都来担任，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表格材料较少，可先进行整理。其他的抓紧整理成册，陆续发表。”
最后大家讨论本会经费问题。沈兼士强调：本会筹设风俗博物馆，关系重要，乃是本会的基本事业，要想方设法筹集款项，积极促成，请大家多出主意多帮忙。至于已经收到的风俗材料，请张竞生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整理、编目，一面登报公布，一面分送在座各位，共襄这项极有价值的事业。会议开到七时半才散会。
这次会议后，张竞生不仅重视面上的广泛调查，还加强了对风俗调查会骨干调查员的实践锻炼。《风俗学》理论课授完后，张竞生要求同学们从《风俗调查表》上所列各项中任选一项，各自去做“北京风俗”实地的调查，再将调查后的心得写成论文，作为本学年及毕业考试的成绩。为使学生真正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张竞生还特地在每星期一下午四时半至六时，在北大一院四楼教员休息室与学生调查员进行专题讨论，答疑问难，亲自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此类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在初步的学理探讨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张竞生悉心培养了顾颉刚、容肇祖、郑宾于、常惠、台静农、钟敬文、沈作乾等一大批杰出的风俗调查事务员，正是这批人，日后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 。。
五、风俗调查（6）
张竞生是一个对学术研究怀有极大抱负的人，在短短二三年中，作为我国现代最初的民俗学机构，在张竞生的直接主持下，风俗调查会组织了对妙峰山、白云观、东岳庙、财神殿等庙会的风俗调查。
其中以1925 年4 月30 日至5 月2 日的妙峰山调查为首次进行，影响最大，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专项田野调查。调查者包括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五人。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方有名的“香主”。山顶天仙圣母碧霞君据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进香之期，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有好几万人，他们来自京兆、天津、保定，旅京南方妇女也有不少。在为期三天的妙峰山香会调查中，顾颉刚是参与调查的五个人中用功最勤、成绩最大的一位。
顾颉刚，1893 年5 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20 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久任职研究所国学门，兼任马幼渔、沈兼士二先生的助教。他积极参与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主要兴趣在古史的研究，“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方面着手研究”，“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为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72，95 页）。
所谓歪打正着，由于环境使然，顾颉刚遂着力于民俗学的研究。作为调查会的主力成员之一，顾颉刚当然了解和掌握张竞生的《风俗调查表》，但在实地调查中，他却没有按图索骥，而是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礼仪习俗中发现问题。1924 年4 月间，顾颉刚代理编辑《歌谣》周刊，他在第五十号发表了一篇自己刚刚完成的文章《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从真正的学术规范来说，这是一份不合格的调查报告，但却是《歌谣》刊载的最早的纯风俗调查报告，不仅题材单一，而且主题集中，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
在妙峰山香会的调查中，顾颉刚使出浑身解数，进入忘我境界，手、眼、耳并用，倾听，观察，有闻必录。他从几个老婆子的闲谈中知道一位向不出门的闺女竟徒步几十里山路前来进香；他在庙中看烧香，见到一个江浙口音的盛装闺秀在满积秽水的石槽中净了手再去上香；又见上香的人群中，有三步一拜而来的，也有一步一拜而来的。他以种种观察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