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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景象。而另一位作者在《看〈性史〉的传染病》中所描绘的则是青年男女着魔《性史》的情形：“自从性欲博士所编的《性史》来到广州之后，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说一句真实的话，确是‘耳有听，听性史。目有视，视性史。口有道，道性史’了。《性史》的魔力真是大得很哩。”更有甚者，城北某女校的几个女同事，有读过《性史》的，“欢喜得如同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般”，那些没读过的，因书少人多，就你攘我夺地争着来看，只好以抓阄来决定，结果抓到的自然欢喜，抓不到的就很懊丧。
五、《性史》风波（4）
署名杨萌的在《我也说〈性史〉》中痛诉读了《性史》后“中毒”的经过：“我本是一个未婚的青年，可是看到了这些地方，如中了什么魔似的使我的精神上发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遂至身不由主地心火熊熊甚至于不能自已。啊，《性史》的魔力啊。”俞雄在《看了〈性史〉的批评》中大声疾呼：“该《性史》实含鼓吹公夫公妻的意味，行于国中，将沦于禽兽之邦。政府应当出一纸禁令，就如农夫除草，令其不蔓延也。”
到了这步田地，《性史》势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早查禁《性史》的是天津南开学校。《性史》一出版，热销的势头就像火烧山头一般蔓延到北京的门户天津市，并迅速成为超级畅销书。按照南开学校的老规例，学生在上自修课时不准看课外书。一天下午，训育课老师在巡视时，发现有些初中学生在上自修课时竟然偷看《性史》，被训育课老师逮个正着，当场收缴并上交到校务会议审查。
学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发出两张布告：一是禁止学生看淫书；二是把发现的这几位看《性史》的人记了大过。为防止局面失控，学校多管齐下，又及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在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由校长张伯苓亲自向学生训话，重申凡阅读《性史》一类淫书的，要给予记大过或斥退的处分；二是约见学校附近的书店老板，禁卖此类书籍；三是连续数日举行突击搜查，不仅没收《性史》，连出现爱字的书籍如《爱的结婚》、《爱的成年》等也一律没收。然而，这几招并未奏效。学校当局一不做二不休，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由校长张伯苓亲自草拟的公函如下：近今印刷便利，坊间出版书籍，种类甚多，而诲淫导邪之书亦层出不穷，青年学子，血气未定，情窦初开，一经引诱，受害甚大，敝校职司教育，责任所在，对于此不能不加意防范。
查敝校左近卖书小铺，不下四五家，因贩售不正当书籍，曾经敝校劝告，免致贻误青年，不意贪利之徒，不顾误人，但图利己，若荣懋字号，坐落南开天兴里旁，竟敢公开售卖《性史》、《情书一束》等小说。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此，危害甚烈，不啻洪水猛兽，此而不去，于敝校校风前途大有关系。不得已唯有恳请贵厅，即日将该铺查封，以清诲淫之源，俾多数青年，不致触目受无形引诱，则感惠非浅。
南开学校呈文列举的五种淫书，除《性史》、《情书一束》外，还有《女性美》、《夫妇之性生活》、《浑如篇》等。在京津警察厅的行动之下，荣懋书店被查封，老板被抓进拘留所，一应“淫书”均由警察没收。对于南开学校这种赶尽杀绝的做法，一些开明的南开师生深表不满，舆论界也有人表示不同的态度。代表人物就是周作人。他首先对于南开学校叫警察来禁止发卖、没收书籍这种并非高明之举很不以为然，在致南开青年吴鸿举的信中说：“一个中学（无论是怎样特别的中学）哪里来的这样威权，可以检阅禁止各种刊行物？我并非该项‘淫书’的著作或编订者，用不着来替它们疏解，我只觉得这种用一张名片送人到知县衙门去打屁股的办法总不是教育界所应有的。如果出版应当监督，该管衙门岂不多的是？他们的检阅课自会来行使职权，何劳管训育的来代庖？”在致读者王华甫的信中，他更鲜明地指出：“我不觉得这些书（指《性史》等）的害甚于洪水猛兽。老实说，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么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上几个栗暴在头上。”至于何谓“洪水猛兽”，周作人自有其衡量的尺度：“‘不啻洪水猛兽’的祸害天下尽有，但男女之性的恶癖以至过失，还不能算在里边。天下最可怕者只是发疯，这里有文呆与武呆之分，武呆是杀掠强奸之类，文呆是礼教吃人。”这里边，蕴含着对礼教吃人的深刻批判，其锋芒所指，是对张竞生最有力的声援！ 。 想看书来
五、《性史》风波（5）
在举世滔滔，众口铄金的语境中，周作人的两度援手，无异于空谷足音，跫然有声。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隔空首肯，就更是难能可贵，绝无仅有了。据上海名医陈存仁记载，《性史》原版印数不多，寄到上海的不过十本，出版家沈松泉拿到一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上海翻印出售，初印五千册，不过三四天，全部销完。沈松泉便与派克路印刷所约定，日夜赶印。陈存仁其时正在上海办《健康报》，一向由该印刷所承印，印刷所老板对陈存仁说，从现在起因为要赶印一种书，所以将一切原有书报，完全停印，介绍陈存仁到别家印刷所去排印。估计印数巨大，据说每天可销行上万本，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阅读。
书中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是江平的那一篇《初次的性交》，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流连不已。居住在上海的章太炎闻说有这般奇事，为之大悦，忙嘱学生陈存仁上街购买一本一睹为快。读罢，他一本正经地对陈存仁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不如文言文远甚。如改以古文来写，此篇恐怕要超乎《金瓶梅》之上。这本《性史》，瞠乎《金瓶梅》之后矣。”后来，章太炎对白话文运动的健将、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说：“所谓的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你们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
