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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谐——裸体画的美处，在使全身中得到谐和的结果。
大家已经知道女体的美全靠于曲线形。这整个的曲线形非把身体的各部连成一气不能表现此部与彼部的和谐。又如男子以直线美见称的，他的骨骼着实与筋络坚韧，皆足以表示男性之美，但此也非用全身表示不可。总之裸体美自有他真正艺术的价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4）
他是自然的，完善的，和谐的，以及动情的，尤以动情一项为最特色。
这种理论的阐发，使张竞生对裸体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有力地回击了“裸画”即“春画”的谬论。针对上海县知事危道丰指责刘海粟的模特儿与伤风败俗的裸体画实是“变相之春画”，而刘海粟无词以对的窘况，张竞生首次从理论上辨识了“裸体画”与“春宫画”的根本区别：“裸体画的用意不在阴部，乃在全身。而春宫图，乃专一在写阴阳具。尚不止此，裸体画乃写男体或女体的表情，不是如春宫图的写男女私处联合为一气，而其联合的作用又使人别有感触也。知此二点的大分别，而可知道裸体画的目的为美，为艺术，为卫生，而春宫图的作用为性欲冲动与房事兴趣。……我们素来看裸体书为春宫图一样，所以社会完全无裸体画这件事，结果，唯有春宫图的发达，不必说到历史上的某某人专擅画春宫图著名，就如今日社会上尚有极多的春宫图。他们画得甚精细，极好的绢帛上一幅一幅男女的裸体交合，不过十余幅有售至数十元之多。愈阔绰与愈讲道学之家，愈藏有这样的贵重珍品，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谁知裸体画在公开方面的消灭，正在暗中为春宫图助势呢！”
这是张竞生一贯的态度，与其强行禁止裸画而暗中泛滥成灾，不如公开研究性学使之成为科学，进而习以为常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囿于传统的历史惯性与社会风习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张竞生的良好愿望只能是一相情愿。当他在《新文化》杂志上大登特登其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遗余力地普及其性知识时，他不仅遭到卫道士们的公开责难，而且受到来自知识分子阵营的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关于性学的论战。
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最早赏识张竞生的是周作人，当《性史》出版卷起漫天风雨的时候，替张竞生说公道话的还是周作人。应该说，作为北大同事，周作人对张竞生的印象不坏，评价颇高。但当张竞生到上海创办出版《新文化》杂志，发表一系列想象丰富、文采斐然、充满奇思妙悟，甚至颇有些荒诞不经的性学文章后，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先前的欣赏变为质疑与批评。
1927 年2 月26 日，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了《时运的说明》，对张竞生的所谓性###动的命运铁口直断，颇有法官判案的味道。他说：“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即1926 年）底为止，一交十六年的元旦恐怕运气就要坏了。……因为张博士的《新文化》第一期是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而这里边充满着乌烟瘴气的思想，所以这个日子是张博士的性###动上的一个关门，划分他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民国十六年以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张博士的神交与情玩的学说，我也不敢赞成，但这只是浪漫一点罢了，还不至于荒谬，而其反礼教的大胆则是很可佩服的。……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吸，引道士的静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喔，喔，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家改业为术士了么？” 。 想看书来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5）
对于周作人的冷嘲热讽，张竞生并未作任何回应。张竞生正忙于编辑《新文化》，同时，因为褚松雪的出走，张竞生两岁的儿子日夜哭闹，使他神昏意乱，几欲发狂。带着一种痛恨而鄙视的心情，张竞生写下了一篇鞭挞褚松雪虚伪冷酷、薄情寡义、过河拆桥的长文《美的情感——恨》。张竞生几乎咬牙切齿地说：“我恨这样的伴侣，这样的情人，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又无可奈何地哀叹：“我恨我的爱的艺术的失败，我更恨楚氏不能接受我的爱。”张竞生听说褚松雪已从汉口寄来一篇文章拟在报上发表，攻击张竞生，故写下这篇文字以自卫，先在《新文化》第二期刊登广告，再在《新文化》第三期全文发表。
3 月14 日，《女伴》编辑叶正亚以《〈新文化〉上的广告》为名投书《语丝》杂志，详细披露张竞生与褚松雪的感情纠葛与褚松雪出走的经过，抨击张竞生“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
周作人不仅全文照登叶女士的文章，而且在“岂明案”中，严厉地指责张竞生“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并且阴阳怪气地讥讽张竞生：你不是提倡“情人制”么，那褚女士去找情人又有什么呢？你不是标榜新文化么，为何又满脑子旧礼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对于叶正亚的指控和周作人的谩骂，张竞生不再沉默，先作《打倒假装派》予以辩解：“我非恨褚氏有情人，也非恨伊不与我好。
我恨伊不是真真实实讨情人，做情人！恨伊是一个假装的女人，满嘴如叶正亚一样的谎话。”“我的情感是极热烈的，故可爱时真实爱，可恨时则真实恨，断不肯如叶及周作人一班人的阴险吞吐，半生半死的情感。”张竞生疾恶如仇，又爱憎分明，他十分反感周作人的无端指责，尤其不能容忍周作人那种毫无来由的道德优越感，遂专门在《新文化》上组织了“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讨论”，发表了华林、湘萍的来信，揭开周作人的假面，并撰写了《竞生的评论》予以回击：“周君的头好比太太们缠过的脚，虽自己努力解放，但终不免受旧日束缚的影响以致行起来终是不自然。”“周君终是抱守中庸之道的，说好点是稳健，说坏些是不彻底，不新不旧，非东非西，骑墙派的雄将，滑头家的代表。”张竞生一不做二不休，把周作人的老底一锅端出：娶日本女人，挂日本国旗，订日本报纸；看到昔日的老师章炳麟即将倒运，就下井投石，作《谢本师》，侮辱师长。
