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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激烈的一次冲突终于导致了张竞生与褚松雪的决裂。这时，张竞生已经搬到上海市法租界萨坡赛路丰裕里94 号一幢三层小楼居住。由于试用保姆一事两人又吵闹起来，继而大打出手，拳打脚踢。
褚松雪被打得鼻青脸肿，张竞生的脸上则被划出一道长长的血口子，儿子张应杰被吓得哇哇大哭，面如土色。
一个自由组合的新型家庭在大时代的浪涌中分崩离析。当天晚上，褚松雪不辞而别，独自乘船径往武汉。这时，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各路精英荟萃一起，除了褚松雪外，还有五四运动的健将刘清扬、上海工运领导王亚章、上海大学毕业的赵君陶、南京来的李之良、湖南来的彭端淑、安徽来的彭淑兰等，都由中共湖北省妇委书记蔡畅介绍到省妇女协会工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褚松雪与湖北省妇女协会的其他干部一起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进行各项工作，组织各级妇协参加湖南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大会。在誓师大会上，褚松雪代表省妇协发表演说，鼓励将士北上消灭北洋军阀；随后又有组织地分派妇协会员到各收容伤兵的医院去护理伤兵，帮助伤兵写家信，分发各方面募集的慰问品。不久，湖北省妇女协会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修订的省妇协总章程，改选省妇协执行委员，省妇协共设置组织部、宣传部、总务部、调查部、交际部、娱乐部等六个部，经会员选举，褚松雪被选举为交际部长。
革命，使褚松雪容光焕发，干劲倍增，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和价值。相反，却使张竞生鸡飞蛋打，别鹄离莺。当北伐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张竞生却躲在上海的一隅发出无奈的哀鸣：“褚氏此次举动，原因复杂，举要：则伊与我情感不好；其次，受其情人的诱惑（有伊情书可证）；第三，则伊怕在上海租界被拿；第四，则因在上海无事可做；第五，则因小孩与家事的麻烦；我们对于党见的参差，乃原因中之最微末者。……悲哉！三年同住，一旦分离，二岁小孩，已无母亲，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褚氏固别有心肝与志气者，我哀其志，悲其遇，壮其抱负而叹我们的无缘。”
张竞生因爱生恨，在褚松雪高飞远飏之后，他也心灰意冷地离开了难以为继的上海艺术大学。
二、《新文化》始末（1）
1926 年11 月，在北上无门南归无路进退两难的窘境中，在失去母爱的婴儿的啼哭声中，张竞生一扫颓气，置之死地而后生，决定于遍地黄金而又处处陷阱的上海滩开创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业，在幽僻的法租界丰裕里谋划筹备创办《新文化》月刊。
以发轫于19 世纪60 年代由英国伦敦教会创办的墨海书馆为先导，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壮大，上海成为麇集了中国最大多数报刊和出版社的城市。以1925 年至1929 年为限，仅先后出版的各类小报，竟有七百多种，有时一天就会有数十种小报问世。依托各家书局和出版社创办的刊物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各大书局均自办一家或数家杂志，互相竞争，各擅胜场。
张竞生作为一个外来者、陌生人，居然要在这个镬煮鼎烹的大屠场中分得一杯羹，岂非不自量力与狂妄无知？然而，张竞生果真是吃了豹子胆，他不仅不把上海滩放在眼里，而且藐视国人，把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成果贬得一无是处。张竞生记得，民国元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而时至今日，新文化革命远未成功，张竞生不客气地说，到如今我国尚脱不了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尤为可惜的是连这一半文明尚是破旧的、腐朽而不适用的！所以从现在起要以真正的新文化为标准，对于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当由头到底从新做起，这何消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又何消说我们对此责任的重大与工作的艰难了。可是，我们不敢以此自馁，还要以此自负。
我们大胆地挂起这个“新文化”招牌来，一切皆以这个新文化为标准；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样惊世骇俗，我们当尽量地介绍，并作一些有系统的研究；若他不是新文化，不管他在历史及社会上有多大势力，我们当竭力攻击到使他没有立锥之地仆倒灭亡而后已。这是张竞生抢占上海滩舆论阵地吹响的号角，创办《新文化》月刊竖起的旗帜。在这样的旗帜之下，张竞生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他们是彭兆良、罗直敷、谷剑尘、陈婴、王剑侯等人，开始了上海滩上最为冒险也最为刺激的创业。
张竞生亲自确定办刊方针、栏目设置、总体风格，亲自向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社会名流约稿，登门拜访了青年装帧家陶元庆，请他为刊物设计封面和装帧版式，安排彭兆良翻译蔼理士性心理学著作，并赶写了不少重要稿件。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新文化》月刊于1926 年12 月正式创办，杂志为大32 开本，每期131 页，每月1 日出版，由新文化社编辑，张竞生担任主编，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丰裕里94 号，就在张竞生住家的楼下，由上海新亚公司印刷发行。
《新文化》创刊号于1927 年元旦在上海闪亮登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为使读者一新耳目，张竞生可谓费尽心机，他原来请陶元庆为创刊号封面设计了一幅三色的“虎啸兽林”图，因为制版太差临时撤版，改为一幅“巨鲸出海”图，图的下面是一个大三角形，印上了“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文字。这样图文并茂，寓意这份横空出世的月刊，将像巨鲸出海一般，在波涛汹涌的中国新文化的大海里激起新的波澜。张竞生在《〈新文化〉月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刊有两大特色，一是本杂志所选材料必定新奇可喜，当使阅者兴高采烈，不似一般杂志抄袭陈腐令人生厌；二是开设“辩论”专栏，务使各人对各种问题，淋漓发挥，尽情讨论，而使阅者觉得栩栩有生气，好像身临千军万马的笔墨战场一样。以此为标准，《新文化》共开辟了四大栏目：一是社会建设栏，主要研究教育、政治、经济、妇女、宗教、外交、军事等问题；二是性育美育栏，侧重于以科学与艺术的眼光，讨论性育与美育这两个问题；三是文艺杂记栏，主要刊登文学、艺术、风俗、时事、笔记等有鲜明特色的内容；四是批评辩论栏，重点是中外学说批评、读者来信讨论的意见等。总之，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以新为号召，以美为依归，以性为武器，向旧传统、旧文化发起新的冲击和战斗。