章太炎从语言的角度反讽白话文，虽说有些匪夷所思，却也间接肯定了《性史》（陈存仁：《阅世品人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256 页）。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原只为征集研究性学的材料，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张竞生始料不及的。张竞生在《性史》序言中指天誓日地说：“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淫书是以作者个人虚构的情状，专门挑动读者的肉欲为宗旨。这书乃以科学的方法，从种种实在的方面描写，以备供给读者研究的材料。”然而，张竞生毕竟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母体有着深刻的洞察。因此，他把丑话说在先，作了预言式的告白，似乎这样就可以减轻冒犯传统与冒犯人心的责任。他说：“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
“若冬烘先生们气不过了要用强力禁止它的流通，则我对此种蠢方法不免一喜又一惧，喜的是由他们强压的手段正使这本书从暗中四方八面去发展，惧的是因为暗中流通得太厉害了，不免有些奸商从中取利，把这本书原意好处改窜做坏的了，而使它最正经的变成为最淫的了。故我预先声明：若此书将来变成为淫书，多因为一班人不许它公开研究的缘故！”
实事求是地说，张竞生征集性史，立意是正当的，纯粹是学术研究，绝非为了发财。而且他在每篇后面的按语中所提出的第三种水、七擒七纵以及相关性知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严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把他那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
张竞生原以为，细思此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征而集之，研而究之，正是天经地义，并打算一集一集地出下去，完成一宗名山事业。但狂蜂浪蝶已经把他搞得声名狼藉，他只好紧急通知光华书局不可重版，原来已经发稿的《性史》第二集赶紧撤稿，书局预付的一千大洋也如数退回。《性史》第一集的二百余元版税，全数发给作者。
至此，张竞生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却被一世恶名，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转，以致蹉跎终生，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性史》把张竞生窄化、僵化、妖魔化，因为涂抹和覆盖了太多的釉彩，他真实而生动的面影反而变得模糊不清、飘忽不定了。
张竞生百口莫辩，《性史》也命运莫测。老报人郁慕侠在《张竞生的〈性史〉》中写道：“要买《性史》的人，居然有钱没处买，竟至辗转访求，或者登报征觅的也很多，其吸引力的伟大，可想而知了。……后来当局一声令下，谕访查禁，才风流云散，不敢公然出卖。”余绍宋在1928 年2 月25 日的日记中记载：“有宪兵两人登车，入余所坐包房，即各出性史一册朗诵之，真堪诧异。”
叶仲钧在《上海鳞爪》中有打油诗：忍心辣手造淫辞，害得青年不自持。
炫世妄然称性史，料应死后入泥犁。
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萨孟武在《学生时代》一书中说：“其实，中国一部历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也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可否用唯生史观，亦有问题。若勉强求之，似是‘唯性史观’。张竞生之《性史》不过诲淫之书，毫无价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为据，古代历史以为证，则《性史》的价值便不同了。”
呜呼，《性史》之书，诲淫之书，已成定谳。书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别鹄离莺（1）
张竞生在北京大学已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虽说尚未查禁《性史》，拿办编者，但已派出便衣到各书摊巡视，并对书摊的老板提出口头警告，要求各书摊不得售卖《性史》，否则后果自负云云。
迫于形势，张竞生不得不于1926 年5 月11 日以“性育社”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称“《性史》第一集，因故不能依期出版，有买他的预约券者，请向原定书局缴券领回原钱”。
张竞生心里明白，此书是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但为了不使支持他的热心读者失望，他故意使了一个障眼法：“以后如有出版，定价特价三角，以答雅意。”
张竞生想做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学者，但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反动的北洋统治者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却疯狂杀戮。从1925 年的“五卅惨案”到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进步学生接二连三血洒街头，革命力量遭受残酷镇压。1926 年4 月，在吴佩孚、张作霖军队的联合夹击之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
张作霖占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
张作霖把持了中央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随即颁布了杀气腾腾的《保安办法十七条》，宣布：“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旋以“宣传共产赤化”罪名逮捕并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据说还拟出了一份黑名单，宣传革命的李大钊和宣传性学的张竞生都榜上有名，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城。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反动军警已经盯上李大钊，毕竟，他是北洋军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一天在闲谈时，张竞生劝告李大钊说，像他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在北京居住恐怕会有危险，还是到外地避避风头为好。李大钊感激地握住张竞生的手，冷峻而平静地说：“处在这样混乱的局面，无论如何，都须横死的。”
为着革命的理想，李大钊已怀抱必死的信念，他引用了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话，既是自况，同时也是对张竞生的回答。他又从容而坚定地说道：“目前南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知道我处境危险，但这又何足畏惧呢！要有为主义而牺牲的先驱，才能唤醒劳苦的大众，才能实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