这种无国家无君父无骨气的无聊文人，又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人呢？
真正的性学论战始于周建人。周建人出生于1888 年11 月，是鲁迅的三弟。他与张竞生同庚，却没有张竞生幸运，可以周游列国游学西方。他幼年辍学，曾到北京大学旁听，1921 年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靠自学成长为一个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他对性教育、妇女解放、优生优育、婚姻家庭等问题十分关注，并有很深的造诣。从1920 年至1930 年，周建人先后发表此类文章近百篇，其中关于性教育的文章占了近一半，是周氏三兄弟中发表性教育文章最多的一个。1926 年10 月，周建人发表了《关于〈性史〉的几句话》，首先对张竞生的《性史》提出批评，随后又陆续在《一般》杂志1926年11 月号、1927 年1 月号发表了《答张竞生先生》及批评张竞生道士思想的文章，在1927 年《新女性》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性教育运动的危机》，在1927 年3 月号的《一般》杂志发表《呜呼张竞生的卵珠》，对张竞生提出的所谓性部呼吸、丹田呼吸的科学性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强烈的质疑。张竞生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提出反批评，他除了在《一般》杂志1926 年11 月号发表了《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一文外，以《新文化》为主阵地，先后发表了《新淫义与真科学》、《一个抗议》、《性教育运动的意义》、《砍不尽的上海文氓头与泸胞及周建人》等系列文章，展开了公开的辩驳，其中不乏意气之争，但本质上是对性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同，而导致了彼此的分歧。其纷争的焦点主要包括：《性史》的材料与结论、空泛与真实之争。周建人认为，对于《性史》，“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不是论料本身”。张竞生认为，恰恰相反，结论固然重要，但由于太过抽象，难免枯燥无味，《性史》的主要价值，“乃在给阅者一些有兴趣的‘论料本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6）
周建人批评张竞生征集的那些性经历的自述，多是“空泛”，而非“事实”，“空泛是事实的形容词，并非事实之反；小说是形容描写出来的情形是怎样的。”张竞生驳斥其武断，凡稍知《性史》之内容者，可以说“那些性的经历的自述，差不多大部分尽是事实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之处，也多是文学的”。强调内容真实，描写艺术，既有真实性，又有可读性，这就是《性史》之所以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是否存在之争。发现“第三种水”，是张竞生在性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之一，他认为“阴道液为第一种水，阴核液为第二种水，但‘第三种水’，即‘巴多淋液’，则非待女子有充分性兴时不能排出”；并对“卵珠与第三种水齐来”的关系作了大胆的推测。至于性部呼吸，张竞生认为“从血液、神经及筋络三方面分开起来皆可得到性部有呼吸可能的事实。因为在这些地方，性神经为最灵敏，而筋络的伸缩又极灵动，又血液涨落的程度于冲动时与冲动后的相差极大。故当冲动时，即同时性神经经受了刺激，同时血液膨胀，同时筋络与膈膜也起了伸缩的作用。由此三端组合起来更可见性部呼吸为确然有征了”。张竞生特别指出，这是他个人的研究与推测，这种研究与推测“纵有错误尚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类皆推测而来也”。周建人则认为“张先生要用推测，那当然只好请便，但须有一个限度……西洋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家颇多，我们要证验他们的研究是否真理是需要的，但不顾他们的研究而妄自测量，我却以为不可！”“凡一切对于性的偏见，秽亵观念等等都在应当纠正之列的，今张君借讨论性知识之名，不纠正道教（方士）的可恶的思想，还要对青年们提出‘丹田呼吸’以及‘性部呼吸’来，且说怎样的有效，实在是不应该！……
我和张君素不相识，更无丝毫的嫌隙，现在他要把这等谬误的思想灌注给一般青年，这实在使我忍不住又要提出抗议了。”
新旧淫义与何谓科学之争。针对周建人“我所谓淫，就是除了夫妇交媾之外而有性欲的行为”的观点，张竞生从常识、哲学、艺术者三个方面重新定义淫义、解释淫义。张竞生认为，所谓“淫义”，“不过是一班普通人能懂的常识，如说：每星期仅有一次交媾，不能算‘淫’，因为淫就量说，乃是过多之谓。若使壮年之人每星期仅交媾一次，当然不能叫做‘淫’，这是常识的常识。”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凡男女之事于质上愈能尽情满足，愈算正经，愈算不淫；换句话说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淫”即“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从艺术家的眼光看：“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张竞生调侃地说，这种释义，是周君那种“专门误会为能事”，耽于呆蠢法、歪缠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国式的科学家”，是完全不懂的。说到科学一层，张竞生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生动变迁的。一切定则皆是相关的。无有一件事物永久不变，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随了各人的聪敏智慧与时间空间及速力的关系而可变为无数的现象。所谓科学的定则为事物万世不易的条理，应合万人一样的口调，皆是傻的蠢的科学家死成法的瞎说。”因此，要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而以艺术为方法”。周建人批驳张竞生“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便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为伪科学，他认为：“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7）
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之争。对于性教育运动，周建人与张竞生也有截然不同