二、《新文化》始末（2）
张竞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妇女解放，从妇女平等权、妇女教育权、妇女爱情权到妇女参政权，以及妇女优生节育权、妇女继承权等，一以贯之，摇旗呐喊。早在两年前，张竞生在《中国妇女眼前问题》一文中，就集中论述了在理想的社会，妇女应享有与男子一样的继承权、教育权、保障权、参政权。其中妇女继承权相对于其他各项权利，遭遇更多的障碍，因此妇女除了要谋取一份正当职业，以保证有正常的经济来源外，还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了几项措施：一是“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一面从法律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例如以北京说，先当做成了一篇极感动人的启事，提向那些比较开通的知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意见。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做保证人”。二是“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者，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务必得有一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一份家产的规定”。
妇女继承权问题是妇女解放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制度的根本变革与经济的充分保障，孤立地谈妇女继承权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但问题总是一步一步地推动解决，首先必须唤起民众的觉醒和取得舆论的支持。两年前，张竞生想就此问题在社会上进行大讨论，因条件不具备而作罢，现在刊物在手，当务之急就是一尝未了的夙愿。因此，《新文化》从创刊号到第二期，在杂志头条的位置，以“社会建设栏”的方式，连续两期开展“妇女继承权”的讨论。这是《新文化》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的不凡抱负，也是《新文化》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承担。
在《征求对于“妇女继承权”意见书》的编者按中，张竞生呼吁读者“千万勿为法律风俗所拘束，各各凭其良心的主张特来表示其意见。我们当陆续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借觇社会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趋向”。在张竞生的组织下，有不少社会名流参与了讨论，发表了意见。吴稚晖来信说：“女子有遗产权，闻武汉已经实行。
弟持此议已有十年，以为只要女子有遗产权，一切伤天害理如溺女逼嫁诸事固可没有，即什么争嗣合族等等灭种制度亦可尽去。中国之兴，世界之正当，皆在此区区小事。”蔡元培的意见是：“我不赞成遗产制，但遗产制未取消以前，当然男女平等。对于寡妇之一份，我亦赞成。”张继则认为：“妇女继承权，狭义说当然指遗产。为妻为女者照理应得一份以自给。至于为母者在我国风俗上极有权力，凡夫死而子幼者例皆由母亲管理一切。可惜法律无规定，以致其子长大时，母亲即失其权柄，每有因其子不肖，家业不能保，而不免流为老乞丐矣。故今后法律应规定母亲有一定的遗产权以免使老人困苦颠连。”
从参与讨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各有独特的见解。吴稚晖的意见最直截了当，张继的意见比较透彻全面，蔡元培、华林（即张东荪）、彭兆良等人则明确主张废除遗产制。虽然此时张竞生已经与褚松雪反目成仇，但他并不因人废言，还在创刊号刊登了褚松雪的文章《我的诉状》，不过是以松俦夫人的笔名发表。该文以一个女子的亲身经历，发出了椎心泣血的呼吁：“我愿有良心的父亲们丈夫们大家联合起来，实行把财产均分给他的女儿和儿子；救出了女儿，同时也保住了心爱的遗物。因为东西既经分开，少数子女的不肖，绝不会覆没了全份的祖产。觉悟的父亲们，你们做个时代的先驱者吧！”
二、《新文化》始末（3）
这是一篇有深度的文章，它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出发，反证了实行“妇女继承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为了扩大讨论的广度和影响力，新文化社还发起了赞成“妇女继承权”签名活动，目的是使之蔚成风气，以便将来形成法律。参加签名的，除了上述社会名流外，还有中华法科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以及新文化社同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和他的明星女儿黎明晖也参加了签名活动，颇有使人眼睛一亮的效果。张竞生称赞说，黎先生与其女儿的签名，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气概。
在《新文化》第二期，新文化社连发两份意见书，一份是《为“妇女继承权”事请国民政府造予施行书》，一份是《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请力争妇女继承权书》。前者，张竞生提出了实施“妇女继承权”的若干意见，建议在通过法律程序后由国民政府予以施行；在意见书的最后，张竞生语带讥讽地说道：“若并此等极小的革命工作而不能实行或行而不力，国民政府，真对不住人道与女同胞了。”在后者，新文化社建议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就“妇女继承权”
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议案，内容包括：“凡为母者，最少，得与子女同分一份的产业；凡为妻者，得与其夫享受同等或相当的财产；凡为女儿者，得与其男兄弟一样平分父母的家产；凡为庶母及妾者，（就已然说）也有同分其产业之权。”要求这份纲要务须请国民政府批准执行，同时由妇女部组织一个“妇女继承权监察委员会”，监督行政方面认真执行。在同一期，《新文化》还刊登了《男女地权之平均》、《妇女求得继承权的根本解决》、《我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痛苦》等讨论文章。在张竞生等人的推动下，妇女继承权第一次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成为妇女解放运动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新文化》创刊号上，有一篇篇幅较长却不为人注意的重要文章，这就是挹兰女士的《母爱之调节与其要点》。这个挹兰女士就是仍在北京大学教育系读书的张挹兰，张竞生在上海创办《新文化》，张挹兰随即寄来稿子以示支持。这篇文章写于192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